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五四運動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日益擴大，引起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仇視，也引起了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這期間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J.杜威來中國講學，大肆宣揚實用主義，抵制馬克思主義。胡適於1919年7月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胡適的文章一發表就遭到革命者的批判。同年8月中旬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了嚴正的駁斥。以後胡適接連發表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胡適在他的文章中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否認社會科學理論的客觀真理性，認為任何主義都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主觀想象的產物；各種主義的對立和差別是由於提倡者的才能、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經驗不同而出現的。他把宣傳主義同解決社會具體問題對立起來，提出要“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種種主義，以反對“空談主義”為名，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謾罵宣傳主義是“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他否認階級鬥爭，攻擊馬克思主義是“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因此形成階級對立，產生階級鬥爭。他反對通過社會革命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主張只可以對一個個具體問題進行研究，作一點一滴的改良。

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能分開的。主義“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是解決問題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只有用理想的主義武裝羣眾，發動羣眾共同行動，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此，我們的社會運動，既要研究實際問題，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互為用、並行不悖的。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能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他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都可以解決。要解決經濟問題，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開展階級鬥爭，這就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他明確肯定馬克思主義是最理想的主義，公開宣佈自己贊成和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嚴正立場，號召廣泛宣傳它，介紹它，使之“昭布在人類社會”，並本着這一主義去進行實際運動，照俄國革命的榜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1919年8月31日《每週評論》被反動政府查封。但這場論戰並沒有因此停止。同年底胡適又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繼續宣揚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説什麼“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接着李大釗於12月1日在《新潮》上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20年1月又在《新青年》上發表《由經濟上解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和胡適針鋒相對，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進一步説明“一切的主義，都在物質上經濟上有他的根源”；認為思想、主義、哲學等等的變化取決於經濟、物質的變化，揭示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表示了社會主義者對於唯物史觀的堅定信念。

與此同時，一些重要的社團內部，如少年中國學會等，也展開了“問題與主義”論戰，批判了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在遭到批判以後，就逐漸離開新文化統一戰線，公開投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1] 

“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內部發生的關於“如何改造中國社會”問題的不同主張之間的一次理性探討，爭論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標誌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最初萌發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