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Genet

這位滿口華麗陰暗詞藻的劇作家、小説家兼詩人，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小學程度（13歲），10歲就犯了第一樁竊案，沒有做超過2星期的工作，流連於社會福利單位、少年監獄和扥管家庭之間，15歲到38歲之間，他不是在軍隊，就是在監獄。直到他成為獄中傳奇作家，一而再、再而三被文友保釋出來…。他終於停止了他罪犯生涯，也許是瞭解到，他並不永遠被這個世界所拒絕。

1944年沙特早已聽聞這位獄中文學奇才， 1948年日奈再度觸犯刑法被判流放的時候，沙特聯合當時包括讓·谷克多（Jean Cocteau）在內多位著名作家，為他發動請願，説：這是一位具有才華然而道德意志力卻嫌薄弱的人…。日奈得到總統的特赦，終結他長達20多年的罪犯生涯，他此生未再入獄。

出版社預備將日奈的作品結集出版，他來找沙特，請沙特為他做序。沒想到沙特一動筆不可收拾，以沙特式的哲學思想洋洋灑灑剖析這個天縱奇才，和他戲劇性的人生閲歷。名噪江湖的大師沙特寫得是如此之熱烈，彷佛在這囚徒身上找到一種與自己共有的潛性質素…。最後這篇長達600頁的「序言」─《戲子與聖徒》─通過「絕對的腥臭」，從文字的國度綻芳屬於個人的「終極神性」…，成為日奈全集的第一冊。

讓·日奈因此聞名遐邇，幾乎無人不知了。但日奈對第一個保釋他的恩人科克多（Jean Cocteau）説：「你們為我塑造了一個形象，而我卻是另一個人。這另一個人有話要説。」。

否定，對日奈這個人來説一點兒也不陌生，從他1910年出生在巴黎一的寒冷的12月天，那便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生的第一幕。父不詳、生母（他從她繼承了Genet這個姓）為職業娼妓，10個月後，還在襁褓中的惹內遭到了遺棄。

日奈後來在他的小説《竊賊日記》（Journal du Voleur）中寫道：「..也許，我剛剛撞見我的生母。我對那個在搖籃時期就遺棄我的女子一無所知，然而我希望自己碰見的、向人乞討的老女賊就是她，我的母親。噢！如果就是她，我會用花叢淹沒她，用劍蘭和玫瑰，還有親吻淹沒她！，接著這個愛意滿溢的竊賊，想到「劍蘭」這個字和「唾液凝塊」的法文字形相似，他開始幻想口水沾濕她的頭髮，或嘔吐在她的手掌上..。

日奈的童年在Allibny-en Morvan地方社福單位安排的農家家庭所收養。一般認為日奈從小就流露出不同於其他村童的巴黎人氣質：體格細緻、愛好閲讀，而厭惡勞務。10歲就偷拿同學的東西而觸犯偷竊罪，14歲那年他去當排版學徒，兩星期便逃跑了，不久被捉到，送回社福中心…。

日奈的年少生活是一連串遷徙於感化院、臨時扥管家庭、監獄和軍隊的流離紀事。他的學校教育到1923年為止，15歲入了監獄，從他另一部小説《玫瑰奇蹟》（Miracle de la rose）中看來，他在16歲那年嚐到同性戀的肉體經驗。18歲日奈自願從軍，曾隨軍旅到過西班牙、東歐、北歐、中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地，1934年他退役後繼續流浪，過著偷竊、乞討、坐牢，有時甚至賣淫的生活。這段生活後來成為他作品的藍本。

日奈每一身分都不見容於社會：私生子、竊賊、罪犯、雞姦者、妓男..。一個徹底為世所棄的人，他能選擇什麼樣的姿態存活世間？家庭拋棄的我，縱情於男色、竊盜和罪惡的浪恣生涯。由是，我得以全然棄置那個捨棄我的世界。」日奈以否定還報否定。

然而，他的否定有華美異常的文字，膏塗自瀆的汁脂，讓他那沉淪底層的罪人，猶如聖徒般昂然挺立，昂立於他為之敷設的萬蕊繁花中。惹內從禁閉於囚室的極度無聊中升起無邊春夢，讓自瀆升起成為叛逆的神聖姿式。

日奈在獄中寫出他第一本小説《繁花聖母》（Notre-Dame-des-fleurs），全篇彷佛自瀆之頌詩。他以鉛筆寫在獄政發給囚犯打零工折制的棕黃信紙上，查房時被獄卒發現，沒收焚燬，惹內又重新寫一遍。書寫，是他螳壁擋車的姿態，以微乎其微的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寫一遍。

日奈告白式文體的小説，驚豔文壇，但他本人始終反對傳記文學，他甚而告訴沙特：「我的書不是小説，因為沒有任何角色可作自己的決定」。日奈再次舉「異議」牌：那不是真的，世上沒有所謂的真實，人生從來是願景和幻滅的交織…。

這些特質都在他的戲劇中繼承下來。1947年他發表劇作《嚴密監視》（Haute Surveillance）和《女僕》（Les Bonnes），得到七星詩社獎。對比於他《繁花聖母》的三個男角，《女僕》裏是三個女角色─兩個女傭和她們的夫人。戲劇發生在一個房間內，在這房間內，交錯著女僕們奔馳如電火、又驚惶折返的種種想像與現實。假扮與真我之間，讓這齣戲恍若多稜鏡，每一面都折射出自我─冀望的、憧憬的，羞惡的、卑微的…。

對最卑微者而言，現實也許只是一場醒不過來的噩魘。

1956年起，日奈陸續發表《陽台》（Le Balcon）、《黑鬼》（Les Nègres）、《屏風》（Les Paravents）。主角一貫為社會邊緣人。在孤絕的環境裏，神聖與猥瑣、想像我和真實我，相互辯證、寄生、轉化…。

50歲時日奈劇作大受重視，翻譯為多國語言，被歐洲名導如Roger Blin 、Peter Brook等執導。1994年，日奈的《女僕》改編為舞台劇《查某嫺》也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演出。全劇由男演員反串扮演劇中的女性角色，全部操著台語。表現宰制與被宰制者，生理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錯亂和曖昧矛盾。

日奈的作品，總是徘徊在自傳和偽自傳之間。但一當讀者炫惑於他的滔滔獨白、魅樣挑釁、自我憤恨，和自我聖化時，他又冷冷得意：「而我在此，卻能安適地沉思」，儼如虛擬造物者，飄飄欲仙…。

喜歡玩弄虛構的日奈雖嘲笑一切自詡「真實」的記述，但他又不斷在作品中暴露自我。1984年起，他在人間耽留的最後兩年，把他13年的筆記都整理成書，書名曰《愛之囚》…。他去世於一間小旅館中，死時《愛之囚》的一校稿還攤在書桌上。男友依其遺言，將他葬在西班牙一個鄉下海濱，一面可眺望監獄，一面眺望愛情賓館的地方。

終其一生，日奈始終被世界的主流價值驅逐於外，即使他文名卓著時，他因感情問題而數度嘗試自殺，他的男友上吊於他的房間內…，他自我放逐約10年左右，當中沒有作品問世。他的後半生，熱衷扮演政治上的異議者，三度拜訪阿拉法特，最後卻被約旦政府列為不得入境人士。他回到法國，沒有返回家鄉的喜悦，反而像是被心目中的國度判刑，被放逐…。日奈淋漓潑灑地扮演他的異議者角色，對這個生來就流放他、邊緣他的世界。

日奈的鮮明形象，成為一種標記，被以不同形式複製或眺望。像是如在邱妙津小説《鱷魚手記》，被作為創作者的符號。在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評論書《反對詮釋》，作為分析對象。阮慶嶽在小説《紙天使》序中提到他：「我描寫陰影，因為只有陰影可以忠實的呈現出光明。」。法國女性小説家安妮 艾諾(Annie Ernaux)也在《位置》(La Place)的跋裏指名他：『當我們違逆背叛之時，寫作是最後的倚靠。』。

慣於否定的日奈，也許在地下冷笑，發出一貫的異議：關我什麼事？我是我，我不是你們可以歸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