一個人的愛與死

林賢治，當代著名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著有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後十年》等。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曼陀羅文叢”“流亡者之旅譯叢”“流亡者叢書”“世界散文叢編”;《散文與人》《讀書之旅》《記憶》等叢書、叢刊多種。選編《絕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魯迅檔案：人與神》等數十種。

林賢治筆下的魯迅，是一個叛逆者、復仇的戰士、舉火把的人、無政府主義者、鄉土詩人、守夜者、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從無愛的人間走來的人，一個向墳的過客，一個揹負了巨大的虛無，卻執着地挑戰死亡的人”。對於一個崇尚精神自由的思想者來説，愛意味着靈與肉的自然結合，卻也伴隨着矛盾、掙扎與苦悶。重尋愛的角色令他終於欣喜地表示“我可以愛”，甚至願意“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於戴王冠”。然而，作為一個懷疑論者，他終究還是選擇“把自己放逐到荒原中去”，如同他小説中的許多人物一樣，在無愛的人間死掉。“死對愛的戰勝，正好使他無所眷顧、無所忌憚於無愛的人間，而成為滿布怨敵的社會的頑固的敵人”……

林賢治以其獨特的視角、激越且富於詩意的筆觸，復原了一個豐富、完整的魯迅，在無限追溯魯迅的思想和情感變化的文字脈絡中，支撐着林賢治深刻而強烈的個人體驗與共鳴，他將魯迅融入自己的生命境遇，帶領讀者潛入魯迅的思想命題之中，在“閲讀魯迅”的過程中獲取精神、勇氣和力量。

林賢治的文字既有盧梭式的憤激與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與明澈。

——摩羅

魯迅身上表現出來的那種超人的韌性、永不屈服的鬥爭精神和屹立不倒的獨立人格，理應進入我們的精神生活並且構建我們的精神生活。讀林賢治筆下的魯迅，如同聆聽一場靈魂的對話，它使你獲得的不止是思想，更是一種生存的勇氣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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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書附贈魯迅手跡、手繪、書影特製書籤。

守夜者札記

一個人的愛與死

魯迅的反抗哲學及其運命

一個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也談假如魯迅還活着

五四、魯迅與胡適

魯迅三論

也談魯迅研究之謎

魯迅與王朔的“有神論”

就李敖評魯迅答記者問

魯迅仍然走在我們前面

朋友告訴我，説有一位海上批評家説我是魯迅的“凡是派”，問我意下為何？我回答説榮幸之至，只是愧不敢當。在中國，魯迅是唯一使我確信的一位真正能為中國的進步和底層大眾的命運着想的知識分子。不同於權勢者，他沒有指揮刀可供驅遣，所以教人嚮往者，全憑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實在難以追躡，用一句古話來説，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謂“止”，換言之，也就是雖欲“凡是”而不能。

舉最簡單的例子。魯迅要英俊出於中國，甘願做“人梯”，讓別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後來加入左聯，就是樂於為激進的青年所利用，但從當時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這班人“皆茄花色”，卻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份做犧牲的用心，坦白説我是沒有的，相信那位自以為超拔的批評家也未必便有。

我讀魯迅始於中學時代，記得剛進學校，便買了一冊《魯迅小説集》。然而，在明淨的玻璃窗下，最多隻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時，至於深隱的意義，那是無由體察的。到了“文革”，閲讀才算是比較的有系統，雖然買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單行本都給我弄齊了。與其説這是書林中的一次邂逅，毋寧説是帶有一定意向性的選擇。不過，只有這時候，我才意外地發現，魯迅的著作原來是一服強力止痛劑。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鄧拓”、“牛鬼蛇神”，被揪鬥了兩天兩夜，後來被紅衞兵運動沖掉了。幾年後，父親先後兩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時間被關押在一個叫“三結合”的監房裏。大姐為了同隔別多年的丈夫團聚，於是成為“偷渡犯”，入獄不下數次。那時，“羣眾專政”是不管吃飯的，我便充當了一個送糧食的角色，奔走於“大隊”與“公社”之間。最荒誕的有一次，因為送糧食的時間晚了，把我也給關了起來，直到一週過後才被釋放。每當政治運動屆臨，宣傳隊工作隊進駐村子，不問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為審視的對象。驚恐、焦慮、屈辱和苦痛籠罩了每一個日子。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給我慰藉？誰能給我以生存的勇氣，教我走人生的長途？我慶幸自己能夠閲讀，因為在焚餘的有限的書籍中，我得以重新認識那個叫魯迅的人。

是人，不是神。人們談“文革”是“現代造神運動”，其實所造的乃是別的神，並非魯迅。魯迅永遠是無權者的靈魂的保護人，——這是我，從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閲讀經驗中所感知的，而不是從聖諭或權威著作中獲得的結論。魯迅從困頓中來，深知底層的不幸；他經歷過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過左聯及留蘇朋友的關係），對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觀察；他一直經受黑暗的壓迫，從國家這頭怪獸到出沒無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見識過、交戰過。他站在壕塹裏，但有時也走出來，露出筆直的頸項、骨頭和血肉，抵抗背腹兩面的夾擊。然而，即使在搏戰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不忘以寬大的布衣護衞弱小的一羣。他説過，他本人更偏於“姑息”的一面。然而，社會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選擇的只有抗爭。

“文革”進入後期，氣候不但不見晴朗，反而愈加惡劣。在鄉村寂靜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我一共寫下十餘篇論文：《魯迅論秦始皇》、《魯迅與瞿秋白》、《魯迅論〈水滸〉》、《魯迅論寫真實》……這些文字，都是為當時的時代語境所激發的，而且都同魯迅有關。除了《魯迅論〈水滸〉》一篇在多年以後拿出發表外，其餘沒有發表，寫作時根本就沒有想到要發表，相反極其害怕被發現。稿紙寫滿後，便小心地一頁一頁投放到木匠朋友為我的桌子特製的活動夾層裏。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魯迅當年説他是戴枷鎖跳舞，我卻是在枷鎖中靜靜地待着，想象當眾跳舞的幸福。記得巴金曾經説他在“文革”中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每譯到那些詛咒沙皇暴政的話，就有一種復仇般的快意。我很能體會這種心情。

20世紀80年代初，正值反“自由化”的時候，我被借調到目下所在的單位做編輯工作。兩年後，“清除精神污染”不期而至。我再次成為批判的對象，好在罪名不大，“提倡‘現代派’”而已。而今，後現代主義大行其道；想想二十年前的那場吵鬧，真是如同兒戲，誰能説我們的歷史沒有進步呢。可紀念的是，因為有了這場批判，也就有了《人間魯迅》的寫作。憑經驗，無論日子如何艱窘，只要有魯迅出現其中，我就近乎神蹟般地有了堅持的確信。傳記完成後，除了《魯迅全集》和有數的幾本論著，我把所有關於魯迅研究的資料都贈給博物館的一位朋友了，心裏想，從此寫點別樣的東西罷。然而，事實上，我還是斷續地寫了不少有關魯迅的文字，除了專論，其他評論文字也都時時提到他，夾帶着他的話語。這時我發現，我已經無法繞開他了。

承蒙出版社的盛意，讓我編輯了這樣一個集子。比起別的中國人來，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坦，但是有一個較為特殊的情況是，魯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對我個人來説，多出一個魯迅或是少了一個魯迅是大不一樣的。作為一種閲讀經驗，的確是純個人的，無法複製，也無法置換。我無須勸誘他人閲讀魯迅，但是，當魯迅遭到不無惡意的歪曲，甚或誣陷時，卻做不到如魯迅説的“最高的蔑視”，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擊，自覺這是對於師長者的應有的道德。集子中有幾篇論辯式的文字，即緣於此。至於其他散論，談不上什麼高見，僅餘私下的一點感念之情而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