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有文章覺天下

史實的真相已經在歲月的熱風中淡出了原有的眉目，歷經時光的摧折與後世的演義，或被神聖化，或被妖魔化。知名青年學者羽戈卻堅守平恕之道和平常心，埋首史料堆中，小心推理、步步求證，撕開近代人物的政治臉譜，讓遠去的真相重新活現。

《戊戌到辛亥：改革與革命的雙重變奏》，以晚清風雲與法國大革命的交織，窺見我們依舊活在舊時代的遺囑中，誰敢説我們已經走出近代?一場是革命式的改革，一場是改革式的革命，改革與革命本是硬幣的兩面，何以竟被意識形態的厚重陰霾所遮蓋?

一場“計劃外革命”和它所開啓的時代，革命黨和立憲派同台上演，《為什麼是黎元洪?》諸多偶然和必然因素的糾纏，遠非舞台和書本上臉譜化的敍事那麼簡單，現實、妥協、平庸、不得已，方顯“共和”之要義。

《蔣氏父子》，對待權力的態度，多少是秉性之故，又有多少是歷史的機緣巧合?陳布雷之分裂人生，文人與幕僚、儒生與政治，“文章覺天下”還是時代與政治的祭品?晚年思想猛回頭之陳獨秀，桀驁、激烈、光明磊落，“龍性難馴”卻在現實政治的泥潭中沒頂，是其宿命使然?胡適之“容忍與自由”已成顯説，因之也易淪為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藥，然將其置入具體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形態下，豈是幾句話説得清的?……

正如羽戈所言：“近代史花果飄零，滿目瘡痍，讀來易動肝火、傷心腸，所以讀史當如治史，平常心至關重要，不要有過高的奢盼，否則將得不償失。我相信，等你讀通了近代史，最大的收益，未必是找到了什麼真理，而是從此不會受騙了。”

從戊戌到辛亥：改革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為什麼是黎元洪?

談蔣氏父子

陳布雷：豈有文章覺天下

陳獨秀的龍性

重温胡適

喻血輪：傷心最是中原事

吳經熊的鄉愁

勸君莫笑沈啓無

讀史識小錄

後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