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安·米羅

米羅14歲進巴塞羅那美術學校。22歲的年輕人不滿官方學院教學，決定走自己的路。25歲在家鄉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26歲遷居巴黎，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藝術生涯。在巴黎，他不僅跟包括畢加索在內的藝術家和詩人們往來密切，而且還與以記者身份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相處甚歡。他和海明威經常去同一個拳擊館練習拳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生活拮据的海明威，為了幫助困難之中的米羅，曾經湊集了5000法郎買下了米羅的早期重要作品《農場》(1921—1922年)。這是一件高132釐米、寬147釐米的布面油畫，現藏於美國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畫面中的藍色天空，以及向天空伸展的桉樹，佔據了畫面的上半部，顯得非常耀眼。在農場裏勞動的人們，以及這裏的土地、玉米、房屋、馬匹、水桶和蝸牛等，主要集中在畫面的下半部，表現了樸素而親密的場面。米羅對畫面整體佈局的精心構思，以及對細節描繪的精巧安排，明顯受到盧梭繪畫的影響。農場中的景色，也體現了米羅對家鄉生活的眷念。米羅的早期作品往往都跟鄉土有關，他的《蒙特洛伊的鄉下風景》(1916年)和《蒙特洛伊的教堂與村莊》(1919年)等，充滿了同樣深厚的情愫。

早期深受凡·高和主體派的影響，作品呈明顯的具象，乾巴巴的素描、生硬的分面和明亮而乏力的色彩。但是米羅的秉性、直覺，具有根本的反理性主義。他生來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本能地反對一切傳統、一切對自然和博物館的迷信，於是他參加了達達主義藝術運動。

米羅的超現實主義繪畫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簡略的形狀、強調筆觸的點法、精心安排的背景環境，奇思遐想、幽默趣味和清新的感覺。 在米羅的畫中，使觀眾不可抗拒的魔力到底是什麼呢？是形嗎？在他的畫中沒有什麼形，而只有一些成份，一些形的胚胎，一些類似小孩子在牆上亂塗亂畫的原始形狀，類似原始人在山崖上刻下的標記。是色嗎？米羅的顏色簡單到只有幾種基本色：藍、朱、黃、綠，他精打細算地使用它們，可準確之極。米羅作畫以漫不經心地筆畫在畫布上自由彎曲伸展遊動，毫不考慮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空間深度的要求，血紅色或古藍色的各式形狀，散佈在深淺不同的背景上，大小相間着的黑點、黑團、黑塊，像爆炸四濺的宇宙流星。這些假裝漫不經心亂塗出來的稚拙形狀，被臍帶纏得亂七八糟的胚胎，似鬼魂、石珊瑚、活動的變形蟲、各種亂針線，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反覆無常的滑稽世界，一個多彩多姿的夢幻世界。佈雷東説：“米羅可能是我們所有人中最超現實主義的一個。” 當我們看厭了畫室作品、美學示範、華麗詞藻之後，在米羅的畫中找到了清新的水源，它平靜地清洗我們的一切陳規俗套。 他是位拒不承前，也不想超越任何人，更不想啓迪後人的畫家，他只是以史前人類或兒童的方式去作首次的發明；他不講我們時代使用的任何語言，而是我們時代人夢想和思念的伊甸園；他簡單之極、天真之極，他在現代藝術中佔有一席不是最高的，然而卻是無人爭奪的地位；這就是他全部的人格和藝術的魅力所在。 他是二十世紀繪畫大師，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偉大天才之一。

他藝術的卓越之處，並不在於他的肖像畫或繪畫結構，而是他的作品有幻想的幽默——這是其中一個要素。另一個卓越之處就是，米羅的空想世界非常生動。他的有機物和野獸，甚至他那無生命的物體，都有一種熱情的活力，使我們覺得比我們日常所見更為真實。

米羅是非常多產的，畫風始終如一而又多樣變化。以至想要一般性地追述一下都十分困難。早期作品受塞尚、梵高和畢加索及野獸派畫家的影響，作品或帶有極為精雅的色彩和線條的運動，或具有立體主義的作風。在1920年代中期，他在他的新天地中，探索了非常困難的一些方面，從《哈里昆的狂歡》的複雜性，到《犬吠月》和《人投鳥一石子》這類作品非常有魅力的單純性。1928年，他訪問了荷蘭，受到荷蘭少有的幾個大師的影響。他製作了一系列的繪畫，題名為荷蘭的室內，那是從真實到幻想變形的實例。

米羅的創作表現方式是有意的打亂知覺的正常秩序，在直覺式的引導下，用一種近似於抽象的語言來表現心靈的即興感應。因此在它的作品中會有象徵的符號和簡化的形象，使作品帶有一種自由的抽象感，也有兒童般的天真氣息。主要的作品有《向鳥投石子的人》、《荷蘭式家居室內》等。

　《哈里昆的狂歡》是第一幅超現實主義的圖畫：在一個奇特的空間逆轉感。室內舉行着狂熱的集會，只有人類是悲哀的，那人帶有頗為風雅的鬍子，叼着長杆的煙斗，憂傷地凝視着觀者。圍繞着他的是各種各樣的野獸、小動物、有機物，全都十分快活。

沒有什麼特別的象徵意義，畫家充分地描繪了一種輝煌的夢幻形象。

《加泰隆風景》中的幻想，雖然神秘但很生動。在畫中，黃色和橙黃的兩塊平面，相交於一條曲線。獵人和獵物都畫成幾何的線條和形狀。一些不可思議的物體散置在大地上，有些可以辨認，有些好像暗示海上的生物或顯微鏡下的生物。

更令人激動的作品是《靜物和舊鞋》，顯示了這位非政治的藝術家，為反對西班牙內戰的法西斯分子而做出的深切的反應。《靜物和舊鞋》的形象是明確的，有舊鞋、酒瓶、插進叉子的蘋果，還有一端變成一個頭蓋骨的一條切開的麪包。所有這一切都有安排在一個捉摸不定的空間裏，色彩、黑色和兇險的形狀令人厭惡。

這件作品並不是特別的象徵，而是反映了米羅對發生在他所熱愛的西班牙事變的痛感和厭惡之情。他是以物體、色彩和形狀來聲討腐朽、災難和死亡的。在這個時期，米羅畫了一幅線描自畫像。瞪大的眼睛和緊縮的嘴唇，反映了他的恐怖觀念。嚴酷的繪圖和催人入眠的正面化形象，標誌着他繼承了自己的早期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