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

在該書中，鮑曼從18世紀的啓蒙哲學家談起。在封建貴族及其價值觀衰落、天主教會的控制終結之際，啓蒙哲學家生逢其時，他們彼此之間建立緊密的網絡聯盟，同進同退，逐漸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同。他們提出的種種改革社會的宏大計劃，幫助國家強加規訓的力量，將民眾塑造成他們所希望的模樣。在啓蒙時代，道德、人格和靈魂被用來指認個人的社會地位，現代性的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中心。然而進入後現代性階段，公眾的心靈和肉體都受到嚴格的監控，資本主義市場已經替代了教育者的角色，廣告商創造了公眾的趣味和價值觀，各種亞文化得到鼓勵發展，這種情況下的知識分子顯然失去了“立法者”的地位，變成了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增進交流對話的“闡釋者”，其中的亞集團可能還具有半立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鮑曼為他所鍾愛的歷史人物進行了其他的選擇與安排，也就是説，這些歷史人物已經向專業科學和高雅文化領域集體退卻，或者尋求輔助自己的社會力量。 ^[2] 

早在20世紀60年代，知識分子便是鮑曼改進社會主義計劃中的中心人物，他認為他們要幫助民眾適應工業社會的複雜性，他們有權利對文化體制和官僚政治採取批判態度，他們應該傳播自己的影響，積極聚合社會中的各種力量。《立法者和闡釋者》就是一部描寫知識分子角色的著作。 ^[2] 

該書的特色之一是作者在對知識分子、現代性及後現代性這幾個相關主題進行具體的分析時，採取了多條線索並進的論述方式。比如“知識/權力”的共生現象這一線索，對這一作為現代性的基本特徵的現象的發生和發展史的描述，是鮑曼考察知識分子問題的出發點。他先借助保爾·雷丁關於原始宗教的研究，在當代知識分子角色和原始社會的巫師形象之間進行其合法性要素的類比，為les philosophes（指法國啓蒙時代的哲學家羣體）的出場作準備。這種合法性要素的要旨，便是以某種方式操縱民眾的信念，增強他們對於不確定性的恐懼，同時也就增強了他們對於“形式知識”的依賴性，從而獲得知識的權力統治。在這裏，控制的有效性和知識的正確性密切相關。在鮑曼看來，啓蒙時代的les philosophes的實踐模式則幾乎與此同出一轍。他們一方面利用這一特殊的歷史轉型期出現的權力真空，從沒落貴族的手中繼承其政治遺產，另一方面，通過優良的教育，也繼承了為後者所失落的“美德”。與此同時，作為現代國家第一個樣本的專制君主制的出現，則標誌着某種全新的國家權力的誕生，這種壟斷的政治權力所依靠的遠不止是暴力手段，而是一種更行之有效的監控管理技術。前現代社會的相互性監督被現代社會的“全景式監獄”所替代，這種不均衡的單向監督產生了兩個根本性後果：將專家（教育者）置於監視者的位置上；根據某種理性預設對人類行為模式進行整體改造。鮑曼把這種全新的社會控制類型所擁有的權力稱作“牧人式的權力”和“改造思想的權力”，“權力需要知識，知識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擁有知識就是擁有權力。”

如果説“知識/權力”的共生使得現代知識分子的“立法者”的身份得以確立，那麼這兩者的分離，或者説這種權威位所的缺失和分裂，則是後現代知識分子作為“闡釋者”出現的某種標誌。鮑曼認為，正是現代性的理性化綱領的實施和擴展，使得系統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不斷加強，最終導致了一種以“市場”為特徵的後現代消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人性的需求被等同於私人消費。

“確定性”在不同歷史情景中的不同含義以及對於確定性的不同態度是另一條基本線索。對鮑曼而言，對於不確定性的恐懼感是知識與權力結盟的基本條件。由於人口數量的劇增，前現代世界“建立在‘高密度社會交往’基礎上的那種穩定性”終於在十七世紀完全瓦解了。人口過剩造成的大量增加的“遊離的個體”，成為這個世界不確定性憂慮的新生源泉。為了建立新的確定性，除了採取全新的管理技術之外，“理智”與“激情”這對古老的概念再一次被抬了出來。它們一方面被用於標明社會與自然以及兩種文化（園藝文化和荒野文化）之間的對立，另一方面又被利用進行文化改造運動。這場帶着神聖改革面具，實則摧毀一切異己文化（民間文化或言不確定性的文化）的高壓政治運動，是新生的國家權力和知識分子相互需要和利用的結果，這導致了國家權威的確立和普遍權力的重組，而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則像該書第四章的標題——“從獵場看守者到園丁”——所表明的那樣，成為園藝文化的設計者。現代性的展開正是這種設計的過程，而在這種理性化設計的背後起作用的則是對新的確定性的追求。當然，新的確定性是以新的不確定性為依據的。在鮑曼看來，大革命時期伴隨着國民教育的立法狂潮恰恰證明了，啓蒙的實質不在於傳播知識，而在於推動立法和管理的實踐。至此，一種以樂觀主義、普遍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為特徵的文化出現了，它代表了一種以權力/知識聯盟為基礎的新的確定性。 ^[1] 

對於立法者沒落的原因，鮑曼解釋為由於現代性的理性化的自我建構模式無法兑現其對於現實的承諾，這導致了19世紀末知識界對於這種模式普遍的悲觀論調和信心的缺乏。另一方面，因官僚主義政治而產生的例行公事化的現代權力，使知識權威這一現代性的確定性變得多餘。而後現代藝術的實踐對現代性規劃的反擊，以及“共同體”對理性和普遍真理的取代同樣標誌着這種確定性的失落。

在以消費文化為特徵的後現代社會中，市場的統治取代了外在的立法者，但由於它“不存在一種可以產生權威性話語的位所”，終歸無法作為這個時代的確定性和自信的歸宿。它只能通過不斷生產出更多的虛假“需求”和個體慾望來替代失落了的確定性，但這種轉化只能是剎那間的，最終將被證明是空虛的。放棄知識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實際上就是放棄現代性的單一的確定性，這樣，作為“闡釋者”的後現代知識分子便現身了，他們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從事解釋活動。

在鮑曼的論述中，類似的線索還有很多，比如個體與系統的關係，不同文化形態的演變，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等等。但這些具體線索都是在知識分子由現代的立法者角色轉變為後現代的闡釋者角色這一總體思路下展開的。

該書的另一個特色，是作者在導論中就自稱採取的解釋社會學的方法。眾所周知，解釋社會學的基本特徵之一是解釋性的理解和部分對部分的因果性説明。儘管在鮑曼論述的背後除了韋伯之外，也常會現出帕森斯的影子，但鮑曼在論述過程中對於相關背景資料的大量參照和對於所得出的結論的迂迴旁證，確實體現了這種方法。這看似多少顯得有些謹小慎微，甚至是猶豫不決，但這實際上恰恰是體現了他本人的某種立場。比如他在全書最後對當代知識分子幾種不同的策略的描述，又比如他對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所代表的知識分子角色的不同境遇及相應策略的反覆比較和強調，都表明了他的態度。對此，鮑曼在書的導論和結論部分説得十分清楚：“後現代性策略並不含有排斥現代性策略的意思；相反，如果沒有對現代性策略的繼承，後現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勾畫。後現代性策略雖然放棄了作為知識分子自身傳統的普遍主義的野心，不過，後現代性策略並沒有放棄針對他們自身傳統的普遍主義的野心。”“後現代狀況的預言家們所發佈的訃告，至少有些過於匆忙了。……目前，現代化尚未成功，知識分子的使命依然是將現代性規劃這一未竟之業進行到底。”在鮑曼看來，挽救現代性規劃，也是挽救知識分子自身。 ^[1]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英國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在階級和精英之間》《作為實踐的文化》《社會主義：積極的烏托邦》《階級的記憶》等，這幾部著作創作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關注點在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領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鮑曼對自己的研究方向進行了重新定位，開始轉向對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傾向於關注知識分子的新奇經歷、大屠殺事件和源自現代性“矛盾情感”的分析。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