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公案

小説借傳奇手法，將包公的歷次微服私訪、夢兆，乃至陰間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書中圍繞包公的出身源流及為官時所審理的案件， 演繹出100回94個公案故事（其中5個故事有明顯先後關係， 共佔11回）。 ^[3] 

對《百家公案》中的故事進行分析歸類， 發現《百家公案》中94則故事， 具有明顯志怪色彩的故事共59則， 其中包括鬼魂故事23則、 神仙故事31則、 精怪故事14則、 動物故事7則。

在23則鬼魂故事中， 只有2則故事中的鬼魂是被告、 肇事者， 其餘21則都是原告、 受害者。 他們大都有悲慘而不易被人察覺的經歷， 有的是被正室毒死或打死的妾， 有的是被污而自殺或他殺的女子， 有的是被謀財害命的客商， 有的是被姦夫或強搶民女的官宦所害的丈夫。 這些鬼魂大都沒有什麼具體的形象或性格特徵， 僅作為一種符號存在， 為引出包公伸張正義做鋪墊。 他們或夢中訴説冤情， 或化作一道旋風前去引路， 尋找屍體， 或僅是一種憑空而出的聲音。

31則神仙故事涉及佛教、 道教、 民間信仰中各路神仙， 如： 城隍、 土地、 王五、 鍾馗、 中元三官、 山神、 天帝、 觀音、 靈應大王、 太白星、 茅山董真人、 廣方大師、 太乙真尊、 注祿判官等。他們大都出現在鬼魂故事或是精怪故事中， 或是幫助包公審鬼魂之冤， 或是幫助包公除妖滅怪， 也有少數幾則是幫助故事中的落難者。

除了這些“正神”故事之外， 《百家公案》中還有一則“邪神”參沙神的故事。

14則精怪故事中包括： 蛇精、 狐狸精、 梅花精、 骷髏精、 雞精、 貓精、 石瓶精、 妖僧、 鯉魚精、 猴精、 鼠精、 狗精等12種妖怪。

動物故事共7則， 數量最少， 故事情節也較為簡單。 這些故事中的動物並沒有變成精怪， 而是保持動物的體貌， 但同時也被賦予了人類的一些特點， 比如知恩圖報， 或是不平則鳴。 ^[3] 

從開篇序言可以看出，作者明顯受到當時説唱文學的影響，該書是按照“話文”的要求去編寫的，目的是“助天下江湖閒適者之閒覽”，即以通俗文學的要求編寫普通讀者可以閲讀的讀本。應該説，其創作目的十分明確。同時也説明，此書不是簡單地彙集以前的公案故事讀物，而是有意識地編撰成通俗讀本，因此，它不是短篇小説總集，而是一部長篇通俗小説新著。説它是長篇通俗小説，是因為它有統一的創作構思，有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包拯，有基本一致的思想傾向和大體相同的敍事風格。為了實現作者制訂的創作目標，作者將一些本來與包公無關的故事移植改編為包公斷案故事，以保證全書的統一。作者還將不少文言小説故事改編入《百家公案》中。 ^[2] 

《百家公案》成書的確切時間，已頗難稽考，但現行的最早刊本，卻明署着“萬曆甲午書林與耕堂梓行”，也就是説，這個小説集，最遲在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便已印行，而且，可以肯定，它決不是包拯斷案小説集的祖本，甚至也不是《百家公案》這書的初刊本。《百家公案》大約成書於萬曆初年。 ^[4] 

全書只有第91回《斷卜安偷割牛舌》與《宋史》中包公事蹟有所關聯， 其他的故事則來源於歷代法家之書、 話本、 戲曲、 文言筆記小説、 白話小説等。 ^[3] 

包公：作品主人公，他充滿了斷案智慧。有時他深入現場細緻勘察，有時根據案情正確推理，有時還採用麻痹的辦法來誘使罪犯暴露案情。他熟諳人情物理，具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從包公斗爭的對象來看，主要都是一些市井無賴和皇親國戚。 ^[5] 

這部小説通過敍述一個個包公斷案的故事，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內容，集中表現包公剛直不阿的氣質，深入、細緻的作風，智勇兼備的品格和為民請命的精神。 ^[6] 

在《百家公案》中，包公的鬥爭對象，不再以權豪勢要或者皇親國戚為主，而是竊賊強盜和姦夫淫婦佔了大多數。這樣，倫理道德問題被提高到一個顯著的地位。小説在這些故事結尾部分，一般都有編者喋喋不休的勸誡。勸誡的內容，無非是大量反覆地灌輸忠孝節義的那一套封建思想，具體針對名節、貪淫、悍妒、偷盜、謀財害命、停妻再娶等犯罪。當然，這可能很能切中時弊。小説試圖通過反覆申明那一套公認的善惡是非的道德觀念來培養人們的道德情感，藉此維護社會秩序，挽救世道人心。 ^[7] 

《百家公案》的文體風格非常複雜。該書有着廣泛的文體淵源，帶有話本或擬話本、文言傳奇、志怪小説以及長篇章回體小説等的質素，可謂“文備眾體”。不過，跟該書簡單拼湊各書故事的情況一致，各種文體的拼合也表現得很生硬。例如，採自話本的篇目就更多地帶有白話短篇小説的文體特徵，採自筆記傳奇或者志怪的則更接近於文言小説。總之，全書還處於一種“文體混雜”狀態，並沒有經過協調“眾體”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文體風格。 ^[8] 

《百家公案》敍述故事結構簡單， 線索單一， 語言質樸， 這就決定了讀者絕大多數當是平民百姓， 初識文字者， 他們閲讀該書的目的估計也僅限於休閒娛樂。 《百家公案》中所描寫的法律案件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便會成為百姓關注的熱點， 有神怪出現的奇案、 迷案更是能夠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理。 ^[3] 

《百家公案》採用了説話人第三人稱評述模式，這在公案小説發展史上是一次突破性的飛躍。作者客觀地或是摻合主觀色彩地敍述案情，並不直接介入情節中，超離各個人物之外，以凌駕的眼光交待一切人物事件，引導讀者進入故事，並有時表明主觀態度和價值判斷，發揮陳述和詮釋的作用。 ^[9] 

第一， 民俗價值， 尤其是對於民間信仰的研究， 提供了許多可供研究的參考資料。 包公信仰與包公故事的傳播有着密切的關係。 我國古代封建社會， 文化的普及程度不高。 百姓對於白紙黑字的無比崇拜和盲目信賴， 使得很多百姓認為故事、 小説中的內容是真實不虛的。 《百家公案》中通過這些怪異故事將神力集於包公一身。 因而， 《百家公案》中這些怪異故事對於加深百姓的包公信仰， 有着巨大的作用， 這對於考察包公信仰來源及其演變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佐證。

第二， 文學價值， 尤其是對於包公文學乃至公案小説的發展有着很大的影響。 據苗懷明考證， 《海公案》抄自《百家公案》18篇， 《詳刑公案》抄自《百家公案》5篇， 《龍圖公案》抄自《百家公案》48篇。怪異故事作為其中被抄襲的部分， 也大量見於其他公案小説中， 為後世的公案小説開創了“志怪”加“公案”的創作模式， 受到後世公案小説的競相模仿。 如《龍圖公案》抄自《百家公案》48篇故事中， 有近30篇關於鬼魂鳴冤、 神仙顯靈、 精怪作亂等怪異故事， 剩下52篇中也有近30篇抄自其他公案小説或為原創的怪異故事。 正是《百家公案》中， 包公拘土地、 枷城隍、 審鬼魂、 除精怪等怪異故事的描寫， 不僅滿足了百姓的好奇心理， 更突顯出古代封建等級社會中百姓對公平正義的渴望。 這就使得公案小説大受追捧， 書商們看到商機， 便引發了公案小説的繁榮， 繼而引起了包公文學的熱潮。 在《百家公案》之後， 有《龍圖公案》《三俠五義》《清風閘》《萬花樓演義》等以包公為中心的各色名目的小説、 戲曲。 於是， 從明代開始， 公案小説形成與歷史、 神魔、 世情等小説分庭抗禮的局面。 ^[3] 

學界共發現三個版本： 與畊堂本（1）、 楊文高本（2）、 萬卷樓本（3）。 三種版本雖然在卷數上有所差異， 但在回目數量和次序上卻完全一致， 故事情節也大體相同。 其中尤以與畊堂本最為通行。 ^[3] 

已知主要版本有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朱氏與畊堂刊本，藏江西省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日本蓬佐文庫；明萬曆書林景生楊文高刊本；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萬卷樓刊本。1985年台灣天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説叢刊”、中華書局“古本小説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朱氏與堂刊本，1995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中國古代孤本小説”、1995年巴蜀書社“明代小説輯刊”排印朱氏與畊堂刊本。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