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感知

感知是人類對外界事物反映的最後一個關鍵性鏈接，是人們對外界環境和事物的刺激所產生一系列的情緒變化、認知等心理過程的關鍵因素。風險感知的定義具有複雜的交叉性，它是由人的心理而引發的對外界風險事件的一系列的認識過程所構成的，最終能夠指引人的決策行為。如圖1可以清晰地展示出心理、認知和風險感知之間的網絡連接關係。 ^[1] 

保羅斯洛維奇發現人們對風險的概率估計與實際事故率只有中等程度的相關; 而另一方面，不同的公眾羣體的估計風險之間呈現出高度一致性。他通過因素分析，得出風險認知的兩個基本因素: ①憂慮風險( Dread Risk) ，該因素是與風險的災難性與不可控程度相聯繫的; ②未知風險( Unknown Risk) ，代表風險的可知性程度。 ^[2] 

風險感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Sowby設計了一整套的風險對比方法，該方法的本質是與風險溝通相關聯。Start發現風險可接受性並不僅僅關係到風險本身的收益評估，更要考慮到人們的主觀尺度，如自願性等，他的理論為今後的風險感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Slovic等人利用心理測量範式模型對風險感知進行了不同維度的測量，他主要依據2個基原則：①感知風險是可以定量化並可以預測的；②“風險”對每一個人都具有獨特含義，是因人而異的。

Langford等人描述了一個概念性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多種因子用於説明風險感知的變化。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得到風險感知的大眾測試結果。該模型的提出是基於2點假設：

1)風險感知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每個人心中都存在幾種不同的風險評估標準，一些極端事件會以非常複雜的方式操縱人對風險感知的結果。

2)在人的深層認知結構和外部事件中存在一系列的聯繫。其中心智過程、外部觀察產物、重要的思想與圖像信息、周邊環境等因素會對感知風險產生影響。

基於以上假設Langfbrd建立了一個動態的風險感知多維模型，模型包含4個維度，涵蓋了認知心理學、社會科學、地理學和信息科學等內容。該動態結構如圖2所示。 ^[1] 

風險感知研究的策略是建立一個災害分類體系以便了解和預測人們面對風險時的反應。分類框架能夠被解釋為人們為何對一些災害所造成的風險極度的厭惡，而對一些風險則表現的相對冷漠，還可以反映出專家的觀點與真實反應之間的差異。要完成這一目標，最為普遍的方法就是心理測量範式。該方法使用心理縮放和多元分析技術來完成人對待風險的態度和感知的定量化。利用心理範式，人們能夠定量地判斷多種不同災害的當前風險和期望風險與風險的調節期望水平。這些判斷與風險的其他屬性相關聯，例如：①用於假設風險感知與態度的風險特點情況(如自願、恐懼、瞭解、可控性等)；②每種災害帶給社會的收益；③每一年由於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④災害年由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

Slovic將心理測量範式運用於風險認知的測量，獲得了大量的實驗數據，成為探討個體風險認知狀況的重要基礎。其中，多維風險特徵的測量方法是對心理測量原理最具獨特色的發展。風險特徵評價維度的形成完全是基於風險問題的特異性而設計的，對界定和分析風險事件的性質有獨到作用。風險特徵維度是2級評價指標，被試在各個風險特徵上評價多個風險因素，在此基礎上可形成風險認知地圖(cognitivemap)，如圖3所示。依靠風險認知地圖能夠相當直觀地標識出風險因素的位置與性質，為學者提供了一個有效評價風險認知狀態的工具。 ^[1] 

風險感知概念模型是依據社會認知心理學的個體對突發事件的風險認知過程而提出的概念性社會認知模型。該理論模型是一個有關深層認知結構與表層產物之間的路徑鏈接，是結合行為規劃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及認知產物理論的理論概述的概念性表述，是最終數學模型建立的基礎，如圖4所示。其中的路徑鏈接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模型通過對世界觀、認知產物、事件知識背景以及自我效能等關鍵問題的研究完成對風險感知的定性和定避測量。 ^[1] 

風險感知的社會放大效應通常導致不良的後果，它可以放大或縮小一個事故、一次污染、一次爆發的疫情而形成未知風險、忽視風險和一系列潛在的威脅。風險感知的放大過程導致的影響有些時候超過災害本身的直接影響。風險的放大是由多種機制造成的。這些機制產生於將不幸事件或災難視作一個線索或信號，一個事件就是一個信號，一個災難信號是否能夠轉化為更大的危機，一方面取決於災難事件的本身特徵，看另一方面取決於社會的多種放大機制，例如：政府的態度、反應、溝通、信任、媒體、態度、導向，以及社會其他羣體和機構的反應等。事故信號化的方法有助於解釋人們對一些突發事件的強烈反應(如恐怖主義事件)，因為人們對這樣的突發性事件瞭解很少，對這樣事件發生的機制、發生地點等都無法作出判斷。因此，會造成重大的心理、社會經濟及政治上的影響。

根據危機的放大機制和原理以及Slovic的研究成果，可以建立相應的風險感知危機事件衝擊影響理論模型，如圖5所示。

風險感知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個體特徵、期望水平、風險溝通、風險的可控程度、風險的性質、知識結構、成就動機、事件風險度等。在針對具體的災害風險進行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分析時，個體特徵、風險溝通、風險的性質和知識結構一般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由於個體特徵、知識經驗的差異，導致不同的個體具有不同的風險感知的特點。例如: 年齡、性別、職業等個體差異會導致對風險不同的感知特點，以往對風險事件的經驗也會影響個體對風險的感知和反應。 ^[2] 

主要是指風險相關信息的傳播情況。斯洛維奇指出公共風險事件具有漣漪效應，如同在一個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一塊石頭後，環形水波會一層一層地由中心擴散開來。公共風險事件所產生的漣漪水波的深度與廣度，不僅受風險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危害方式和性質等的影響，也與漣漪波及的過程中，公眾獲取、感知和解釋相關信息的方式有關。不當的風險溝通可能導致公眾風險感知的偏差。 ^[2] 

研究表明，人們對概率小而死亡率大的事件風險估計過高，而對概率大而死亡率小的事件風險估計過低; 對迅即發生、一次性破壞大的風險估計過高，對長期的、潛伏性的風險估計過低。斯洛維奇的一項實驗中，普通民眾對風險事件的可怕程度和後果嚴重性的排序與他們的風險感知緊密相關，他們所感知的核能風險遠大於其他風險事件。 ^[2] 

公眾對特定風險事件的相關知識如果瞭解得比較全面，對該事件結果的認知能夠客觀地知覺，或者能夠接受多個而不是單一方面的信息，並能夠辯證地看待和評價風險事件對自己和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有適當的行為反應，那麼，這樣的個體能夠更理性地對待風險事件。個體的知識結構與其受教育程度和個人經驗具有相關性，在研究中其影響往往歸於個體因素。 ^[2] 

情感的影響和人的感情被認為是理解風險感知的重要影響因子。其中對這一觀點的支持有一部分來自於對於“恐懼”這一概念的傳統表述，還有一部分來源於對“啓發式影響”的進一步研究，這一點是基於態度和風險感知之間關係的堅實基礎。具有積極態度的人羣面對風險時會趨向於感覺到相對較低的風險。通過這個橋樑連接將“恐懼”的概念不斷擴寬，其中包含了態度和製造混亂之間的關聯。圖6是情緒與風險可接受性的總結性表達。為了能夠更好地對情緒進行判斷，lzard針對核安全風險將人們的情緒分為10種不同情緒狀態。

情緒因子是人在風險感知過程中對整體知識庫影響最為重要的因子之一，緊隨其後的是認知信任因子，而社會信任因子在整個感知的模式過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其他的影響因子如災害的新類型或恐懼等因子都對模型的影響較小。人們對於風險的態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解釋性變量。通過持續觀察研究，可以發現態度反映出一個基本的圖像，其表徵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情緒響應模式而反映出態度上的差異，通過對10種不同的情緒類型並結合風險感知的研究發現，影響風險感知最為重要的情緒是“憤怒”而不是“恐懼”，而“恐懼”與“滿意”的作用相似，具有幾乎相等的影響並明顯小於“憤怒”。由分析得出，全部的情緒因子共造成了63%人在態度上波動與差異。

總結起來，情緒是人羣態度和風險感知的關鍵性解釋因子，但是如何測量情緒的量，將其定量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1] 

當人們對風險進行估計時，他們對風險估計值的大小通常會因為所選取的風險中暴露目標的不同而得到差異很大的結果，目標可以是自己、家人或者普通大眾。人們對風險的評估結果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可以發現，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不僅僅是風險本身或者是調查問題所涉及的尺度而造成的，形成這樣風險等級的排位其主要原因更多的是由於風險目標差異而造成的。

另外，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解釋為什麼自己會感覺到經歷的風險小於其他人，但在事實上卻是這樣。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面臨的風險小於其他人，這一點被稱作“風險拒絕或忽視”，“風險拒絕”是風險感知中的一個重要特徵，造成這種現象的原

因被稱為“非現實樂觀主義”。當然，真正清楚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由於不同風險目標而形成的風險感知差異是十分關鍵的。為了這一點，對被測試者進行了災害的控制感評估(對於該事件所造成的風險人們感覺到能夠保護自己並脱離險境)。最終，得到了公眾風險和個人風險的風險拒絕與風險控制之間的關係，如圖7所示。

結果所示，風險控制感是非常明顯的重要變量用於解釋風險拒絕現象。然而，對於分離式的數據分析，這種關係則十分微弱。

通過風險目標的區分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個人風險感知與公眾風險感知是具有很大差別的。而在一般情況下，個人風險感知都小於公眾風險感知，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一般主要受到公眾風險感知的影響而不是個人風險感知。 ^[1] 

公眾風險感知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可以追溯到1960 年代Start 的研究，並在斯洛維奇和舍貝里等著名心理學家的引領下得到了快速發展。最初的風險感知研究大都是由心理學家開展的，研究的視角也多集中於公眾的風險認知過程及方式等本質特徵。自1980 年代以後，由於氣候變化、自然災害頻繁、環境問題惡化等一系列危機事件，使得風險感知領域引起很多學科專家的關注，學術界出現了有關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和危險行為等多視角的風險感知研究。

在公眾對自然災害整體的風險感知方面，Axelrod使用心理測量範式確定了公眾對自然災害造成的風險感知的結構特徵。研究發現，公眾感知到的自然災害風險與其它人為的環境風險不同。被訪者認為自然災害對環境產生中等程度的風險，自然災害的風險感知特徵為對人類沒有益處、完全不可避免、對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影響較小和較容易理解。

國內的風險感知研究開始較晚，實例研究工作也比較少。近一段時間由於我國自然災害頻發，學者們開始關注公眾對災害的風險感知與面對災害的適應行為，因而湧現了一批災害風險感知方面的研究。

在公眾衞生事件領域，時勘建立了中國民眾在SARS 疫情下風險感知的心理行為預測模型。結果表明，隨着疫情程度的增加，民眾更加關注治癒信息和患病信息。負性疫情信息，特別是與自身關係密切的信息，更易引起民眾的高風險評價，

導致非理性的緊張或恐慌。治癒信息、政府的防範措施等正性信息更能降低個體風險認知水平，使民眾保持理性的應對行為，增進心理健康。在地震災害領域，蘇桂武和蘇筠分別在四川德陽和新疆喀什、烏魯木齊兩個地震多發區進行了震災風險感知的研究，研究發現震災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包括性別、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房屋結構、居住區危險性等，公眾的風險感知水平顯著影響着其震時及震後的響應行為和態度。

在災害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研究中，鍾景鼐基於岳陽洞庭湖區和開封沿黃地區公眾的調查數據，發現工程的信賴效應對公眾的災害心理認知影響明顯。有近80% 的公眾承認由於存在防洪工程的保護，自己對洪災的擔心程度減少、對控制災害的信心增加。這樣的風險感知對於減災行為傾向，一方面具有諸如公眾自我防禦意識下降等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具有願意分擔對工程的部分投入等積極影響。蘇筠通過在長江流域不同區域開展問卷調查，統計、比較公眾對社會減災能力的信任態度及水災風險感知狀況，發現公眾對於水災風險的感知度偏低，特別是下游地區公眾，表現為風險度判斷、擔心程度均低，受災經歷對公眾的風險判斷有影響。 ^[2] 

風險感知研究作為風險管理的重要環節，如今已成為社會學、心理學、災害學等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分析風險感知在災害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和現狀，可以發現災害風險感知研究具有以下發展趨勢。

( 1) 研究方法的完善與規範。伴隨着風險感知研究的迅速發展，多種研究工具和方法在災害風險感知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然而由於災害風險的感知過程較為複雜，不同研究方法在應用時缺乏一定的規範，研究者在解釋研究工具和研究過程時不夠詳細，影響了研究實驗的可重複性和可靠性。未來的災害風險感知研究在方法上將會針對不同災害現象發展出幾種規範可重複的研究模式，研究者在研究中提供更為全面詳細的方法描述，以便其他研究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進行研究結果之間的比較。

( 2) 多視角聯合。目前風險感知研究已經從着眼於公眾和專家的認知特徵逐漸拓展到分析個體及其所處的社會的風險感知特徵。人的認知過程的影響因素眾多，社會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忽視。因此，未來的災害風險感知研究必將趨向於從社會、個體、文化、經濟等多重視角綜合分析公眾對災害的風險感知，整合個體水平和社會水平上多種研究方法，尋找個體認知與社會因素的交互機制，建立更加符合心理學、社會學、災害學規律的研究範式。

( 3) 研究領域的拓寬。目前國內外風險感知方面的研究多集中於心理學領域，國內外學者多着眼於風險感知基礎理論的研究和研究方法的設計，而對具體的災害事件風險感知的研究較少。同時現有研究多着眼於公眾的風險感知情況，而少有研究分析風險感知於風險適應行為的關係。隨着風險感知研究不斷深入與災害事件結合，災害風險感知研究的範圍將集中在更具體的領域如全球氣候變化以及特定的災害事件等，並進一步探尋風險感知對風險適應行為的影響，從而使災害風險感知研究對風險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更切實的指導意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