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gazi

10年來，這支被界定為hardcore朋克的華盛頓樂隊每場演出的門票都鐵定不高過5美元，CD售價不超過10美元，他們自己當經紀人，自己當製作人，自己回覆聽眾來信。他們不籤大公司，甚至不加入任何大型商業性發行體系，他們靠自建的小公司和非正規渠道銷售，他們從不就唱片和現場作媒體廣告。奇怪的是，他們就這樣生存下來了，而且活得很好。

別人認為這是一種政治宣言，他們則説這是一種讓自己最舒服的姿態。比如5元以下的門票，可以讓樂隊解除壓力，將全部精力集中到好好玩音樂。

他們的舞台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常常是停在共鳴板邊上的兩台卡車打出現場所需的全部燈光；當音響出毛病時，他們也毫不遲疑地繼續演唱。但他們的現場煽動力似乎是太過強大，連Roilling Stone這樣的主流雜誌也不得不服從讀者的意旨，將他們列人最佳現場樂隊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Fugazi在音樂之外的簡化一切恰恰反襯着其音樂的複雜性。説來慚愧，我第一次撞上Fugazi時還對他一無所知，對這個詞的印象只有兩個：一是從前喜歡過的藝術搖滾樂隊Marillion有一張以此為標題的專輯，封面令人難忘；二是有人告訴我Fugazi的一員曾在北京混過一陣（至今未獲證實）。但Fugazi絕對是那種打破頭腦禁錮的樂隊。人説他們是受Sex Pistols、Ramonse強烈影響的樂隊，但聽着他們的音樂，你更多想起的卻是Einsturzende Neubauten和Throbbing Gristle的顛覆解構之聲，或是Rober Fripp或John Cage的實驗先鋒之響。Fugazi用吉它和貝司營造出的噪音、雜音與徹底的不和諧，絕不亞於這些先輩們的電鑽、電鋸、口授和加料鋼琴。

Fugazi的確是朋克的，但它完美地再現着朋克的成長與成熟。他們早期的那些作品同任何朋克一樣是直接從胸腔中爆裂而出的，那種急促和生猛近乎殘酷，但隨後，他們便不斷擴展着自己音樂的廣度與深度，並最終塑造出了一幅充滿矛盾的場景：Joe Lally的貝司似乎是以鋼板焊結而成，堅固、實沉，Brandan Canty的鼓架如鐵匠鋪的打鐵墩一樣牢靠、緊密，他們構成Fugazi鐵石心腸的固體一面，如磐石般死硬；樂隊的靈魂Ian Mackaye的吉它如疾風般緊迫，另一把握在Guy Picciotto手中的吉它則常如李逵般魯直，他們構成的是鋼花鐵水般熱烈的流動與沖決；在簡潔人聲的引領中，不時強化的切分節奏一如被突破搖晃的磐石基座，對音樂的戲劇性作着最生動的註解。

是的，Fugazi絕不是那種靠逃避旋律來維持自信的人，《Long Division》或《Waiting Room》都是朋克樂中最動聽的時刻之一。但即使在這些時刻，那些固態的節奏也依然在同旋律作痴纏苦鬥。如同他們三年來的惟一新專輯 《End Hits》所顯示的那樣，他們依然在這種戲劇狀態中延續和超越着從前的音樂，這裏依然有旋律可循，但他們把先鋒搖滾與實驗音樂乃至爵士帶進朋克的努力，已經更加天衣無縫。

從《Place Position）那神經質的吉它和開花彈般的鼓擊開始，我們便知道Fugazi又會帶來一場佈滿橫跳豎蹦的音響飛奔和思想沸騰，這不會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是另一些因素，比如他們正在讓朋克也成為精緻之聲，不是那種計算的精緻，而是給人以精緻的聽覺感受。比如在《Pink Frosty）中，一切變得令人難以置信，一支hardcore朋克樂隊，竟然會如此安瀾。而《Five Corporation》則會讓人意識到朋克化的post rock，肯定便是如此狂怒而又和諧。甚至是被他們自稱像“揉生麪糰”一樣揉出來的歌詞，也愈發深刻而不露生色。一切如同Ian所説：“如果聽眾不能從歌詞中發現意義，作為作者就是失敗的。”《Forman’s Dog》便是有意義的歌詞，它把大眾媒介的勢利諷刺得體無完膚。能夠將一貫立場以實驗探索（西班牙式吉它旋律配以貌似流行曲的人聲）加以表達，對他們和聽眾而言，都是一種過癮。

Ian MacKaye（guitar/vocal）

Guy Picciotto（guitar）

Joe Lally（bass）

Brendan Canty（drum）

Studio albums（錄音室專輯）

13 Songs(1988) Repeater (1990)Steady Diet of Nothing (1991)In on the Kill Taker (1993) Red Medicine (1995)End Hits (1998)The Argumen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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