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

“僭主”一詞初見於公元前7世紀，是國王（巴西琉斯/巴賽勒斯，Basileus）的同義詞。但在古希臘散文中，這個名詞主要指違憲奪取政權或繼承政權的統治者。公元前10～ 前9世紀，君主制是希臘國家中常用的政體形式。後來出現代替君主制的貴族制 ，但在公元前7世紀還不盛行 ，因此野心家們就有機會用被壓迫者的名義來奪取政權。不過他們通常是支持平民而反對貴族特權階級的，因而——雖然並不總是如此——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僭主（Tyrant），從來是史不絕書的。在古希臘早期，這個詞用來指代那些未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權的人，“僭”，在中文裏與“擬”相通，《廣雅·釋詁四》：“僭，擬也”。下擬於上，稱為僭或者僭越。通過僭越的途徑取得政權的人往往比世襲制下的君王更加殘暴無情，而後多將這個詞譯為“暴君”。但這與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區分，因為嚴格來講，僭主還不是“君”。在古希臘的公元前7世紀初貴族政治開始解體之後的一段時間，被稱為“僭主時代”。對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臘僭主們，可以得出一個定義，所謂僭主就是那些完全無視過去的任何政體及其傳承、而憑藉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

希臘各邦的僭政初興於公元前7世紀。僭主大都出身貴胄，利用平民羣眾以摧毀氏族長老的領導，篡奪王權，獨攬統治。其時奴隸生產漸盛，氏族經濟衰退，僭主們以奴隸發展農工業，也促進了平民勢力。公元前6、5世紀間許多僭主政權相繼為寡頭和平民勢力所推翻。

公元前 7世紀中葉以後，重裝步兵（Hoplite）逐漸成為各城邦公民兵的主要兵種。兵制的變革對城邦政治和社會發展都有影響。貧富分化加劇引起的平民反對氏族貴族剝削、奴役以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的鬥爭，以奴役外族人為主的奴隸佔有制的發展,使許多城邦的階級結構和社會、政治制度發生了變化。其突出表現為斯巴達的“平等者公社”的形成，以及僭主政治在許多城邦的興衰。同時出現了一些用成文法規定城邦基本制度的“立法者”的活動，如斯巴達的利庫爾戈斯（一譯“萊庫古”）改革、雅典的梭倫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除由波斯人扶植的一些僭主外，在公元前7和前6世紀的希臘，“僭主”一詞係指非通過選舉上台執政的人，他們大多得到公民中下層羣眾的支持，採取一些有利於下層羣眾、削弱氏族貴族勢力和影響、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措施。

至公元前4世紀，各邦都因戰爭頻繁，中產之家荒落，自由公民日益困苦，都無力自備武裝，以全邦“公民一戰士”為本的共和或平民政體也漸趨衰微，富豪遂以私資養戰士而有“僱傭軍隊”。這些豪強或傭軍將領在城邦有內訌或外患時，往往乘機竊取國政，於是僭政復盛。

“希臘的僭主都不稱王。他們是事實上的專制君主，他們都用一些謙遜的稱號，如‘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 然而，僭主雖然是事實上的王，但他們卻始終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因為希臘的王權“起源於宗教色彩濃厚的古代，王權周圍圍繞有神佑的光輪”。僭主始終被人們視為政權的篡奪者，始終都是不合法的王。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劃分，僭主政體分為三種。

（一）某些野蠻民族（非希臘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

（二）在古希臘城邦中曾經一度存在的類似君主的所謂民選總裁。第一種和第二種僭主相互間是有所分別的，但兩者都可説是半王半僭的制度——其建制既出於民意，其為政也遵循法治，這合於君主政體。但這裏統治者的意志具有最高權威，顯示出主奴的情調。

（三）第三種僭主政體就是大家習見的真正僭政的典型，也正是絕對君主政體的反面形式。當單獨一人統馭着全邦所有與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專以私利為尚，對於人民的公益則毫不顧惜，而且也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限制他個人的權力，這就成為第三種僭主政體。 ^[3] 

如前所述，僭主獨立於兩大階級之外，壓制貴族的利益，給平民施以一定的好處，從而縮小兩大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只有這個特徵才最好地體現出僭主政治的“中介”地位。

亞里士多德指出，僭主制與君主制、僭主制與寡頭制、僭主制與平民制等政制之間可能發生轉變。

寡頭和平民政體變為僭主政體大抵是由於權力長期寄託於某些人們的緣故。凡是終於成為僭主的，起初往往是著名人物，如平民城邦中的羣眾領袖或寡頭城邦中的世家鉅子，或為歷任要職、久掌國政的文武官員。僭主出身於平民羣眾，僭主初興時，都裝扮成為他們的保護人，領導他們對付貴要階級任何不公道的損害。歷史顯示了這一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説：大多數的僭主都以“羣眾領袖”的身份起家發跡，憑藉他們攻擊著名人物的本領以博得平民的信任。

另一些古代僭主卻還有不同的途徑。其中，有些本來是王室而野心特大，不以傳統的職權為滿足，因此建立了較為專制的統治。另些是起先曾經被推選為最高機構的執政人員，而在古代，第繆俄古（民政官）和色烏里亞（監督官）這類官職習於久任（連任），就不難有機會竊據而為僭主。又另些則在寡頭政體中，利用了那裏主政機構並非多數人合議而由一人專管的地位。所有這些情況都授予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作為君王或執掌着某些其它要職，他就具備了足夠進行僭竊的權力。 ^[4] 

除了僭主自已的利益之外，僭主不關心任何公眾的利益。僭主所重視的只是尋歡作樂，君主所倚重的則是善德。兩者異趣，所以他們所企圖的也各有不同；僭主日謀積累他的財富，而君主但求聲名的永垂。君主的衞隊都是本國公民；僭主的衞隊則為外籍僱傭軍人。

僭主政體兼具寡頭和平民政體的弊病。它從寡頭政體承襲了積累財富的目的；一個僭主能夠維持其衞隊和豪奢的生活完全依仗財富。僭主，有如寡頭們，都不信任平民羣眾，所以都不讓他們獲得武器。僭主政體也採用跟寡頭統治相同的方針以壓迫平民，把他們逐出城市，疏散到鄉郊。它又從平民政體接受了仇視貴要階級的氣息以及或明或暗地損害著名人物的政策；僭主們時常流放貴要，認為他們正是自己的匹敵，留在國內就妨礙着自己的權勢。貴要們也的確可以不利於僭主，貴要們或是自己想起而執政，或是因不願成為虐政下的奴隸，常常會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僭主的活動。 ^[4] 

貢斯當在攻擊拿破崙的著名小冊子《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與歐洲文明的關係》中指出，僭主政治比絕對專制主義更可怕。“專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證明它的顛覆活動是正當的，但是它在盜用它們的時候，又褻瀆了它們。”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對比來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話，專制主義僅僅是對人的奴役與壓迫，而僭主政治則是對人性的摧殘。它不僅蹂躪人的肉體，而且蹂躪、扭曲、折磨其心靈：

“專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統治，並且它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僭主政治則強迫人們講話，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這一點安慰。”

這樣做的必然後果是，人們不僅被壓迫、被奴役，而且被剝奪了人的尊嚴，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的特徵，使人墮落到一種非人的地步。貢斯當寫道：

“如果一個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沒有墮落，那麼它的處境還有改善的可能；幸運的機會一旦出現，它不會辜負這種機會：專制政治至少給人類留下了這種機會。腓力二世的統治和阿爾巴大公的絞架都沒有使勇敢的荷蘭人墮落；但僭主政治在壓迫一個民族的同時還要使它墮落。它要使它習慣於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自己過去瞧不起的東西，它還使它作踐自己，而且，無論僭主政治多麼短命，它都會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變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後，康茂德被推翻了，但古羅馬近衞軍把帝國拍賣了，而人民服從了買主。”

對於古希臘人而言，“Tyrant”一詞不一定意味着殘忍或濫用權力的暴君，而僅僅是指某位手握強權的僭主。我們所指的僭主是指那些在公元前 6 世紀或 7 世紀中產階級暴動時，接管諸多希臘城邦並推翻貴族統治的人。在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目標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實施了許多雄心勃勃的計劃，建造公共建築為貧窮的公民提供就業與生活設施。部分最為著名的僭主包括科林斯的塞浦瑟路斯（以及後來他的兒子佩裏安德）、西錫安的克勒斯塞涅斯、阿戈斯的菲頓、薩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以及雅典的佩西司特拉託斯及其兒子希庇亞斯等。

但僭主統治面臨着不確定性，他們時刻處於貴族的威脅之下，貴族經常在其盟友——強大的斯巴達人的幫助下，不顧一切地想要復辟。公元前510年，斯巴達人放逐了希庇亞斯，他是最後僅剩的僭主之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並未能恢復貴族的權力，而是為締造第一個民主國家鋪平了道路。

最著名的僭主是科林斯的佩裏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圖。

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在雅典建立僭主政體 ，他是雅典歷史上第一個僭主。他的兒子希庇亞斯在公元前510年被斯巴達國王克萊奧梅尼一世驅逐 。最有名的僭主國家是約公元前650年庫普賽羅斯在科林斯和奧薩戈拉斯在西錫安建立的。亞洲希臘也有僭主，名聲最大的是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約前600）。波斯人願意讓僭主去統治他們在約公元前540年左右所征服的安納托利亞各希臘城邦。敍拉古的狄奧尼西奧斯一世為所有僭主中最強大的一個，他是在公元前 405年一次迦太基侵略危機中初次建立他的統治的。在希臘化時期，有些僭主把政權建立在階級感情上，還有一些則是外國的傀儡。一些偉大的僭主都是藝術保護人，建設家，他們對於由貴族政治過渡到民主憲法往往作出一些貢獻。

希臘人在向外擴張的同時，也不斷髮展內部各地區間的交往。以宗教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許多“近鄰同盟”的建立，奧林匹亞、德爾斐等逐漸具有全希臘意義的宗教中心和競技中心的產生和發展，促進了希臘人之間的相互瞭解和經濟、文化交流。城邦之間也發生過不同性質的戰爭，包括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那樣的希臘人奴役希臘人的戰爭。

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國王呂西斯特拉圖（Lysistratus）佔領雅典時，他在那裏建立了 一個寡頭政治的傀儡政府，處於斯巴達的保護下，稱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圖的兩個舅舅領導，才華橫溢的克里蒂亞斯（Critias）和年輕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

在他們恐怖統治的八個月中，三十僭主殺死了許多雅典公民——幾乎比戰爭最後十年中斯巴達軍隊殺死的雅典人還多 ^[5]  。

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圖24歲的時候，克里蒂亞斯和斯巴達駐軍受到捲土重來的民主派的攻擊並被擊敗。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圖斯（Anytus）領導，他們首先佔據比雷埃夫斯，柏拉圖的兩個舅舅在那裏陣亡。有一段時間，他們的寡頭政治的追隨者在雅典繼續恐怖統治，但是他們的軍隊處於混亂和瓦解狀態。在證明自己無能力統治之後，他們最終被他們的斯巴達保護者所拋棄，斯巴達保護者與民主派訂立了一個條約。這項和平的條約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體。因此民主的政體形式在最嚴峻的考驗下證明了它的優勢的力量，甚至它的敵人在幾年之後也開始認為它是不可戰勝的。

恢復的民主國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狀態，就以“毒害青年罪”對蘇格拉底提出訴訟；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亞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亞斯和查米德斯，人們認為他們應對雅典的戰敗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統治負責。在他的辯護中，蘇格拉底強調他不贊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險公然反抗他們把他牽連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圖。他也説明他寧死也不願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達他的思想。因為被判決有罪， 他成為言論自由權的第一個殉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