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明

1932年，嚴文明出生在湖南省華容縣一個普通的家庭。名字裏的“文明”二字，是他父親取的。典故出自《尚書·堯典》裏面讚揚舜帝的話，“浚哲文明”。“我這個輩分是文字輩，所以叫文明，然後號浚哲。” ^[18] 

1953年，嚴文明從湖南考入北京大學，從長沙一中畢業報考北京大學時，他的第一志願是物理系。 ^[18]  在當時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的建議下，結合自己的興趣與特長，他選擇了考古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14] 

1958年9月，嚴文明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並留校任教。主講的就是新石器時代考古。 ^[14] 

1960年，第一次帶領學生去洛陽王灣考古實習，嚴文明就指導學生以地層清楚、分期細緻的王灣遺址作為標尺，來衡量附近的仰韶遺址的分期。 ^[14] 

1974年，嚴文明在湖北宜都紅花套遺址做考古發掘，長江史前文明進入到他的研究範圍。由此想到要研究稻作農業的起源，並深入探索長江流域文化發展水平在整個中國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 ^[16] 

1983年，在嚴文明、俞偉超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考古系正式從歷史系分離出來，組建全國高校第一個考古學系。 ^[18] 

1986年12月，晉升為教授。1987年，嚴文明發表《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中明確提出“中國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個地區為一“元”；又提出“中國早期文明不是在一個地區一次發生，而是在許多地區先後發生的，是這一廣大地區中的許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發的結果”。 ^[14] 

1990年，嚴文明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為博士生導師。

1994年底，嚴文明作為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到湖南檢查考古發掘工作。經過檢測，得出玉蟾巖遺址出土陶片的年代是距今約15000年。 ^[16] 

1995年，玉蟾巖啓動第二次發掘。由於涉及稻作文明，嚴文明為袁家榮團隊推薦了著名水稻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文緒。 ^[16] 

2000年，嚴文明與日本著名學者梅原猛合著的《長江文明的曙光》日文版由角川書店出版；同年，與日本著名學者安田喜憲共同主編的《稻作、陶器與都市的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兩本合著充分體現出嚴文明在東亞學術界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 ^[17] 

2004年至2005年，由嚴文明擔任中方隊長、巴-約瑟夫擔任美方隊長、時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袁家榮擔任執行領隊，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組成的中美聯合考古隊對玉蟾巖遺址開展了第三次、第四次發掘。 ^[16] 

200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常務委員、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等學術職務。 ^[1] 

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後，嚴文明不顧75歲高齡，赴遺址發掘現場考察指導，並親臨新聞發佈會，對良渚古城發現的意義向媒體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和評述——“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誌着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還提筆寫下“良渚古城，文明聖地”的題詞。 ^[13] 

2023年12月15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嚴文明獲頒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 ^{[2]  [8]} 

2024年4月14日20時13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4] 

嚴文明在國際討論會提交的論文《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形容為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周圍的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是第一層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是第二層花瓣。三重結構組成的花朵，每部分之間都緊緊相連、不能分離，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與凝聚力。這一理論被認為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揭示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的密碼。 ^[15] 

嚴文明指出，這幾個文化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分層次的——中原文化區是花心，是第一個層次；其他五個文化區圍繞着中原文化區，是第二個層次，是花瓣；在這五個文化區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文化，屬於第三個層次。由此，中國的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核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分層次聯繫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此種單核心、多層次的向心結構孕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國歷史上以中原華夏族為主體，同時凝聚周圍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穩定文化與政治結構。 ^[10] 

嚴文明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與中國環境是有關係的，這是一個大的地理單元。它很明顯有幾個區——北面的草原沙漠，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長江流域的水田農業，華南地區有貝丘遺址，不同環境有不同的文化，中心就是中原地區。後面我對於中國史前文化的研究，基本就按照這樣的格局和思路”。基於此，嚴文明用八個字總結中國文明的特點：“多元一體、持續發展。”因為多元，各有特點，相互競爭，相互補充；同時又是一體，既不會散，又有主體，就能夠持續發展。“一直到現在，中國還是以漢族為主體，56個民族的多元一體。中國的文明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下來就沒有中斷，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是這樣的。文化自信是有一個深厚來源的，它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古人寫的神話故事，它是通過考古能夠實實在在看到的。” ^[15] 

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文明如何發展演化的問題，一直夾雜在歷史和考古的雙重辨證發展中。嚴文明指出歷史的論證不同於考古發現。考古是科學，講究的是實證。因而在考古中，黃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們是否具有不同文明體系，這些問題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體的發掘實物——比如説石器物、骨器來説話。

嚴文明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同事趙輝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同。趙輝指出，由於缺乏文字的記載，對於黃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為一人，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結論。因而，在考古學上只是承認有黃帝、炎帝時代的存在，但具體的歷史細節卻無法得知。“雕龍碑遺址發掘情況表明了當時的一些基本情況，比如説房屋建築、新的發明，這些都是實在的，考古研究人員所做的恰恰只是這些，卻不能將其發現成果與神話傳説一一劃上等號。

嚴文明表示，對於中華民族的起源，考古學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萬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學依據的，但黃帝、炎帝的傳説卻不能作為考古推論的依據。儘管上世紀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廟”是否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論學界沒有得到共識。考古界一般將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問題劃歸到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等概念範疇內。

嚴文明長期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主持和參加了洛陽王灣遺址、河南大司空村遺址、山東長島北莊遺址、河南鄧州八里崗遺址的田野考古和室內整理工作，在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考古學史、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等方面都有所創穫，在多個方面引領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 ^[1]  在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陰村、廟底溝、半坡、三里橋等仰韶文化遺址的材料，以及對大量考古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嚴文明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譜系歸納為早期、中期、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四個發展階段，上溯舊石器時代傳統、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格局相融，對奠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體系作出了貢獻。 ^[14] 

嚴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義，不僅在於“以城論城”，還要結合良渚文化以及良渚遺址的重要性來認識。良渚文化是分佈於環太湖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的良渚遺址是其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國家文物局曾明確提出，在目前發現的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和人類的罕見的珍貴歷史遺產，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目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

自1936年發現至今，4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遺址內已相繼發現墓地、祭壇、制玉作坊、建築基址、防護工程、聚落遺蹟等各類遺蹟135處。尤其到20世紀80年代後，考古人員對於其中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遺址的發掘，每每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轟動，並多次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在考古學家看來，良渚遺址分佈密集規模宏大、類型齊備、級差明顯，顯示出一個龐大而完整的帶有史前都城性質的空間形態和聚落佈局，卻始終缺少一個十分明確的"中心"。如今良渚古城的發現，將莫角山大型土台、反山貴族墓地和莫角山周邊眾多遺址點組合為一個整體，為研究良渚遺址的整體佈局和空間關係提供了新的資料。

嚴文明説，把眼光放大一點，在中國文明的第一個高峯時期--夏商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時期特有的許多文化符號。如鼎、玉璧被當作重要的禮器。再如良渚文化玉器和一些陶器上的雲雷紋、獸面紋，也成了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主體花紋。“後世中國的主體文化繼承了良渚文化很多因素。良渚文化對整個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現在我們發現了作為良渚文化'首都'的古城。只有放在這麼大的背景下，你才能想到這個城的發現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