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石鴛鴦

《竹石鴛鴦》為立軸中堂，濶65cm，高約120cm，以墨筆作於明代灰紙之上。款題乙酉春日寫。八大山人。下鈐“八大山人(白)”、“何園(朱)”;又鈐“真賞(朱)”於是右下角。構圖取對角倚斜之勢，上留天頭，下着斜坡，畫兩鴛鴦依偎於巨石之上;右上危壁兀立，上平下斜，有芙蓉紮根壁上，旁見側出，偃仰敷榮;實景相對之間留空，恍若有萬頃碧波，極目難測。分章布白，巧妙取勢，咫尺之間，意象蕭遠。

此作之妙，尤在筆墨。八大在70嵗前後，書畫用筆由方轉圓，從務追險絕歸於平正深厚之上來。在書法上，他捨棄了過往追求歐陽詢、黃山谷、董其昌等各家風格及病癲後的狂縱行草，更深溯於藴藉含蓄的魏晉風格。並且，根據現藏於南京博物院、臨於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石鼓文》及《禹王碑》，我們發現他對篆書筆法亦有深厚的研習。而在繪畫上，他把書法用筆融入到物象的塑造之中，中鋒行筆，渾厚蒼雅。尤其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上，把明代由沈周開創的意筆傳統推向了極致。

在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變化的運筆勾勒坡石輪廓，枯濕並用，線條圓轉而帶篆意;樹葉葉面先以淡墨點出，再以濃墨寫出筋脈，花朵則直接以筆勾出;禽鳥點染並用，無刻畫之跡。地坡着草，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最後施以濃墨點苔，提醒畫面，或圓或尖，或亂或整。整幅畫作，用筆可謂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含蓄藴藉，毫無筆仗鋒芒之嫌;用墨則濃、淡、枯、濕、乾、焦相互生髮，層次豐富，有“墨分五色”之妙。

八大山人在隱居的生活中，曾以“灌園”為號，他對自然中的花草禽魚皆有深厚的觀察;特別重要的是，他常常憑藉這些豐富的題材來寄託自己的故國之思，隱喻自己的氣節立場。在這幅作品中，我們看到他不拘於形式，而以逸筆遺貌取神，生機活潑，真所謂“筆才一二，象已應焉。”他所表現的鴛鴦，我們似乎是在寂寥冷雋的世界中感到了一絲絲温情，這或許就是歷經滄桑的老人沖淡平靜的幽懷。與他同時之人在為他作傳中稱，即使處在桑榆晚景之際，八大山人猶然精神不減，染翰不輟，這幅作品正好印證了這一事實。

八大山人在寫意花卉上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從這張《竹石鴛鴦》略窺一般。從風格史的角度，八大山人具有承前啓後之功。影響之大，對於清代以來以至於近代大家如齊白石、張大千的寫意繪畫傳統，可以説是根深蒂固。明代鑑賞家王世貞曾謂：“勝國以來寫花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啓南之後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云云;假使王世貞晚生一百餘年，則必當曰：“考山人之出處，老境彌高;觀山人之花鳥，亦真亦妙”。

在畫幅的右下角，有兩方收藏印。一為民國高官馬步瀛(1890~1978)，一為近代着名實業家陳仙洲(1864～1951年)。自民囯時的<神州國光>畫冊至近年出版的各種關於八大的畫集，皆多有刊印，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可見實屬難得之物。當然，這其中重要的塬因，即是這幅作品作成的時間恰在山人終年之春，而當年八月後，山人即以覯疾而逝;所以對於研究八大風格的變化，這幅作品可以説是一件標誌性的作品。

朱耷的《竹石鴛鴦圖》，此作之妙，尤在筆墨。八大山人在70歲前後，書畫用筆由方轉圓，從務追險絕歸於平正深厚之上來。在書法上，他捨棄了過往追求歐陽詢、黃山谷、董其昌等各家風格及病癲後的狂縱行草，更深溯於藴藉含蓄的魏晉風格。而在繪畫上，他把書法用筆融入到物象的塑造之中，中鋒行筆，渾厚蒼雅。尤其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上，把明代由沈周開創的意筆傳統推向了極致。在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變化的運筆勾勒坡石輪廓，枯濕並用，線條圓轉而帶篆意；樹葉葉面先以淡墨點出，再以濃墨寫出筋脈，花朵則直接以筆勾出；禽鳥點染並用，無刻畫之跡。地坡着草，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最後施以濃墨點苔，提醒畫面，或圓或尖，或亂或整。整幅畫作，用筆可謂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含蓄藴藉，毫無筆仗鋒芒之嫌；用墨則濃、淡、枯、濕、幹、焦相互生髮，層次豐富，有“墨分五色”之妙。

12月13日下午，西泠印社秋拍第三天現場，古代書畫作品專場1807號拍品八大山人的《竹石鴛鴦(芙蓉鴛鴦圖)》從3500萬起拍，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競價過程，成交價在場外電話委託和場內一名男士的叫價中膠着上升，最終以1.187億元的價格成交。

朱耷（1624—1705年），明宗室寧獻王朱權後裔，封藩南昌，遂為江西南昌人，譜名統『0137』，小名耷。清順治五年（1648年）落髮為僧，法名傳棨。一生字、號、別號甚多，有個山、驢屋驢、人屋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號八大山人。坎坷的命運影響着他的人生觀及藝術創作思想，其繪畫作品中多寄託着對清王朝的痛恨，對明王朝的眷戀之情。山水畫在宗法元黃公望平淡天真和明董其昌潤澤秀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古拙奇特、勁拔荒率的藝術風格。花鳥畫在參照明代沈周、徐渭等文人畫法的同時，又融入自己強烈的主觀意識，注重魚、蟲、禽等物象的人格化表現，以象徵手法表達隱晦的寓意。晚年署款將自己的號“八大山人”四個字以草書體連綴寫，似“哭之”、“笑之”，藉此暗寓他面對富於戲劇性變幻的人生，哭笑不得，百般無奈的感慨之情。他與同為明遺民畫家的石濤、弘仁、髡殘合稱“清初四僧”。書法宗王獻之、顏真卿，淳樸圓潤，自成一格。朱耷中晚年，在書畫作品款署中多使用“八大山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