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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元

(北大歷史系學生、前台灣清華校長沈君山表弟)

鎖定
沈元 [2]  ,男,1938年生於上海,原籍浙江義烏,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1955年全國高考狀元,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 [6]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反革命罪”錯誤槍決,文革後才平反。 [6]  作品有《<急就篇>研究》《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漢書補註》批註》等。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 [6] 
中文名
沈元
國    籍
中國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38年
逝世日期
1970年4月18日
性    別

沈元人物簡介

沈元,男,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6]  1970年,沈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32歲的年輕生命。
沈元有志於探索史學之謎,他稱從初中開始就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那麼長?也對秦漢史興味甚濃。大學二年級時,寫學年論文,沈元的選題是《論漢武帝》。 [6] 
1956年,沈元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未來的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瀾的好評。 [1] 
1956年2月,沈元在閲覽室裏看到一份美國的《Daily Worker》(《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在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讀後大為吃驚。據郭羅基回憶,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閲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閲。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6] 
1957到1960年,沈元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6]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後因他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主管近代史所的劉導生推薦給歷史學者黎澍,成為他的助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為沈元問題不少人遭受折磨。劉志琴回憶,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認罪,而接納沈元的劉導生黎澍不知捱了多少批鬥。沈元文革中曾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衞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夫妻兩人走到哪裏,紅衞兵就追到哪裏。曾經接納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間,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顧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據學者王鋭的考證,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1月27日處決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難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餘至20餘人。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大鎮反”(處決人數不及當年)。 [6] 
文化大革命“後,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內容為: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6] 

沈元人物經歷

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956年《Daily Worker》披露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956年《Daily Worker》披露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1956年,沈元從美國的《Daily Worker》(《工人日報》) [6]  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環瞬間滑落,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幹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 [1] 
劃為“右派”
1956年“雙百方針”出籠,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着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準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沈元與423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裏他是標準的左派。説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1] 
“文革”劫難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1957年是他通向1970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1957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文章,范文瀾説他的文章比自己寫得好。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毛澤東那裏,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後下了結論,“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説,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到“文化大革命”,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沈元容身之處。1968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示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衞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説法,與王友琴《文革受難者》所説他進入馬裏駐華使館不同。)。 [1] 
遲到的平反
1981年,在沈元被殺11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1] 

沈元遺稿出版

郭羅基回憶稱,黎澍逝世前曾與其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文化大革命”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説,幸虧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之後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 [4]  ,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 [6] 

沈元個人生活

父親:沈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姑媽是美籍科學家。
兄長:沈荃;
姐姐:沈蓓; [6] 
表兄:沈君山,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 [3]  [5-6] 

沈元人物成就

沈元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摘帽歸來24歲的他,在《歷史研究》發表《急就篇研究》,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王國維。25歲,他又在該雜誌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後被《人民日報》整版摘錄,在《人民日報》的出版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6] 

沈元個人作品

《《漢書補註》批註》 《《漢書補註》批註》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出版了沈元遺著《《漢書補註》批註 [4]  ,前面有台灣沈君山(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的序。 [3] 
沈元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急就篇》研究 沈元在《歷史研究》發表的《急就篇》研究
1962年第3 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 [6] 
《論洪秀全》 《論洪秀全》
1963年第1期《歷史研究》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改了標題)。 [6] 
歷史研究》發表《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用筆名“張玉樓”) [6] 

沈元作品評價

來自耿法的撰述稱,當時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研究超越了同樣關注此問題的大學問家王國維,而從《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在史學界引起極大轟動。郭沫若讀後稱讚:“這篇文章寫得好。”另一位史學大家范文瀾讀後也説:“至少比我寫得好。”而劉志琴稱,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師周予同先生,他一説起沈元就眉飛色舞,興奮不已。 [6] 

沈元紀念文集

《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才生之死》,宋詒瑞 編; [7] 
何與懷也寫過一篇《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 [6] 

沈元人物評價

傅國湧: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説,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年代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有關聯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年代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不只是要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兇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7] 
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 [6] 
黎澍:“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 [6] 

沈元自我評價

在北大學習期間,沈元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儘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 [6] 

沈元軍管會佈告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化大革命”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佈告,行文如下: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備註:關於其兄的內容後來在第二次佈告中被刪除)。
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