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ance

Romance即羅曼史。羅曼史是指歐洲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的封建社會裏流行的一種傳奇文學。這是一種非現實的、封建形態的文學。羅曼史強調的傳奇色彩和浪漫特色實際上也為文藝復興打下基礎。

Romance也有浪漫、傳奇故事，浪漫小説，浪漫曲的意思。

它是法國大革命催生的社會思潮的產物。大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推動了個性解放和情感抒發的要求，對個人獨立和自由的強調，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核心思想。

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為浪漫主義文學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康德、費希特等古典主義哲學家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把自我提到高於一切的地位，因而對浪漫主義文學強調主觀精神和個人主義傾向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尖鋭批判、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展望預測，也對浪漫主義文學有不小的影響。

在文學傳統上，中世紀的騎士傳奇與浪漫主義有直接的淵源關係，浪漫主義一詞即來源於傳奇一詞。而18世紀英國的感傷主義文學和盧梭對感情抒發的崇尚，為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和繁榮鋪平了道路。

1、偏重於表現主觀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浪漫主義對法國大革命後的現實極為不滿，往往把非資本主義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義作家深感古典主義所宣揚的理性對文藝創作是一種枷鎖，於是強調創作的絕對自由，反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要求突破文學描繪現實的範圍，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們特別重視愛情題材，對人的夢境也進行了大量的描寫。

2、描寫自然風光，歌頌大自然。由於厭惡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反感庸俗醜惡的現實，對工業化的恐懼和憎惡便成為浪漫主義詩人共有的特點，而雄偉瑰麗的大自然和遠方奇異的情景，則成為浪漫主義作家寄託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們的筆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醜惡鄙俗形成強烈的對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沒在大自然中間或奇異的和具有異國情調的環境裏。他們標舉盧梭的“迴歸自然”的主張，把自然看作一種神秘力量或某種精神境界的象徵。浪漫主義作家不僅歌吟本國自然之美，而且樂於描繪異國風光，如美洲的叢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國，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哥特式的建築，古代的廢墟等等。

3、酷愛描寫中世紀和以往的歷史。從司各特開始，至雨果、大仲馬等浪漫派小説家，許多以歷史題材為描寫對象。他們的描寫不重在反映歷史真實，而在表現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擷取歷史的一個小插曲，這個小插曲在史書上語焉不詳，可以任憑作者自由馳騁。有的浪漫主義者美化了中世紀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紀當作“黃金時代”以與資本主義來對立。

4、重視民間文學，尤其是中世紀的民間文學。在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都是從蒐集中世紀民間文學開始的，為此還提出“回到中世紀”的口號。這是因為中世紀的民間文學不受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的束縛，其想象豐富，情感真摯，表達自由，語言通俗。

1、浪漫主義文學對各種藝術形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成就最突出的在於詩歌，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詩體長篇小説的創造。詩體長篇小説是在詩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視野寬廣，擴大了詩歌反映現實的範圍。

2、浪漫主義文學慣用對比、誇張和想象，用詞也傾向於華麗一路。浪漫派尋求強烈的藝術效果，追求異乎尋常的情節，描寫異乎尋常的事件，刻畫異乎尋常的性格，塑造出超凡、孤獨的叛逆形象，這些都離不開對比、誇張和想象的手法。

3、憂鬱感傷的情調為浪漫派作家所愛好。憂鬱是浪漫主義者與周圍現實不相協調而產生的精神狀態，既有貴族的懷舊式的憂鬱，也有資產階級不滿現實的憂鬱，“世紀病”即是憂鬱病，勒內乃其典型。

威廉·布萊克（1757——1827）：許多學者視布萊克為英國浪漫主義時代的起點詩人，從他開始，英國文壇進入一個思潮澎湃的時期。但有人表示異議，這是因為他在世時幾近無人知曉，對同時代人無實質影響，其主要詩人地位是20世紀的學者確立的。其次，布萊克筆法奇異，不像華茲華斯那樣以樸實、平直的語言代表現代詩風。尤其是布萊克熱衷於建立特有的思想體系，他提出並能以不同的姿態玩味許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華茲華斯（1770——1850）：評論家曾指出華茲華斯是西方抒情詩壇兩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現代詩的鼻祖。在文學史上，以他為主、由柯爾律治參與寫成的《抒情歌謠集》被認為是文藝復興後最重要的詩集，因為它在題材、風格、思想等方面啓動了現代詩歌的創作。其詩歌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後，這裏的中間階段是他的顛峯期。

塞繆爾·柯爾律治

塞繆爾·柯爾律治（1772——1834）：生於英格蘭的德文郡，與華茲華斯一樣，也是少年喪父，後去倫敦寄讀十年，又去劍橋上學。雖為名校學生，卻是酒、妓、鴉片無一不沾，時常情緒激烈。……柯爾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友情詩或他所謂的“交談詩”，另一類是象徵詩或神秘詩。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這個菩提樹的蔭棚》、《霜夜》、《沮喪》和《致威廉·華茲華斯》等。後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貝爾》等。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拜倫現象是19世紀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他體現了那個不朽時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羅米修斯式的孤獨的反抗意志，在上個世紀歐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響，以致改變着“社會結構、價值判斷標準及文化面貌”。（羅素）這個獨立不羈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氣質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細膩。但他也是個放浪形骸的公子、虛榮傲岸的爵爺和孤高悒鬱的自我主義者。他崇尚偉大的精神，嚮往壯麗的事業，卻被黑暗的時代所窒息。他的心是傷感的，他的嘆息充斥了整個生涯……別的詩人編織夢想，他卻曾被認為是夢想的本身，在詩、行動、人格之間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學但又大於文學。他説兩種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實質：熱愛自由，痛恨虛偽（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情愛的等），但他是個複雜的矛盾集合體：生來微跛，卻愛四方漫遊；身為貴族，充滿等級觀念，卻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識；他時而陰沉、焦躁，但更多時表現出和藹、幽默或玩世的輕鬆；他崇尚自由，卻堅守浪漫時代之前的古舊文體；他主觀自信，卻富有經驗式的常識；他有強烈的男權中心意識，卻常陷入他所謂的“女性思維”；他痛恨戰爭，但熱衷於“爭取自由的戰役”。最後，他從物質和行動上投入戰爭，似乎是對他超越或譭棄文學文本而去用行動創造人生文本的詮釋。

波西·比希·雪萊

波西·比希·雪萊（1792——1822）：《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因體現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萊詩中佔中心位置。該詩劇分四幕，寫到了普羅米修斯的被縛與解放。（該詩使雪萊的兩大主題）——社會變革與人間情愛——交織互補，並配之以兩條線索：普羅米修斯與朱庇特的善惡關係和他與亞細亞的分別與重逢。這兩條線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來串連，由他來影響眾神之命運，決定不同人物的勝敗。這位埃斯庫羅斯筆下的巨人吸引詩人，是因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無私、無野心、無妒意，集人類靈智與永恆靈智為一體。雪萊寫這首詩時不再過分強調外在變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愛的力量，不再涉及具體的政治自由，而聚焦於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實際是理念詩，旨在展現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啓示。相對拜倫的現實革命精神而言，雪萊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徹底，是對現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學否定。“冬天如果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即是雪萊對未來美好世界必將來臨的預言，發人深省。雪萊還以抒情詩著稱於世，繼承華茲華斯的傳統，以大自然入詩，《西風頌》、《雲》、《致雲雀》等作品，音韻鏗鏘，感情真摯，閃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輝。

約翰·濟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義詩人都壽命短暫，濟慈最令人嘆息，享年僅26歲，卻留下許多精美的詩篇，包括莎翁與但丁在內的巨筆在那樣年輕時尚未寫出相當水平的作品。就詩藝，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最傑出的詩人，他不獨屬於浪漫主義，唯美派與頹廢派都受到他的影響。儘管相對歐洲歷史而言，濟慈的影響力不及拜倫，但説到英國詩歌史，拜倫的聲望則無法與濟慈相比。與雪萊比較，濟慈更願以熱心而冷眼的觀者姿態繪製生活的戲劇畫面，對在真實的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的真人表現出藝術家的興趣，他並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厭棄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體人間情感證實無限的存在。濟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華茲華斯較彌爾頓“更深刻。濟慈發展了有關信念，認為人間是“造就靈魂的深谷”，除此無其他途徑。有評論家認為，濟慈的傾向是要發掘新的永久價值，他主要不是讓我們相信世間充滿苦難與壓迫，而是讓我們鼓足勇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世界充滿歡樂、健康、自由。這些都屬於他人，但只要爭取，也能屬於我們自己。濟慈思想與藝術的精髓就是讓我們有勇氣相信他人是幸福的，並能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