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A

PUA源於美國，全稱Pick-up Artist，意為“搭訕藝術家”。原指一方（通常是男性）為了發展戀情，系統性地學習如何提升情商和互動技巧以吸引對方，直至發生親密接觸 ^[1]  。目前多指在一段關係中一方通過言語打壓、行為否定、精神打壓的方式對另一方進行情感操縱和精神控制 ^[2]  。

PUA最早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社會發生劇烈變化，“性解放”、女權主義、搖滾文化盛行，反叛的年輕人離開父母到大城市討生活，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之下，獨立自主的年輕人開始尋求更快更高效結交異性朋友的方法。

在當時，美國臨牀心理學家阿爾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出版了《性誘惑的藝術》（The Art of Erotic Seduction），他認為克服自身內在的恐懼，男人就能克服不自信，進而成功獲得女性的青睞，並將這類男性稱為“Pick-upper of women”，此後Pick-up一詞被賦予了新的涵義。

1970年，美國作者埃裏克·韋伯（Eric Weber）撰寫了一本專門講述如何提高與異性交往成功率的書籍《如何泡妞》（How to Pick Up Girls）。從此書面世開始，PUA在社會上取得了自己的文化專有領域，並且在短時間內興起了許多不同的PUA門派。

1975年，約翰·格林德（John Grinder）和理查德·班德勒（Richard Bandler）出版了《神奇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Magic）一書，書中多次提到“Neurological Constraints（神經限制）”一詞，他們認為人類的語言行為可以像計算機編程一樣進行程序化，通過輸入特定的指令以達成特定的結果。由此，神經語言學（Neurolinguistics，NLP）理論橫空出世。

在某種程度上，PUA誕生之初是為了幫助那些害羞的人學會掌握與異性溝通的社交技巧 ^[3]  。

1988年，美國現代泡學的奠基人羅斯·傑弗里斯（Ross Jeffries）運用NLP理論出版了《How to Get the Women You Desire into Bed》（怎麼跟你想要的女人上牀），並創設了一套利用特定的開場白和溝通橋段讓女性快速着迷的方法：極速引誘學（Speed Seduction System），成為當時年輕人競相學習的把妹法則。他在寫給讀者們的信中提到極速引誘學通過現場教學和錄影帶，已經培訓了成千上萬的學習者。由此，PUA開始系統化、專業化，其誘導過程也逐漸程式化 ^[5]  。

隨着大眾對PUA的熱情高漲，同時期美國導演詹姆斯·託貝克（James Toback）自導自演了一部自傳性的電影《把妹藝術家》（The Pick Up Artist），該片也推動了PUA亞文化的傳播。

1994年，受Speed Seduction的影響，由Lewis De Payne（劉易斯·德·佩恩）創辦的 ASF (Alt Seduction Fast)成立。這個以網上電子郵件來傳播的媒體，就是後來的網上PUA平台Fast Seduction的前身。老師和學生通過電子郵件交流PUA技術，並逐漸創建了獨立的網頁、論壇、博客，從此PUA網絡社羣由此形成。由於初始社羣的不完善，在ASF的羣眾基礎上，Formhandle推出了一個修改版的PUA論壇。這網站就是後來培養出無數現代PUA的論壇 – Fast Seduction。其中一些人和羅斯·傑佛里斯一樣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體系，並把自己的成果總結在網上分享並附以大量獵豔案例，網友們尊稱這類人為“獵豔大師”。其中著名的有：魔術師艾瑞克·馮·馬可維克（Erik von Markovik），又稱謎男（Mystery）建立的“謎男方法”（Mystery Method，MM流）、大衞·狄安格羅（Ddevoted DeAngelo）的“驕傲風趣流”（Cocky & Funny）、泰勒·德登（Tyler Durden）的“社交力學”（Real Social Dynamic）等。

隨後，各地湧現出各種“泡妞巢穴”（Seduction Liars），這些“泡妞巢穴”通過網絡炒作，哄抬出各大PUA精通者並收徒授課，導致其迅速進入商業化運作模式，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市場。隨着尼爾·施特勞斯（Neil Strauss）2005年出版的《把妹達人》（The Game: Penetrating the Secret Society of Pickup Artists）登上暢銷書排行榜，PUA從一個小眾文化現象轉變為公眾廣泛關注的社會話題。2007年和2008年VH1電視台播出的兩季真人秀節目《The Pick-Up Artist》更是讓PUA概念廣為人知。但隨着《把妹達人》影響力的擴大以及女性主義的興起，相應的反女性主義情緒也開始高漲，在此背景下，PUA相關教義開始逐漸脱離原意，男性將其周圍的女性視為獵物，並使用PUA技巧去搭訕女性，並將與女性成功上牀視為成功，PUA物化女性與性別歧視的傾向就此顯露 ^[6]  。

當美國的這些“獵豔大師”開始火爆全球后，PUA也於2007年前後傳入了中國。當時正值美國的PUA運動處於商業化發展階段，因而其傳入中國伊始就被推向了商業化。在中國，PUA“情感導師”將搭訕技巧變成一套可以快速複製的標準化程序，這套程序細緻到特定場景下的“話術慣例”，從自我包裝、邂逅、相識，再到發生關係。伴隨着PUA的商業化進程，PUA在我國逐漸呈現出陰暗化、詐騙化的趨勢。早期，網絡媒體迅速包裝出一系列“知名”的PUA，利用網絡積累的人氣，發展出了諸如“五步陷阱法”等理論，開設了PUA線下課程，成為了一門情感諮詢的生意，甚至發展成完整的產業 ^[6]  。

截止2018年5月，某國內知名的PUA行業網站就擁有182萬名用户。而根據國內首家研究不良PUA的公益組織的創始人孔唯唯介紹，國內PUA受眾人數已餘近千萬人，而隨着時間的推移，PUA受眾羣體還將不斷壯大。同時PUA文化開始呈現低齡化趨勢，一項關於“中國PUA認知概況與婚戀價值觀”的研究顯示， PUA文化的主要受眾為本科學歷羣體（佔比高達64.4%）。基於不良PUA的社會危害性、受眾廣泛性與低齡化等特徵，加之其依託於網絡的裂變式傳播，“不良PUA”已成為媒體廣泛報道的重要社會議題 ^[3]  。2019年5月，全國首例發佈違法違規PUA信息案件被查處，引發了公眾關於PUA傳播的合理性探討。同年12月，《南方週末》對北大女生包麗自殺事件進行曝光，網上輿論一片譁然。

隨着各大媒體對PUA議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公眾在網絡社交空間對“PUA”的廣泛傳播，PUA議題在近年出現泛化，開始從兩性領域的“情感PUA”擴展到“萬物皆可PUA”：“職場PUA”“親情PUA”“友情PUA”“自我PUA”“飯圈PUA”，這一系列擴展後的“PUA”概念，引起了社會對於各種人際關係中不平等、操縱與心理控制問題的關注與反思。

20世紀90 年代以後，PUA在美國發展壯大成非常多的流派。影響比較大的有羅斯·傑弗里斯（Ross Jeffries）的 “極速引誘學”（Speed Seduction System）、魔術師謎男（Mystery）創造的“謎男方法”（Mystery Method，MM 流）、大衞·狄安格羅（Ddevoted DeAngelo）的“驕傲風趣流”（Cocky & Funny），以及泰勒·德登（Tyler Durden）的“社交力學”（Real Social Dynamic）（也被稱為“萬人迷流”）。PUA傳入中國後，發展出了“五步陷阱法”、“泡良流”兩個主要流派 ^[7]  。

羅斯·傑弗里斯（Ross Jeffries）主要運用NLP理論提出的心理技巧，達到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女性着迷的目的。NLP理論認為神經反應、語言，以及行為方式之間存在着一些顯著的聯繫，人們可以通過一些程式化的語言和行為，引起神經系統的變化，從而解決諸如溝通、人格形象塑造、應用心理學等領域的問題。這些具有神奇功效的語言和行為，可以“程式化（Modeled）”，且這種技巧並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人人都能夠通過學習而掌握的一門技術。該流派的本意是要造福類似睡眠障礙、抑鬱症、神經質、工作壓力等心理問題的患者，結果這個學派的成果被借鑑到PUA文化中。羅斯·傑弗里斯通過研究發現一些特定的開場白和溝通中間的橋段，會讓女孩感到放鬆、新奇、友好，或者性感等，從而使其產生好感。

謎男（Mistery）把整個戀愛過程清晰地分成數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包括幾種常見有效的技巧。這套 PUA 思想的精髓之處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被追求者目前處於什麼樣的感情階段；二是熟練地運用在每一個情感階段應該使用的技巧。在戀愛過程中，只需要對照該方法判斷好目前所處的階段，並使用相應的技巧即可。

大衞·狄安格羅（Ddevoted DeAngelo）觀察到自己的一個朋友和女人聊天時不停地開女人玩笑，甚至嘲笑女人，但那個女人卻很喜歡他。於是大衞開始不斷的嘗試網絡聊天的方式找到了男人讓女孩子最容易產生反應的特質：Cocky & Funny，就是驕傲和風趣，這兩種行為背後的本質，就是自信和幽默。驕傲是自信的表現方式，風趣是幽默的表現方式。這個現象啓發他提出“驕傲風趣流”，認為女人喜歡自信、甚至自大一點的男人，但只有自大就顯得粗魯，容易冒犯女性，讓女性覺得不舒服，如果在自大的同時加入幽默的元素，女人就不會覺得過分。

創始人是前哲學系學生泰勒·德登（Tyler Durden）和一名來自中國的軟件工程師“PAPA”，這個社團傳授全面社會交往技巧，是對各種門派的一種小綜合，注重實戰演練，目標是培養萬人迷。

五步陷阱法是PUA傳入中國後，一位名叫“死囚漫步”的PUA玩家總結出來的。五步陷阱為“好奇—探索—着迷—摧毀—情感虐待”， 通過心理控制，讓對方感情崩潰，失去理性 ^[8]  。

好奇陷阱：PUA實施者在與目標接觸後，以虛擬自身人設的方式達到吸引目標的效果。與此同時，他們在與目標接觸後，就對目標進行分析，預備好目標所感興趣的屬性和項目，等待目標進入下一步探索。

探索陷阱：探索陷阱在實操過程中分為三個階段：顛覆形象、情感共鳴、製造特殊性。PUA實施者顛覆之前建立起來的人設，展現與初期樹立的強勢形象截然不同的弱勢形象，以此來引起目標的情感共鳴。同時他們會利用一系列手段，使目標產生自己在這段關係中的獨特性。

着迷陷阱：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以暗示話術高壓誘導PUA受害者，加速兩性關係進度，直到受害者向實施者表白愛意、坦露心跡。後期繼續營造自立自強但內心卻渴望關注和温暖的虛假形象，以此來情感刺激PUA受害者，從而誘導目標主動對其進行人格討好、物質乞求，以此試探PUA受害者的經濟實力和對自己的着迷程度。

摧毀陷阱：PUA實施者開始對目標態度忽冷忽熱。他們先以情感需求向目標乞求不同程度的物質支持和價值投資，迅速拉近雙方距離。下一步其故意製造與之前傷心經歷類似的場景，以各種理由，對目標進行不合情理的指責，佔據關係的制高點。隨後利用對方希望挽回關係的心理，先發制人設局引入加以情感逼迫，在目標難辨是非黑白時將責任推卸於對方，並用冷酷的態度拒絕目標的道歉，然後用將本次錯誤由對方的不重視關係上升到影響自己生活無法再繼續關係的層面，決絕地用冷言冷語結束關係，只接受目標低姿態求和。

情感虐待陷阱：當受害者經歷完摧毀陷阱的自尊摧毀後，一些PUA實施者會使用情感虐待自殺陷阱。此時受害者正處於自我意識模糊、理性思考能力較低的狀態，PUA實施者便抓住機會向其認錯，加以安慰，以達成回心轉意、重新進入戀愛關係。恢復戀愛關係後，為了更深層次地控制PUA受害者，摧毀其自我意識和理性思考能力，PUA實施者對目標實施週期性極端情緒交替進行的策略，討好和折磨程度均逐漸加深，這種極端行為讓目標盲目相信為愛自殘才是真愛的表現，最終使目標嘗試自殺。

PUA在中國發展出來的另一個流派，一般叫做“泡良流”。所謂泡良，就是指只對良家婦女下手。和一般的PUA行為關注目標相貌不同，泡良流關注的是學養、家教等其他社會因素。泡良流使用者在征服一個學歷高於自己、家境好於自己、社會地位高於自己的女性之後獲得一種純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快感即：一次成功的泡良，充分證明即使男性在所有社會價值上處於全面劣勢，也能夠在兩性關係中取得徹底的優勢。他們不熱衷理論而熱衷實踐，以拆散良家婦女的家庭然後自己全身而退為樂。

PUA的本質在於其在親密關係中利用資源建立和維持權力不平等的狀態 ^[9]  ，通過長期性的話語與行為策略實現對伴侶的情感控制 ^[6]  。這種現象不僅違背了健康的人際關係原則，更深層次地反映了權力分配以及個體間相互依賴關係的複雜動態變化。

權力指的是影響他人行為並且抵制他人影響自己的一種能力 ^[10]  ，有權力的人通過提供或不提供資源對他人進行控制 ^[11]  。在親密關係中則指一方改變另一方的思想、情感和/或行為以使其與自己的偏愛相符合的能力或潛能，以及抵抗另一方施加影響企圖的能力或潛能 ^[12]  ，具體表現形式包括如身體主導權、事件決策權、交友權等等。

在PUA文化中，這種權力表現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結構，主要體現在PUA施害者通過精心設計的策略和技巧，操縱了雙方在關係中的資源交換。互依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生動地揭示了從健康互動關係演變為權力不平等的動態過程。根據其理論內容，個體間的交往與互動實質上是一個基於需求滿足和資源交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權力的構建往往源於對有價值資源的有效控制，擁有並能夠調控對方所渴望的事物使用權的一方，通常會在關係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從而獲取更大的權力 ^[13]  。進一步參照關係承諾的投資模型（investment model），該模型強調滿意度、替代性以及投入度是影響個體在關係中依賴程度的三大關鍵因素。在健康的親密關係中，當一方對關係的滿意度較低、察覺到有質量較高的替代選擇、或對當前關係的投入較少時，理論上他們將擁有更大的談判權和決策空間 ^[14]  。然而，在PUA關係中，這種平衡和諧的需求-資源互換模式被嚴重扭曲和打破 ^[6]  。

PUA施害者掌握了大量關於人類心理和社會交往的知識與技巧，這些知識成為了他們手中的“資源”。他們會通過敏鋭地識別並迎合目標對象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期望，為對方提供看似充足的感情資源作為誘餌，從而迅速建立起信任關係。然而，這一信任並非基於真正的互惠和共享，而是被施害者利用以逐步加強對目標對象的控制 ^{[4]  [9]}  。隨着關係的推進，施害者開始調整策略，表面上依然維持着對受害者的情感支持，但實質上卻逐漸減少實質性的投入，並轉而強化對其行為與決策的操控。同時，施害者還會設法限制受害者的社交網絡，打擊其自尊心，製造出一種只有自己才能滿足對方情感需求的假象，進而強化了受害者對其的依賴性^[4]。這不僅加深了權力的失衡狀態，而且進一步鞏固了PUA施害者在關係中的主導地位和權力優勢^[6]。

因此，在整個PUA過程中，原本基於相互依賴理論的健康、平衡的人際互動模式被打破，施害者藉助心理操縱手段顛覆了正常的資源交換規則，將雙向互惠的關係篡改為單向的剝削與控制。如此一來，施害者便在親密關係領域內成功建構並持續維護了一種由自己全盤掌控、他人只能被動服從的權利結構。

PUA施害者運用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心理戰術，如讚美、同情、威脅、孤立等手段逐步瓦解受害者的自我認知和獨立思考能力。這種操控過程往往是循序漸進且不易察覺的，使得受害者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被動局面，難以自我覺察並及時掙脱 ^{[1]  [6]}  。

認知失調指當個體的行為、觀念與態度之間存在矛盾時，會產生心理不適，人會本能地通過改變行為、態度或者引進新的認知元素淡化這種失調的體驗 ^[15]  。在PUA施害者的操縱下，受害者往往被灌輸錯誤的認知和價值觀如過度依賴對方，這與其原有觀念產生衝突。然而，PUA施害者會利用一些操控手段使得受害者在違背自我意願的情況下被迫做出與自身信念不符的行為，加劇了認知失調。為緩解內在衝突產生的不適感，受害者會選擇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和處境，傾向於維持現狀，使其難以主動擺脱施害者的控制 ^[15]  。

常用的“五步陷阱法”參考了行為主義提出的操作性條件作用 ^[16]  。該理論指出，行為後果對個體行為的形成和持續具有重要影響 ^[17]  。對施害者而言，每次成功運用PUA策略時得到的依賴加深、情感增強和服從性提升等正面反饋滿足了其權力慾和被關注的需求，形成正強化，促使他們持續使用此類操控手段。受害者方面，來自施害者的讚美、關愛等行為產生愉悦感，誤認為這是正常交往模式而不斷接受被動角色；當試圖擺脱時遭受冷落、威脅等負強化，為避免痛苦只好適應施害者的意願，進一步鞏固了不平等關係。因此，正負強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使受害者深陷其中、施害者得以持續控制的惡性循環 ^[17]  。

斯德哥爾摩效應揭示了在高壓、恐懼與依賴共生的環境中，受害者可能出現心理防禦機制的逆轉——對加害者產生同情和忠誠感。在PUA操控中，這種現象尤為突出：PUA施害者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心理戰術，如情感轟炸、貶低與抬舉循環、製造不確定性及切斷社交支持網絡等手段，令受害者逐漸陷入一種“情感囚籠”。儘管PUA行為可能帶來傷害，但受害者卻因長期暴露於這樣的控制之下，而形成了一種扭曲的情感聯結——他們開始將施害者的偶爾善待視為關愛，錯誤地將痛苦歸咎於自身，並對施害者產生深度依賴。由此，即使面臨顯著的不公待遇和心理虐待，受害者仍難以識別並掙脱這一有害關係，表現出與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相似的困境 ^[15]  。

低自尊者由於自我價值感較弱，往往對自我評價過於消極且依賴外部認可。這類人羣易受環境影響的特點體現在：他們過度在意他人看法，尤其在親密關係中，容易被他人的評價左右，過分尋求認同和接納 ^[18]  。PUA技巧恰恰利用了這一點，通過操控性語言、情緒勒索及逐步瓦解對方的自信來實現情感控制 ^[6]  。低自尊個體在面對PUA使用者的讚美時可能如飢似渴地接受，而在遭受貶低或施加壓力時，則更容易懷疑自我、妥協退讓，這使得他們更難以識別並抵抗一系列操縱手段，從而落入情感控制的陷阱。

伯納德·韋納（B.Weiner）提出影響個人成敗的因素主要有四個：能力、努力、任務難度和運氣，並提出了三維歸因模型：（內/外因）、穩定性（穩定/不穩定）和可控性（可控/不可控），把四個因素按照三維進行了劃分：能力屬於內部的、穩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努力屬於內部的、不穩定的、可控的因素；任務難度屬於外部的、穩定的、不可控的因素；運氣屬於外部的、不穩定的、不可控的因素。陷入悲觀內歸因的人，會將失敗、痛苦，歸結於個人內部因素：我不夠好、不夠聰明。而將成功、喜悦歸結於外界環境因素：運氣好、任務簡單。易受不良PUA侵害的個體往往過度內歸因，將失敗主要歸於自身能力或努力不足，過分自責，這導致他們在面對不合理操控時更容易順從並接受 ^{[1]  [16]}  。

相較於安全型依戀，不安全型依戀表現出較低的人際信任感和較高的社交焦慮傾向。這類個體往往對親密關係的認知存在偏差，內心充斥着較強的不安全感，常常擔憂伴侶會離自己而去 ^[19]  。因此，在親密互動中，他們傾向於過度犧牲自我利益以迎合伴侶的需求，即使面對對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潛在的危害，為了維繫關係，他們仍可能選擇妥協與服從 ^[6]  。這就導致了依戀焦慮高的個體在面對PUA施害者的操控時，更容易受到侵害 ^{[6]  [20]}  。

持守傳統性別角色定位，例如認為在兩性關係中，男性應該掌握主動權，而女性應該在關係中保持一種更為從屬的狀態，並且視温順、聽話為優良品質的女性，相較於獨立、自主的女性更容易成為PUA的受害者 ^{[15]  [16]}  。

社會支持水平低的個體更容易受到PUA的影響，這類羣體缺乏穩定的社會網絡和來自親朋好友的有效幫助。在遭遇PUA時，這類個體往往孤立無援，缺乏外界對關係行為合理性的反饋與判斷，從而難以辨識和抵抗一系列操縱手段 ^{[6]  [20]}  。

職場PUA是、指職場中上級對下級的無端打壓，通過貶低和否定讓下屬逐漸失去自信以控制員工；或空畫大餅，以責罵加偶爾表揚和承諾等方式讓員工迷失自我唯領導是從 ^[21]  。2021年，組織行為學家Dhanani等人總結了來自62個國家的500多篇研究論文發現，幾乎每3個人中就有1個人經歷過職場操控或者辱虐 ^[22]  。與此同時，智聯招聘在2020年收集了8062份問卷，統計發現63.65%的白領報告自己經歷過職場PUA，其中商業服務（諮詢/財會/法律/廣告/公關/認證/外包）行業成為第一重災區，高達75.41%的職場白領自認經歷過職場PUA；排在第二位的行業則是金融業，佔比71.28%。

職場PUA的常見套路主要有 ^[23]  ：

（1）開空頭支票，使員工喪失判斷力

老闆為了以最小成本得到最大的人力回報的目的，不斷給員工描繪美好的願景，然而卻從不兑現承諾，只會“畫大餅”，並以此為誘餌，讓員工心甘情願為公司做事。

（2）持續的否定和打壓，傷害員工的個性和自尊

老闆一味地否定員工的作品或方案，卻從不提建設性的建議，員工在老闆的反覆否定和羞辱之後會喪失自信並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進行自我否定，繼續被老闆打壓，最終陷入“習得性無助”的惡性循環。

（3）故意製造焦慮情緒，控制員工

老闆利用信息不對稱忽悠員工，通過誇大外部環境的糟糕、不確定性，以及員工自身的劣勢，來襯托自家公司的穩定和安全，以此引發員工的焦慮和危機感，誘導員工繼續待在自家公司接受盤剝和壓榨。

（4）美化壓榨，迷惑員工的心智

老闆用一些心靈雞湯話語洗腦員工，為自己理所當然地壓榨員工找個光明正大的藉口，美其名曰“給你機會鍛鍊”“加班是看中你”等。

親子PUA主要是指父母通過打壓式教育、引發負罪感以及道德綁架對子女實行精神操控和心理控制，其目的是要孩子無條件服從。這種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已經嚴重地遏制了青少年自主性的發展，危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年來青少年因為與父母關係不和而導致的自殺事件逐年增多。PUA式親子關係的具體表現如下 ^[24]  ：

（1）打壓式教育，摧毀自尊心

受我國傳統教育的影響，大多數家庭的父母都對孩子進行打壓式教育，理由是怕孩子驕傲。於是，在孩子取得進步時家長不但不會及時鼓勵，還會反過來打壓孩子。施行打壓式教育的父母，在一次次家庭教育中用過度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孩子，漠視他們的努力，將嚴厲、斥責、批評視為家庭教育的精華。諸如此類的嘲諷、謾罵已經讓青少年不成熟的心靈不堪重負。

（2）以愛之名，過度控制

PUA中打壓式的教育通常都以“愛”的名義對孩子施行，因為這樣會讓孩子無力反抗，以便讓孩子無條件服從，讓他們成為大人眼中聽話的乖孩子。在日常的家庭教育生活中，很多父母經常以“我都是為了你好”的理由去幹涉孩子的選擇，如果孩子不服從大人的選擇，就會被貼上“不聽話”，甚至是“不孝順”的標籤，這常常會讓孩子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被迫接受父母的選擇。但這實質上是家長的一種自我滿足，家長的這種單方面施與其實就是非愛行為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以愛的名義對自己親近的人進行非愛性地掠奪，即違揹他人主觀意願，在精神與行為方面強制控制，迫使對方按照施控者的意願去行為做事。

（3）誇大付出，道德綁架

在我國的家庭環境下，PUA式教育通常會對孩子實施苦情道德綁架。如，我這麼辛苦為了什麼呀，還不都是為了你；我每天早起，給你做早餐，送你上學，我容易嗎；等等。這些話無疑都會讓孩子因為內疚而無條件服從家長的安排。內疚是一種腐蝕性的情感，它會很快轉化為自責，變成埋在孩子心裏的一根刺，磨到孩子忽略自己的價值。最後，孩子的一生都會變成是在為父母的自我犧牲和不幸負責。

一個人如果長期被打擊和否定，則可能將這種PUA的模式內化，不需要別人出手就會“自動”打擊和否定自己，陷入“自我PUA”的泥淖 ^[1]  。同時個體早期親子關係的經歷也會主導其內部工作模式的形成，從而影響成年個體在親密關係中對伴侶的認知、情感與行為 ^[10]  。因此這些孩子成年後在其他關係中也更容易被PUA，因為他們往往自尊心很低、缺乏自信 ^[25]  ，由於幼時“聽慣了”父母侮辱性、否定性的話語，他們往往無法快速地識別出他人PUA自己的言語，反而會覺得這些話“很常見”。

自我PUA指將PUA的模式內化，不需要別人出手就會“自動”打擊和否定自己 ^[1]  ，是一種過度的、消極的自我批評和苛責。研究揭示了自我PUA中的自我批評和苛責主要分為兩大類 ^[17]  ：

（1）比較型自我批評：表現為個體不自主地將自己的表現、能力和價值與他人相比較，並以此為基準貶低自身：“別人能做到，為何我不能？”這種心理狀態使個體深陷在與他人的較量中，感受到持續的評判壓力和不安，認為自己總是處於劣勢，無法逃脱他人挑剔的目光。

（2）內化型自我批評：它源於內心的高標準和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如果再努力一點，結果就會更好。”此類型的自我PUA體現在個體以近乎完美的標準衡量現實中的自己，導致無盡的挫敗感和自我否定：“無論怎樣努力，我始終不夠好。”這種內在的嚴苛評判使人生活在一種無法滿足自設目標的痛苦之中。

友情“PUA”指在就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更換了對象，即朋友之間出現了不對等的關係，其中一方極度以自我為中心，並擁有與自己不匹配的好勝心，一旦發現另一方比他們自己優秀，他們就會通過打壓對方的這種方式來讓自己得到平衡，在這一過程中不會考慮到對方的感受，更不會考慮到對方是否會受到傷害，許多尚未步入社會的學生因此變得抑鬱、自卑，嚴重影響到心理健康 ^[26]  。

意指讓人逐漸喪失理智的一種瘋狂追星行為。在飯圈中，PUA行為可能表現為 ^[27-28]  ：

（1）對不同意見者進行人身攻擊、網絡暴力，營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氛圍，使粉絲產生孤立感和歸屬焦慮。

（2）刻意製造輿論導向，要求粉絲必須按照特定方式應援、消費，甚至不惜代價。

（3）對於偶像的批評或爭議，一律採取打壓和屏蔽的態度，不允許粉絲自由發表觀點。

（4）通過道德綁架、情感勒索等方式，讓粉絲感到如果不按照指揮行動就是背叛，形成強大的心理壓力。

PUA行為對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嚴重的心理創傷 ^[29]  。通過操縱、欺騙和控制等手段，PUA實施者會破壞受害者的情感安全邊界，導致他們在關係中經歷反覆的情緒波動，如恐懼、焦慮、抑鬱以及羞愧感。這種長期的精神操控可能使受害者產生自我認知扭曲，他們可能會對自己的價值判斷、人格特質以及在人際關係中的角色定位產生錯誤認識，進而陷入自我懷疑與自責之中 ^{[15]  [30]}  。

除了精神層面的危害之外，受害者還會面臨來自不良“PUA”的衍生危害——造成身體傷害，根據媒體的報道，部分受害者在被精神控制後會做出自殘、自殺的行為，許多不良“PUA”的施害方也會對受害者實施諸如故意傷害、強姦、強制猥褻等傷害身體的行為 ^[30]  。

PUA的泛濫加劇了社會關係的異化現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人際互動方式受到挑。原本應該基於尊重、平等和誠實的人際關係，在PUA的影響下轉變為權力不對等、充滿欺詐和操控的關係模式，這不僅侵蝕了社會交往的基本倫理規範，也破壞了社會和諧穩定的基 ^[30]  。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PUA的危害還涉及到了公共安全層面。由於PUA行為往往伴隨着詐騙、脅迫甚至性侵犯等多種形式的犯罪行為，使得社會面臨更多的安全隱患 ^[31]  。此外，那些遭受PUA侵害的個體在精神健康受損後，可能會出現自殺傾向、社交障礙等問題 ^[3]  ，這些都加重了公共衞生系統的負擔，並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30]  [32]}  。同時，PUA相關的網絡課程和組織的存在，對於維護網絡安全和打擊網絡犯罪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32]  。因此，法律界和社會各界越來越認識到，應對PUA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制和打擊，以保護公民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道德風尚。

不良PUA亞文化嚴重危害社會，應嚴厲打擊不良亞文化，並加強青少年基礎教育以防止侵蝕。此外，須強化對PUA產業監管，完善相關法律規範，有效應對PUA犯罪亞文化的負面影響 ^[31]  。

抵制庸俗文化對PUA亞文化的影響至關重要，應嚴防外來不良文化衝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文化無形，防控難度大，需全社會樹立健康價值觀，並依法處理宣揚不良文化的團體和個人。尤其要着重在網絡空間阻擊不良文化傳播，國家網信辦等部門應持續開展淨網行動，打擊不良網站，清理網絡內容。同時，從正面倡導健康文化，增強青少年對基礎教育的接受度，以性文化教育為例，提升青少年性意識，按年齡段制定學習方案，推廣健康平等的兩性關係、文明戀愛觀。為此，國家可擴大性教育師資隊伍，合理安排課程，編寫適宜讀物，使青少年認清PUA犯罪亞文化的危害並學會防範。

加強對PUA亞文化的行業管控和法律制度建設是遏制其向犯罪亞文化演變的關鍵。具體措施包括：制定嚴格的行業規範，明確PUA相關產業的資質、授課內容與模式；建立准入及動態監控機制，對違規機構依法整改或取締；設立情感培訓師職業資格認證，確保從業人員具備必要素質和資質。針對PUA違法犯罪行為，現行刑法已能規制其中的詐騙、傳播淫穢物品等具體罪行，也能處理教唆自殺、故意傷害等行為。對於行政違法層面，可通過治安拘留等方式進行規制。然而，PUA中的精神控制和情感虐待等行為在法律界定上尚不完善，尤其對於非共同生活的情侶關係，現有《反家暴法》難以涵蓋。因此，擴大《反家暴法》保護範圍至情侶間的精神暴力行為，以更全面地規制PUA中涉及的違法行為。總之，我國需不斷完善法律規範，適應PUA新發展帶來的挑戰。

PUA行為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人身自由、財產權等，在我國，雖然尚未出台專門針對PUA行為的法律法規，但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已為此類行為涉及的一些具體犯罪行為等提供了相應的法律規制基礎。

在PUA的案例中，可能涉嫌侵犯受害人的名譽權、隱私權，更進一步可能構成侮辱、誹謗罪、詐騙罪、故意殺人罪。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均提供了相應的法律規制和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PUA行為往往侵犯了受害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尊嚴權，這與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相悖。

當PUA行為涉嫌構成刑事犯罪時，如侮辱、誹謗、詐騙、故意殺人等，我國刑法將予以嚴厲打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對於實施這些犯罪的行為人，將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並可能面臨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等刑罰。

PUA行為往往涉及侵犯他人的人格尊嚴、人身自由、財產權等。當PUA行為構成侵犯名譽權、隱私權等民事侵權行為時，受害者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要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賠償損失、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

針對PUA的網絡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明確禁止網絡傳播虛假信息、惡意誹謗等行為，對於PUA實施者通過網絡平台散佈誤導性信息、進行精神控制等行為，將依法予以打擊，維護網絡空間的清朗與公序良俗。

針對婦女和未成年人等特定羣體，我國還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予以特殊保護。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婦女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和肖像權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以保障婦女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則強調了對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包括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

目前，PUA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兩個方面：一是深入探究PUA行為的入罪問題，即對其違法性的判定與法律責任的分析；二是關於PUA行為的心理現象考察，即PUA關係中的雙方在心理層面上的具體表現和影響。

相關法律研究主要探討如何將各種不良PUA導致的侵害行為納入刑事法律規範進行規制。通過具體的案例研究和行為分析，明確哪些行為應被納入刑事法律範疇，為制定公正合理的裁判標準提供依據 ^[33-37]  。此外有學者提出了在這一過程中遇到的法治困境和問題，揭示PUA現象背後的法律挑戰，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38]  。

在心理學領域，研究者們也開始關注PUA的心理現象。他們試圖理解PUA關係中的雙方在心理層面上的具體表現和影響，以及PUA背後的心理機制。例如，有些研究探討了PUA實際上是“斯德哥爾摩效應”在起作用 ^[15]  。此外，還有研究分析了受害方的心理特質 ^{[4]  [6]  [16]  [20]}  ，這些研究對於揭示PUA現象背後的心理機制，預防潛在的風險，以及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心理援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心理學家們認為，瞭解PUA的心理機制對於預防和干預這種行為至關重要。通過研究PUA，可以開發有效的干預策略，幫助受害者擺脱PUA的影響，同時也可以提高公眾對PUA的認識，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總的來説，無論是法律研究還是心理學研究，都在努力理解和解決PUA帶來的問題。通過跨學科的合作和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PUA現象，從而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2019年5月，江蘇警方對一起在網絡售賣PUA行為相關教程的行為進行了依法查處，此案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也是我國第一例處罰網絡發佈PUA信息的案例。

經公安機關查明，違法行為人徐某（男，24歲，連雲港人）通過開設網站，兜售PUA教程。該違法違規PUA教程以“自殺鼓勵”“寵物養成”“瘋狂榨取”為賣點，利用語言、文字、動作、視頻、圖像等方法，把女性直接稱之為“獵物”“寵物”，或教唆偽裝成成功人士誘惑涉世不深女性以騙取財物，或傳授如何暴力征服讓女性崩潰，或傳授如何讓女性失去理性，甚至不惜自殺等證據事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46條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應當對其使用網絡的行為負責，不得設立用於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羣組，不得利用網絡發佈涉及實施詐騙，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信息。

目前，違法行為人徐某已被行政拘留五日並處罰款5萬元，相關網站及通訊羣組被責令關閉，違法違規PUA教程被全部清理 ^[39]  。

2019年10月9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女生包麗（化名）在北京市某賓館服藥自殺，送醫救治期間被宣佈“腦死亡”。相關聊天記錄顯示，包麗自殺前，其男友牟林翰曾向包麗提出過拍裸照、先懷孕再流產並留下病歷單、做絕育手術等一系列要求，並受到在身上紋“牟林翰的狗”的侮辱，同時遭受語言侮辱和暴力虐待；包麗曾先後數次尋求自殺，但是卻被牟林翰以自殺相威脅，未能擺脱二者的關係 ^[40]  。

包麗自殺事件的曝光，引發輿論對親密關係中的精神控制、PUA、字母圈等問題的關注和討論。2019年12月13日，北京大學取消牟林翰推薦免試攻讀研究生資格 ^[40]  。2020年4月11日中午，包麗去世。7月9日，包麗母親發佈消息稱包麗男友于2020年6月份因涉嫌“虐待罪”被警方採取強制措施，據南方週末報道，該消息得到北京警方一位內部人士的證實 ^[41]  。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牟林翰涉嫌犯虐待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一案依法公開宣判，以虐待罪判處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 ^[42]  。2023年7月25日，牟林翰虐待刑事附帶民事上訴案公開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