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stave Boissonade

博瓦索納德（Gustave Boissonade），日本法政大學創始人。日本近代法起草者。作為明治政府的客人來到日本。他原本計劃工作幾年之後即回國任教，卻在日本整整逗留了20多年，直到70歲才重返故國。他更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會在日本激起激烈爭論。

博瓦索納德生於1825年，28歲獲得法學博士，而後一直在巴黎大學任教。數名日本留學生曾跟隨他學習，其中包括在明治政府司法省任職的井上毅、明治大學創始人宮城浩蔵。

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變法”。令後世歷史學家們驚歎不已的是，日本“變法”的做法非常決絕：拋棄全部舊有法律，把西方法制移植過來。為此，日本不避嫌疑，從歐洲聘請了多位法學家參與立法工作。在短短十年之內，這個封建國家搖身一變，先後制定公佈八部法律，與歐洲的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並立”。博瓦索納德參與了大部分法律的起草，居功甚偉。

1879年，博瓦索納德受政府委託，開始了起草民法典的工作。歷時十年，民法典草案終於完成，史稱“博瓦索納德民法典”。這部法典的基本框架與拿破崙法典極為相似，也有諸多不同之處，被認為是一部富有現代民法色彩的民法典。草案通過了樞密院的最終審査，預定於1890年開始實施。

出乎博瓦索納德意料的是，民法典在正式實施成為法律之前被擱置了下來。由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生組成的法學士會發表《意見書》，向政府和樞密院提出了延期實施民法典的建議，主要理由是，“今日吾邦於脱離封建舊制萬事革新之際，社會日新月異極具變化，因此欲重視例規習慣大成法典，一不可依據封建舊制，二不可完全照搬歐美製度為之”。

《意見書》挑起了一場爭論。許多學者都加入了論爭，形成了“延期派”與“斷行派”兩大陣營。“斷行派”認為民法典符合現代社會價值觀，有助於日本“走向世界”，應該如期施行；“延期派”認為民法典不符合日本傳統，無視日本的“固有的淳風美俗”，大大削弱了家長的權力，勢必會破壞家族制度。兩派的爭論持續了數年時間，成為了社會熱點話題。

要傳統，還是要法律？兩派的論爭旗幟鮮明，互不退讓。作為斷行派的主要人物，博瓦索納德礙於自己的外國人身份，並沒有直接介入這場爭論，但他的思想對於斷行派產生了重要影響。

1892年2月，第三次帝國會議召開前夕，延期派廣泛散發《法典實施延期意見》，尖鋭指責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之下“弱肉強食”的弊端。斷行派則以《法典實施斷行意見》回擊説，實施民法是近代法治國家不可或缺的條件，延期派所擔心的社會弊端正是法制不發達所引起的後果。如果法典不及時施行，將擾亂國家秩序、敗壞倫理、妨礙憲法實施。

在此期間，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穗積八束髮表了一篇重磅文章。他在文中寫道：“我國是尊祖訓、重家制之邦，權力與法均生於家……所謂家長權神聖不可侵犯，理由源於祖先的神靈神聖不可侵犯。家族中無論長幼男女，一是服從其威信和權力，一是賴於其保護。”在他看來，歐洲人由於信奉基督教，子孫不知供奉祖先，孝道殆盡；而日本固有的家庭制度與此完全不同，男女並非是通過婚姻才建立家庭，而是欲使家嗣永續才行婚姻之禮。

穗積八束認為，日本社會一直以來以祖先崇拜的教義作為支撐，祖先對於家族的維繫極其重要。瓦索納德民法典以極端個人主義為中心，結果相當危險，“完全無視三千年來的本國信仰，將會導致否認和遺棄民族信仰，並將摧毀我們的‘家族’制度”。

此後，日本政府對這部法律進行了重新編訂，新法典於1898年最終頒佈生效。新民法典是一個相互矛盾的折中方案：一方面，它承認個人的地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獨立個體，在財產上兩性之間法律平等、個人選擇自由、個人財產所有權等規定被保留；另一方面，個人被置於家庭關係的層級結構之中，受到了強制性的約束。

和維新早期的做法不同，日本政府在80年代以後的改革中開始強調日本“特色”。這種做法將日本引向了另一條道路，日本不再追求普世價值，轉而鼓吹國粹和民族主義。曾參與民法典修訂的西園寺公望在年輕時曾在法國生活了10年時間，深信文明的普世性。他對於這種“特殊國情論”不以為然，一針見血地指出：“通常來説，一個國家或者民族被稱為‘特色’的東西，是指一種缺點或特質……當今日本教育工作者喋喋不休的所謂日本人與眾不同的大部分特質，將會使我們的學問更加貧困……”

1910年，85歲的博瓦索納德在法國安然去世。明治時代已經接近尾聲，但是那部矛盾的民法典還是繼續施行了兩代人時間。直到1947年美國佔領期間，日本民法中“家族”的概念才遭到否定。

博瓦索納德的法學理念最終戰勝了特殊國情，二戰後，掀起了日本法學界重温法國法學的熱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