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業會商制度

北大自1912年正式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以後，便成為了中國的最高等學府，歷經將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北大依然在中國的高等學府中傲視羣雄。不過，如今的北大雖然在教學規模、師資力量上前無古人，但國際聲譽仍然難以和民國時期的北大同日而語。北大今天的魅力，可以説很大程度上源於其輝煌的歷史。

北大是上個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等運動的中心發祥地，也是多種政治思潮和社會理想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地，魯迅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將北大稱之為“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北大最為輝煌的時期當推蔡元培先生當校長的那段時間，雖然當時中國內憂外患交織，但是，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卻擁有很高的聲譽。

北大的原始校園遠不如今天的北大這麼大，很多人把未名湖等景觀視為北大的名片，其實，這原本並不屬於北大，而是屬於當時美國開辦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強行撤銷，所以，北大得以將燕大領土吞併。1949年以後，北大在學術水平和國際高校排名上可以説是每況愈下，如今的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只能算是三流大學。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諸如北大這樣的名校可以説是中國思想文化運動的先鋒。國民黨當時雖然獨裁專制，但高校當中依然具有良好的學習氛圍，學術思想相當自由，在“五四” 運動爆發時，即使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也毅然決然地對學生的行動表示支持，而他並未因此而遭到國民政府的秋後算賬。

歷史上的北大，不僅僅在招生上不以分數為唯一標準，就連在招教授上也是不拘一格。一代國學大師梁漱溟僅有初中學歷，照樣可以進北大教書，而曾經撰文批評過蔡元培先生的陳獨秀，也能被蔡元培先生請進北大擔任教授。蔡元培也因為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以及海納百川的胸懷，成為北大歷史最偉大的校長。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稱為學術和文藝界的小陽春，當時的北大可以説也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包括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內，當時也積極地參加北大一些社團，和同學們暢談民主、自由。在一些歷史性的政治活動當中，北大都走在中國高校的前列。但是，從九十年代開始，北大就不再具備應有的活力，我們所能看到的大概只能是北大學生參加反美、反日遊行這些民族主義活動。

從2010年11月起，北大就開始在醫學部、元培學院開始試點學生學業會商制度。會商的“重點學生”包括：學業困難、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經濟貧困、學籍異動、生活獨立、網絡成癮、就業困難、罹患重大疾病、受到違紀處分等十類學生。

主持這項工作的北大學生工作部介紹，試點院系先對這十類學生進行排查，發現後及時上報，並根據學生具體情況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目前元培學院和醫學部的試點已接近尾聲。預計5月份之後，會商制度將在北大全校推廣。

權利義務觀念淡薄，不重大局觀，不包容，擴大主觀意志，偏愛不負責任的表達，不重調查真知，偏愛給生活中遇到的阻力、不理想機制、消極小事上綱上線，找外在的原因繼而推脱主觀責任或者表達所謂自由民主情節，表達方式簡單粗暴，具有反覆性，也可能具有潛在的煽動性。

北大學工部副部長稱，“思想偏激”的具體例子是，“主要是因為有一些學生經常誇大學校工作的一些細微漏洞，‘比如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但這一舉例意義不大，代表比較淺的一類思想偏激，不能正確闡釋“思想偏激”的一般標準。要得出比較可靠的定義還需要根據制度實踐的情況進行討論斟酌，得出比較嚴謹公正的説法。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時，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之義”，對北大進行了思想解放，北大從此日新月異。陳獨秀、梁漱溟、李大釗以及魯迅、胡適、李四光、李書華、葛利普等一批傑出人才都曾在北大任職或任教。

對“思想偏激”學生進行會商，引起不少北大學生的爭議。有北大學生表示支持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認為“有些學生太囂張，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詆譭北大，應該將他們送到瘋人院去。”

但更多學生認為不應將“思想偏激學生”納入會商範圍。一名元培學院的大三學生表示，元培學院的學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績入校的“天之驕子”，許多學生的言談、思想都個性十足，因此很難界定誰屬於“思想偏激”。“錯誤的會商很容易埋沒這些學生的個性。”

來自法學院的研究生小楊則認為，北大以“兼容幷包、思想自由”聞名，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很容易讓人產生“校方禁錮北大學生思想”的理解。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思想本無絕對的偏激，只有相對的偏激，當北大這樣的名校以會商制度來對付“思想偏激”的學生時，北大就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而是一個閹割自由思想的北大，將它簡稱為“閹大”。

北大推出學業會商制度後備受社會關注，有人質疑學業會商制度有悖於北大兼容幷包的思想。北大宣傳部證實，4月16日上午，北大校長周其鳳在首屆嶽麓教育論壇上首次對此事作出迴應，認為會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被誤解。

周其鳳校長説，最近去紐約見校友，“100多名校友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會商，媒體也多次聯繫想談這個問題。”

周其鳳披露，其實會商制度的提出和自己有關。“剛到北大當校長不久，接到一位家長的信，信中説孩子曾非常優秀聰明，但在北大讀書時沒把握好，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功課一科一科地掛，遭遇勸退。”周其鳳説，“看了這封信，非常痛心。如果學校能早點發現問題，儘可能早關懷、早指導，通過學校、家長和專家的努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也許就能幫助這樣的孩子。這就是建立學業會商制度的出發點。”

“會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為什麼會被誤解。”北大校長周其鳳透露，在社會輿論下，相關學工老師也有着不少壓力，“曾有人給我寫信，認為這樣的學工老師，不符合北大的精神，應該開除。”

周其鳳認為，社會上有時看北大的年輕老師是雙重標準，認為其説的話不妥就批判，甚至恨不得要置其於死地。“但我做校長的做不出這樣的事情，我想還是得寬容，對學生要寬容，對年輕的老師也要寬容。”周其鳳説，“要允許年輕人犯一點錯誤，其實還不一定是錯誤。”

班級會商制度由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10級5班首創，是北大會商制度的合理化，縮小化運用。 ^[1]  會商人羣上，它不同於北大“對十類學生進行排查，發現後及時上報”，而是由班委委託部分同學組成會商小組，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積極主動發現學業欠佳，心理波動，經濟困難和迷戀電腦的四類同學；會商方式上，也非“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學生資助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而是由會商小組成員及時與該同學進行溝通交流，有必要時請導師和輔導員出面幫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