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圖公案

書敍包拯借私訪、夢兆、鬼語等而斷冤折獄的故事，每則故事先敍案情、訴狀，後寫判詞和結局，內容雖多宣揚封建道德，但亦反映人民要求減輕壓迫、平反冤獄的願望。各則敍事獨立成篇，互不聯屬，全書實為一部雜記體的短篇公案小説集。 ^[3] 

《龍圖公案》一書不題撰人，成書約在明末。這是講述包公斷案的故事集，有繁本和簡本的區別。繁本共十卷一百則，簡本則僅得六十二則。從繁本一百則故事來説，這部小説素材的來源頗是雜蕪，取自《百家公案》一書的故事最多，計有四十八則。《百家公案》成書約在明嘉靖年間，所見的最早刊本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朱仁齋與耕堂本，這是講述包公斷案故事的第一部小説集。除了《百家公案》外，《龍圖公案》的其他故事分別出自多部公案小説集，如《廉明公案》《詳刑公案》《律條公案》等。 ^[5] 

【包公】姓包名拯，是《龍圖公案》中心人物。史有其人。北宋仁宗時，安徽合肥人氏。《宋史》中《包拯傳》載，其人“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皆憚之”。小説中的包公與歷史真人很不同。是依照人們的理想、願望，根據話本、戲曲和傳説寫成的“箭垛式”人物，有濃重的神話色彩。他為民斷冤折獄，不懼勢要權貴，執法如山，縱然皇親國戚殘害百姓，他也能依法辦事，嚴懲不貸。他或為執法清官，或為破案的智者，能以夢兆、鬼語，悟出人情事理，縱使無頭奇案亦可垂手立破，縱使叔嫂鬥法、她埋嫌隙釀成的慘劇亦能剖清是非，折服羣倫。然而，其思想性格並不貫統一致。 ^[3] 

《龍圖公案》除了塑造了包公的正面形象以外，也和其他的公案小説一樣，專以社會和人性中的陰暗和醜惡為主要表現對象，着眼於人們之間的不和諧與矛盾衝突，展示了市井鄉村帶有陰冷、恐怖氣氛的風情畫。《龍圖公案》的批判對象，上至皇親國戚、王侯世家，下至貪官污吏、豪紳惡棍，小説揭露了他們飛揚跋扈、胡作非為、荼毒百姓、橫行霸道的行徑。《龍圖公案》中還描寫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主要目的是為了表現包公的斷案能力和破案技巧，同時，也折射出明代社會的各種病態現象，反映了金錢侵蝕下的險惡世風。 ^[6] 

該書十分廣泛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黃菜葉》和《獅兒巷》都是以批判皇親國戚為內容的作品。前者寫河南府織匠師官受之妻劉都賽元宵節到西京鰲山看燈，不料人多擁擠中與同伴失散，迷失回家路途。皇親趙王見她容貌美麗，將她涯騙入府，強行霸佔。劉都賽思念丈夫、孩子，以補衣為名讓丈夫師官受進府相會，趙王發現後，將師官受同另外四個匠人一齊殺害，義將師家全家殺戮。師官受之弟師馬都在揚州免遭於難，前去東京告狀，趙王又命監官孫文儀將他打死，屍體被藏在黃菜葉中抬出府外，恰遇包公經過扣留下來，救活司馬都，斬殺趙王，雪了冤案。作品描寫包公設計，故意薦趙王繼任開封府尹，賺他前來受審，趙王來到開封，“行過南街，百姓俱怕，各各關門，趙王在馬上發怒道：‘汝這百姓好沒道理，今隨我來的牌軍在路上日久，久缺盤纏，人家各要出續綿一匹。’家家户户搶奪一空。”反映了人民羣眾對統治者的痛恨之情。

《獅兒巷》寫的是秀才袁文正攜妻張氏進京趕考，曹國舅在長街之上看見張氏貌美，將袁生夫妻並孩子哄入府中，絞死袁文正，打死他們的孩子，強佔了張氏。袁生冤魂到包公那裏告狀，使血案終得昭雪。作品同樣描寫了曹國舅一家的橫行囂張，他家府門上大書數字：“有人看者，割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包公向一老人詢問曹國舅所作所為，老人嘆曰：“大人不問，小老哪裏敢説！他的權勢比當今皇上的還勝。有犯在他手裏的，便是鐵枷；人家婦女生得美貌，便拿去奸佔，不從者便打死，不知害死幾多人命。”這般罪大惡極，當包公要將曹國舅正法時，文武大臣和皇后紛紛前來説情，最後連仁宗本人也親自為甥舅開脱，要包公“萬事看聯份上恕了他罷。”這些描寫顯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最高統治者庇護的是本階級的成員。 ^[7] 

《龍圖公案》大多篇目雖採自其他公案小説集，但並非簡單照搬，不少地方都經過文學化的潤飾加工，比如刪去了原作中的一此訴狀、判詞，不再像法家書那樣按類分目，對小説原來的題目也全部進行了加工，兩兩對應，較為工整，像章回小説的回目那樣。這樣，較之先前的公案小説集，文學意味更濃。總的來看，書中多數作品篇幅較短，重在對案件的敍述，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藝術水準不算很高，但也有一些曲折有趣、剪裁得當的篇目。

《龍圖公案》一書中還有12篇形式獨特的作品，如《忠節隱匿》《巧拙顛倒》《久鰥》《絕嗣》等，所寫雖是判案，但不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案件，故事性較弱，主要是對人世間的不公平現象如巧拙顛倒、善惡罔報、壽夭不均等進行評述和裁決，論辯色彩較濃。這種裁決，多是在陰間地府裏由包公進行。這些作品可能是那位評點者聽五齋所寫，具有較多的批判色彩，與全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從形式上看，這類作品都有狀詞和判詞，且全文的核心和引人之處、即在這些法律文書上，不少判詞帶有調侃和幽默的意味，系宋代花判公案的一種變體，因時代背景及作者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增加了較濃的激憤色彩，減弱了原先的那種輕鬆和詼諧意味。 ^[8] 

《龍圖公案》對後世公案小説的創作影響較大，像《施公案》《三俠五義》等小説都直接受其影響，其審案、斷案部分有不少是依據該書改編加工而來；其以一個人物貫穿全書的形式已初具長篇小説的雒形，《施公案》《三俠五義》等小説正是在此基礎上採用連綴式結構，發展成長篇鉅製的。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