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述懷

伯喈遷塞北⑴，亭伯之遼東⑵。

伊餘何為客⑶，獨守雲台中。

途遙已日暮，時泰道斯窮。

拔心悲岸草，半死落巖桐。

目送衡陽雁⑷，情傷江上楓。

福兮良所伏，今也信難通。

丈夫自有志，寧傷官不公。

⑴伯喈（jiē）：東漢蔡邕的字。蔡邕（133－192），東漢文學家、書法家，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

⑵亭伯：東漢崔駰的字。崔駰（？－92），東漢文學家，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之：往，到。

⑶伊餘：自指，我。

⑷衡陽雁：衡陽南有回雁峯，傳説秋末冬初，大雁由北向南飛來，至此停留下來，不再南飛，遇春而回。“雁不過衡陽”是古詩詞中一個常用的典故。

李百藥寫過像《奉和初春出遊應令》的宮廷詩，但這首《途中述懷》與宮廷詩的全部創作原則相反，李百藥在詩裏塞進兩個與他的情況相近的歷史先例，蔡邕的流放和崔駰被竇憲授予位於東北地區的卑職。這兩人都是東漢的學者。衡陽傳説是大雁南徙之旅的終點。與魏徵的《述懷》相較，兩首詩都結束於原則的肯定和道德的決心。李百藥説：丈夫自有志，寧傷官不公；魏徵説：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兩首詩在運用歷史典範及風景描寫方面也是相似的。這是李百藥在放逐和逆境裏所寫的詩歌。可見他在失意的時候常寫出脱離宮廷風格和慣例的自我表現的詩。

李百藥在隋末寫於南方的詩篇，語調和風格都與魏徵的《述懷》及隋煬帝的《飲馬長城窟行》十分接近。隋煬帝厭惡李百藥，給了他一個處於偏遠南方的官職。這首詩大約寫於公元605年（隋煬帝大業元年）詩人被貶逐南方時，比魏徵的《述懷》早了十多年。

李百藥（565—648），隋末唐初詩人。身為名門子弟，經歷非常坎坷。他幼年多病，但博學強記，號為“奇童”，其父李德林隋文帝時任內史令（宰相）。皇太子楊勇召他為東宮學士；隋煬帝即位，李百藥失寵，出為桂州司馬，旋即解職還鄉里。入唐，又遭李淵猜忌，流放涇州。李世民即皇帝位，重其才名，召拜中書舍人，此時他已年過花甲。以後多次拔擢，成為李世民身旁的文學重臣。李百藥“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舊唐書·李百藥傳》）。尤其長期外斥階段創作，寫景抒情，弔古詠懷，多失意愁苦之辭，情真調苦，感人至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