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

《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一書試圖通過研究人際交往，認識社會生活中複雜的社會結構，如權力的產生、權力的維持，對立雙方的衝突合作等社會問題，把微觀層次的分析法應用於宏觀結構，力求從個人人際互動的簡單過程中尋找支配社區和複雜社會結構的社會過程。書中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不僅存在着和諧和穩定，也存在着大量的衝突和變遷。人們為了繼續得到利益，需要對給予自己利益的對方作出回報，這種需要是社會交換的“原動力”，而基本的對等規範則控制着具體的交換活動。社會吸引會導致交換過程的產生，非交互性交換又將導致權力的分化。書中指出，在社會組織活動過程中逐步產生的“共同價值現”既規定了人們在獲得獎勵後負有報答的義務，又給人們提供了判斷交換是否公平的標準，它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約束着組織中每個成員的行動，調節着複雜的交換關係，鞏固對等原則和公平交換原則，促進了社會的整合，同時，書中還把辯證的衝突論的成分也納入了社會交換模式的體系，認為除了共同價值外，有許多社會價值沒有在交換體系中制度化。這是一些“對立的價值觀”，在宏觀社會結構中是反制度的成分，是產生分歧和不平衡的力量。書中進一步指出，要保持組織權力結構的穩定，必須使權力得到集體的公認，使權力合法化。這種權力的合法化就是權威，權威的出現有助於組織或社會的穩定和團結。 ^[3] 

布勞最初萌發要去討論社會交換是因為當時正在做的一項政府公務員的個案研究。在這項研究中，布勞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具體的工作中，官員們總是喜歡彼此私下討論自己所碰到的問題，向其他人諮詢處理這些問題的意見，而官方規定，遇到問題應當向相關主管諮詢建議而不是向同事諮詢。布勞認為這種非正式的諮詢的慣例實質上是一種交易，比如官員在向同事諮詢時，他的同事花費了時間和精力來給他提供建議，而這位官員則以尊敬作為回報。為了區別於純粹的經濟交換，布勞把這種交易概念化為社會交換。布勞關注的問題是，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交往關係與不同的社會位置和與這些位置對應的社會關係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布勞認為，前述這種非正式的諮詢關係已經導致了諮詢的人與提供建議的人之間社會地位和權力的分化。如果把這些社會位置之間的關係制度化，就是我們看到的由不同社會位置和與之相對的社會關係組成的複雜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説，由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交換所產生的社會關係是理解宏觀層次上的社會組織、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的基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勞看到了社會交換概念的重要性並開始了長時間的研究，最終創作了《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一書。 ^[5] 

布勞在該書中把社會交往過程作為分析的中心問題，其目的是“通過分析支配着個體或羣體之間關係的社會過程來幫助人們瞭解社會結構”，即要從充滿了個體間日常往來和他們的人際關係的較簡單過程推導出支配着社區和社會複雜結構的社會過程。

布勞將交換定義為一種特殊類型的交往，它包括“依他人的報酬反應而定的，並當不發生這些期望的反應時便停止的行動”。這種交往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自願性活動，它必須遵守的基本規範是互惠規範和公平規範。在社會交換網絡中，大多數行動者必須進入兩種以上的交換關係，維持一種關係的平衡和穩定可能造成其他交換關係的不平衡和緊張。因此分析交換關係時，布勞認為不僅要考慮平衡和穩定的一面，也要考慮緊張和衝突的一面。在確立交換概念之後，布勞立即把注意力集中於分析基本的交換過程即社會交換的發生、發展及其基本形態上。他認為社會交換始於社會吸引，“如果沒有社會吸引過程，人與人之間的交換便不可能發生”，社會交換通過競爭得以實現。競爭的每一步推動着羣體內部結構的分化，那些擁為相對豐高的社會資源或為其他成員所必衢的稀缺資源者，在羣體中獲得較高的交換地位，而其他成員只能屈居較低的交換地位。在指出分化的一般趨勢之後，布勞提出了一般性報酬的概念類型，四類報酬形式按其價值從小到大排列為：金錢、社會費同、尊敬和依從。只有在交換地位達到比較懸殊的程度時，依從才會作為回報的形式，資源提供者因此而獲得權力，交換關係出現了權力等級的分化模式。在布勞看來，羣體中的權力分化造成了兩股相互對立的力量即整合和衝突的傾向。一方面權力通過向權威轉化來在羣體中起整合作用，合法權威的建立，改變了羣體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內耗的減少，強制性手段的廢棄都使組織達到某種程度的穩定和平衡，從而促進羣體整合；另一方面，合法權威內部也隱含着衝突的可能性，當羣體內部報酬結構和羣體成員報酬期待結構發生變化，使參與交換的成員感到自已在交換中付出的多於獲取。由此產生了被剝奪意識。瓦解了合法權威賴以存在的基礎，從而導致社會衝突。整合和衝突相互交替給社會賦予了一種辯證的特性。總之布勞從微觀領域構想出一系列人羣中的基本交換過程：吸引、競爭、分化、整合與衝突，以此作為他考察所有社會過程的基本分析框架。

布勞承認社會結構具有突生性質，意識到在分析複雜社會過程時有必要重新闡釋和補充基本交換概念；其中“共享價值觀”和“制度化”兩個概念最為重要。布勞認為個人間基本交換的“人際吸引”在宏觀層次為共享價值觀所取代，它為實施社會結構及其成員之間複雜的交換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標準，它能使各方以同樣的情境定義進入交換關係，根據這套情境定義，人們可以預先掌握各種交換關係中社會公認的報酬期待、互惠標準、回報價值以及公平準則。由於共享價值觀提供了一致性的文化背景，從而促進和調節着宏觀層次上的交換過程，減少隔膜、誤會等不確定因素。布勞認為共享價值觀是複雜交換系統得以產生的關鍵條件、舍此超越面對面互動的社會組織就無從談起。要使宏觀交換關係結構化，還需要制度化的過程，“價值觀促進各社會單位中的間接交換，制度化則調節和穩定複雜交換過程”。制度化的核心部分是在共享價值觀的基礎上提出一套涉及各個具體交換關係的穩定和普遍的規範，制度化的交換結構必須給大多數參與者帶來利益。社會結構中的權勢單位的使命就是建立和維持制度，他們也必須服從共享價值觀，其他單位向他們提供一定的報酬作為回報。總之通過價值觀和制度化，布勞説明了宏觀結構的形成與維持，同時他又揭示了這兩個概念的內在矛盾，表現為價值觀內涵永遠不可能全部通過制度化形式加以表達。正是這種矛盾，導致社會衝突，推動制度變革。 ^[2] 

《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是布勞早期的一部著作。 這部著作不僅成為微觀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著作，而且使布勞獲得了社會交換論主要代表人物的聲譽。布勞在這該書中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他的社會交換理論，對微觀社會學分析和宏觀社會學分析之間關係作出了第一次系統論述的嘗試。 ^[6] 

1998年1月，《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中譯本，在華夏出版社出版，孫非，張黎勤譯。 ^[7] 

2008年11月，《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國武譯，2012年再版。 ^[8] 

彼得·M.布勞（1918—2002），美國社會學家，他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1939年移居美國。早年他曾就讀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埃爾姆赫斯特學院，獲學士學位。二戰期間在美國軍隊服役。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曾先後在韋思州立大學、康乃爾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70年他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並任社會學系系主任。之後還曾擔任過1973—1974年度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彼得·M·布勞的主要著作有：《社會整合理論》（1960）、 《科層制的動力》（1955—1963）、《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1964）、 《互動的社會交換》（1968）、《社會交換與權力》（1971）、《社會結構研究的途徑》（1975）、《不平等與異質性》（1977）、《比較理論的觀點》（1984）、 《相互關聯的社會屬性》（1984）。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