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於1755年1月11日 ^[13]  誕生於英屬西印度羣島的尼維斯島。 ^[9]  當時，奴隸勞動盛行於該島，大批住在倫敦的英國遙領地主，掌握着該島的政治經濟實權。漢密爾頓的母親雷切爾·萊温是一位原法國籍赴該島行醫的胡格諾教徒的女兒，其祖先是種植園主。但是，歷史學家始終無法確定他的父親到底是誰。有一種説法認為，他父親名叫詹姆斯·漢密爾頓，出身於蘇格蘭望族，但終生潦倒，一事無成。漢密爾頓是二人的私生子。 ^[12] 

1765年，詹姆斯·漢密爾頓把小漢密爾頓和雷切爾·萊温遺棄在西印度羣島的聖克魯斯（聖克羅伊島）上，自己到英屬西印度羣島的聖文森島經商 ^[14]  。因母親經營的小商店不能維持生活，他12歲時就到兩個紐約商人開設的店鋪作夥計，13歲時母親逝世。1771年11月到1772年3月，在店主生病期間，他曾代為經營。 ^[12] 

小漢密爾頓從小就與眾不同，其他孩子還在玩遊戲的時候，他已經立志，長大要做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領袖。他閲讀了每一本能夠得到的書籍，不管是英語的、拉丁語的，還是希臘語的。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了不少商業和經濟知識，能清楚、有力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種表達能力給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礎。

當時，一場海上風暴襲擊了西印度羣島。漢密爾頓給一個叫皇家丹麥美國公報的報紙寫了一篇相關報導，文章引人入勝，他的一些朋友因此決定幫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漢密爾頓拿着他們的錢，到紐約去上學。他打算讀醫學院，畢業後回到聖克羅伊島，報效鄉親。 ^[12] 

1772年，漢密爾頓到了紐約後，申請到國王學院（今哥倫比亞大學的前身）學習，但是因為他的教育水平不夠，所以沒有被錄取。所以他決定先到新澤西伊麗莎白鎮的一所學校去。 ^[12] 

漢密爾頓是學校裏最認真的學生之一，每天看書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牀，到一個安靜的墓園去繼續讀書。他寫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進自己的風格。1773年，在伊麗莎白鎮待了一年後，漢密爾頓被國王學院錄取了。 ^{[12]  [37]}  他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維和表達能力都讓國王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感到驚訝。

獨立戰爭時期的漢密爾頓(2張)

當時英國對殖民地的高壓政策，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革命形勢日益成熟。在校的漢密爾頓非常關心這一問題。他參加了抗議英國統治的活動：1774年7月作了一次公開反抗英國暴虐統治的講演；1774到1775年間，寫了三本鼓吹愛國主義的小冊子，支持大陸會議通過的對英國貨物採取不輸入、不轉口輸出、不消費的決議，並抨擊英國橫蠻無理地以犧牲殖民地利益，擴大魁北克領土的政策。這使他嶄露頭角。 ^[12] 

同時，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還參加了一個名為“科西嘉人”的愛國義勇軍組織，每天操練，準備投軍從戎。 ^[12]  漢密爾頓還是孩子的時候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我渴望成功，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險，但是不能犧牲人格。我希望能發生一場戰爭，讓我展現自己的能力。”

漢密爾頓聰慧過人，他僅用常人的一半時間完成了預科和大學的學業，花3個月的時間就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 ^[22] 

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漢密爾頓任炮兵上尉，得以施展才略。1776年8月，他參加了長島戰役，10月又參加了白平原戰役，掩護民兵的撤退。1777年3月，漢密爾頓被華盛頓提升為陸軍中校，擔任喬治·華盛頓參謀部的副官4年。這一時期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漢密爾頓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溝通技巧，為大陸軍爭取資助和供給。 ^{[12]  [37]} 

（獨立戰爭時期的漢密爾頓圖冊參考資料 ^[5]  ）

在讀書時期，漢密爾頓特別喜愛讀英國早期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的著作，篤信他的“在自然狀態下”人和人像狼一樣進行殘酷鬥爭的理論。在獨立戰爭進程中，社會秩序動盪不安，人民羣眾反抗情緒高漲，有時也危及有產者的利益。他惴惴不安，認為正像托馬斯·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樣，人的本性是惡的，民主的結局只能導致無政府狀態。他主張建立一個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實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政府，採用鐵腕手段把羣眾管束起來，不至於犯上作亂。 ^[12] 

漢密爾頓利用在華盛頓參謀部擔任軍官職位的便利，結識了一大批有錢有勢的豪富、社會名流。1780年2月他因與紐約最顯赫的望族斯凱勒將軍的女兒伊麗莎白（Elizabeth Schuyler）結婚，躋身於特權階級社會。1781年4月，他向華盛頓要求授予軍隊要職遭到拒絕，因而離開華盛頓的參謀部。同年7月，華盛頓讓他指揮一個步兵營。10月他在約克鎮戰役中，因攻下英軍的一個堡壘而獲得聲譽。 ^[12] 

1781年獨立戰爭基本結束後，漢密爾頓在奧爾巴尼學習法律，次年取得律師資格。 ^[37] 

1782到1783年間，漢密爾頓作為紐約州代表在邦聯議會中任過短時期的議員。1783年11月，他回到紐約操律師業。 ^[12] 

紐約州在獨立戰爭期間曾長期被英軍佔領，效忠派勢力十分猖獗。革命戰爭結束後，紐約州議會為懲治效忠派，於1784年頒佈懲治非法侵佔財產法，允許愛國者恢復其被效忠派佔領的房產、土地。漢密爾頓站在效忠派立場上，為效忠派寡婦拉特格斯太太辯護，指斥該法不合理。這一行動激起羣眾的公憤。漢密爾頓又用“菲科伊”的假名，發表兩個小冊子，主張對效忠派寬容。他對“羣眾暴亂”早就表示反感，在獨立戰爭前夕，伊薩克·西爾斯領導綁架一名效忠派牧師時，他曾咒罵“人民是野獸”。在漢密爾頓的影響下，紐約州議會終於通過法律，取消禁止效忠派操律師業和剝奪效忠派選舉權的規定。 ^[12] 

1786年9月，美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謝司起義。當起義被鎮壓後，華盛頓在輿論壓力下，釋放了起義領袖。漢密爾頓對華盛頓採取寬大政策表示憤怒。謝司起義引起統治者的恐慌，資產階級和奴隸主迫切地希望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強化對勞動人民的專政職能，以保護他們的財產，促進經濟的發展，因而以修改《邦聯條款》為名，於1787年5月秘密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作為會議的推動者，漢密爾頓參加了這次制憲會議。 ^[12] 

一些學者認為，漢密爾頓是會議中“是最保守的人物之一”。他一貫服膺大衞·休謨支持英國王權的思想，崇拜君主制，以英王喬治三世為楷模；認為美國應仿照英國，建立一個以特權階級為基礎，與英國傳統相蟬聯的政治制度，有一個世襲的最高當局，最好是君主；還必須有一批擁有大資產的終身任職的參議員，以對抗只有小資產的眾議員。這次會議在制憲重大原則方面比較一致，但在大州與小州間的權力分配上意見分歧，經過長期激烈爭論，達成妥協，制定了一個憲法草案。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開幕時，曾提出實行最高行政首腦終身制和高度中央集權政府的憲法草案，因其主張過於保守，未被採納列入議程。 ^[12] 

漢密爾頓雖然對聯邦憲法草案並不滿意，但當他認識到自己的主張並不能被與會代表和美國人民所接受，就改變了政治態度，全力支持新憲法草案，以便日後在聯邦政府中取得重要職位。因此，9月初在會議結束前，漢密爾頓作了一次發言，強調製憲的重要性，請求全體與會代表一致支持憲法的通過。之後，在紐約批准憲法運動中，他十分出力。 ^[12] 

9月10日，討論階段結束後，大會任命風格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Style）來“潤色文件”。威廉·塞繆爾·約翰遜領導該委員會，其他成員包括漢密爾頓、古弗尼爾·莫里斯、詹姆斯·麥迪遜和魯弗斯·金。 ^[2] 

1787年9月17日，漢密爾頓作為代表39個制憲會議代表簽署人之一，代表紐約州簽署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新憲法產生後，漢密爾頓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批准憲法的運動中。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5月間，他與詹姆斯·麥迪遜、約翰·傑伊一起，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85篇宣傳解釋新憲法的文章，以“普布利厄斯”署名發表，其中51篇文章出自漢密爾頓手筆。後來，這些文章被彙編成為《聯邦黨人文集》。漢密爾頓在文集中根據約翰·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分權論”，大力宣揚美國“三權分立”的總統制。他認為，國家權力應集中於聯邦政府，行政權力不應屬於集體而應當屬於總統一人；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有否決權；參議院的權限應凌駕於眾議院之上；總統、參議員均由間接選舉制選出;司法獨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根據憲法精神，解釋法令；法官是終身制等。 ^{[12]  [37]} 

美國政治學者克林頓·羅西特稱該文集是“美國政治學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國“政治理論的經典著作”，是美國政治文獻中“僅次於《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位居第三的文獻”。正是在確保憲法獲得諸州批准的“這最後的決定性鬥爭中，漢密爾頓對憲法事業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其後在實踐中，他又闡明瞭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為憲法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作出貢獻。

聯邦憲法被大多數州批准以後，共和制的聯邦政府成立。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就任第一屆總統。9月，漢密爾頓被任命為首任美國財政部長。 ^[12] 

當時正值美國國庫空虛、幣值慘跌，信用瀕臨崩潰之際。漢密爾頓提出舉債籌款的辦法，徵集包括勞動者的資金，增加國家收入，以穩定國家的財政、金融和信用。他在1790到1791年間，作過4個有關財政和經濟的報告。 ^[12] 

漢密爾頓的第一個報告是關於國債問題。他主張凡是革命戰爭中所欠的外債和內債（國債和州債），都應按票面金額償還，以鞏固國家在金融方面的信用。他的建議由國會採納，並作為法案通過，原來持有債務的工人、農民和退伍士兵，因為生活所迫，早已將債券廉價出售給投機者。等到聯邦政府發行新證券按票面金額償還時，達官顯貴和投機家們就都發了大財。如馬薩諸塞州的舊州債券，全部被轉化為小部分人的財產。 ^[12] 

漢密爾頓關於徵收消費税的第二個報告，也作為國會法案通過。這項法律生效後，首先徵收了國產税。 當時，邊疆的農民往往把體積龐大的玉蜀黍等穀物釀製成濃縮的威士忌酒，拿到市場販賣。徵收國產税，被認為“對農民是很不利的”。 ^[12] 

漢密爾頓的第三個報告是建議成立一家國民銀行。1791年，根據國會通過的銀行法，成立了第一合眾國銀行，營業期限20年，資本總額為1千萬元，其中政府承擔20%。 資本的1/4為現金，3/4是政府公債。這樣，許多新貴將由舊公債券變換來的新公債，充作銀行的資本額。銀行既幫助政府徵税，也可向政府貸款。銀行的設置有利於商業資本家，主要證券集中在北方少數商業集團之手。 ^[12] 

漢密爾頓所作的第四個報告，即《關於製造業的報告》。闡述了工業發展和財政的關係，描繪了十九世紀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藍圖。它當時並未立即被採納，但在1812到1814年第二次反英戰爭（參見詞條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以後，成為發展工業與鞏固財政的藍本。這一報告提出，政府給予製造商以獎金，實行保護關税政策，採用機器，鼓勵移民，吸收外資，僱傭婦女與兒童等一整套辦法來發展經濟。漢密爾頓在報告中提出：不僅一個國家的財富，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也都是和製造業的繁榮緊密地聯繫着的。這一論點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是有遠見的。 ^[12]  可惜他的這一報告沒有被國會採納，直到19世紀30年代美國工業革命開始興起時，這個報告成為美國人熱切研究的文件。可以説，漢密爾頓是美國建國初期的資本主義代言人。

到了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憑藉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了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為美國經濟恢復帶來了資金，推動了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38] 

漢密爾頓在政治上是比較保守的，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義者。 ^[12]  他曾在制憲會議上公開宣稱，“英國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另一位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所屬的傑斐遜派據此指責他為“君主主義者”和企圖將英國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國。儘管他讚賞英國制度，但是他從未建議在美國建立君主制。他擁護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於他對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極端不信任，他主張建立的強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權化的。

漢密爾頓的財政措施有助於結束美國獨立戰爭後財政的紊亂狀況，增加了聯邦政府的税收，促使商業集團、證券持有者、股票經紀人、投機家獲取暴利致富，但嚴重地損害了農民、手工業者、退伍士兵和小店主等人的利益。漢密爾頓的財政措施，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廣大的城鄉勞動者對商業集團、投機家的巧取豪奪，表示極大的憤怒。漢密爾頓的財政措施也導致資產階級內部代表兩種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別的鬥爭。傑斐遜服膺天賦人權思想，主張給予人民以一定的自由、民主權利，同城鄉勞動者的反抗結合起來，對漢密爾頓派有利於少數富有商業資本家、投機家進行掠奪的政策展開了鬥爭。 ^[12] 

傑斐遜派組織的民主共和黨同漢密爾頓派領導下的聯邦黨，在美國政治鬥爭日趨激化的形勢下出現，遂使兩黨制開始形成。雙方互相攻訐，力圖將對方驅逐出政府。漢密爾頓因其財政措施得到華盛頓的支持，在聯邦政府中的地位較為鞏固。1793年底，傑斐遜辭去國務卿的職務，漢密爾頓派壟斷了政府的權力。 ^[12] 

1794年，在賓夕法尼亞西部邊疆，爆發了威士忌酒事件的農民起義。漢密爾頓從鄰近的數州調集1.5萬民兵，親赴現場，鎮壓逮捕了沒有來得及向西部撤退的起義領袖18人，押送到華盛頓。漢密爾頓這一措施激起廣大勞動者的憤怒。 ^[12] 

這一時期，歐洲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引起英、俄、普、奧等國的武裝干涉。隨着法國革命的動盪不寧，英法矛盾激化。在英法的衝突中，從1792到1794年，漢密爾頓派與傑斐遜派的鬥爭又擴大到了外交方面。親英與親法就成為兩個黨派外交政策的分野。傑斐遜派讚揚法國革命，主張支持革命的法國人民。漢密爾頓派仇恨法國革命，重視同英國的貿易，認為對英貿易的入口税有助於推行他的財政措施。當時，英國經常截獲美國船隻，並拘捕美國海員，英法衝突即將引起英美衝突。漢密爾頓堅信對英國作戰無異於全國性的自殺行為。聯邦黨人控制的政府，於1794年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傑伊赴英，11月簽訂妥協性的《傑伊條約》。英國同意放棄北美西北地區的若干貿易據點，傑伊允諾替英國債權人清理舊債務，主要是南部種植園主欠下的。《傑伊條約》對美國出口加以種種限制，且沒有使英國同意停止對美船的攔截活動，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漢密爾頓公開地為這個條約辯護。至此，漢密爾頓的對內對外政策，都引起傑斐遜派和勞動人民的反對。1795年，漢密爾頓不得不辭職，但他的財政政策措施，由新任財政部長小奧利弗·沃爾科特貫徹下去。 ^[12] 

漢密爾頓的塑像(3張)

總的來説，二人尖鋭對立，根源在於兩個人有不同的社會理想及不同的建國方略。兩位偉人處處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兩人在建國方略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人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建設的方針與主張。在政治領域，傑斐遜從對人民的高度信任出發，極力主張加大民選的立法議會的權力以有力制約行政部門；漢密爾頓則從對人民的極端不信任出發，主張建立一個高度集權化的行政部門以有力制約民選的立法議會。在經濟領域，傑斐遜想走農業立國的道路；漢密爾頓則想走工商業立國的道路。

漢密爾頓與傑斐遜的尖鋭鬥爭，吸引了美國眾多學者的注意。學者們寫出大量鉅著，對二人做出評價，並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角度分析其鬥爭的實質與意義。總的説，特別是在“進步學派”佔統治地位的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明顯存在着“抑漢揚傑”的傾向。二戰後，“進步學派”的地位發生動搖。近幾十年來，有眾多美國學者寫出讚譽漢密爾頓的著作，糾正了“抑漢揚傑”的傾向。隨着世事的不斷變遷，人們的思想也在不斷髮生變化，同時不斷對過去進行反思，糾正偏激看法。美國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達成這樣的共識：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都是建國時代的偉人，都對美國曆史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雖然這兩位偉人尖鋭對立，其結果是“相輔相成”。路易斯·哈克認為，美國已從不同角度接受了兩位偉人的影響，如果美國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認傑斐遜的不朽貢獻；如果美國人相信穩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嚴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認漢密爾頓的不朽貢獻。“兩個人的貢獻都是巨大的。”“我們都是傑斐遜者，我們都是漢密爾頓者。”納爾遜.布萊克説，“像漢密爾頓、亞當斯和馬歇爾這樣的聯邦黨人，都為他們的國家很好的盡了力。儘管他們並不信奉民主，但是，他們的積極進取的國家主義有助於創建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最後能夠被引向民主目的。”儘管在美國仍有學者對漢密爾頓的歷史地位提出挑戰，但已不屬於美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

1796年的漢密爾頓側像(2張)

1795到1796年，漢密爾頓雖致力於法律和經營生意，仍寫了《卡米勒斯信件》的政論文章繼續為《傑伊條約》辯護。 ^[12] 

1798年7月，同法國作戰的氣氛很濃厚，在華盛頓的要求下，約翰·亞當斯總統不得不任命漢密爾頓為督察將軍。這是僅次於華盛頓享有的榮譽。漢密爾頓佔有這一職位直到1800年6月2日。 ^[12] 

亞當斯對漢密爾頓身居這樣的高位很不滿意，力圖擺脱漢密爾頓的控制。當時漢密爾頓氣勢凌人，準備在英國的配合下，進佔新奧爾良、路易西安那和東、西佛羅里達（當時分別為法國、西班牙的殖民地），並進軍墨西哥。而在1799年，亞當斯任命一個3人使節團赴法，蹉商如何調解兩國糾紛的問題。通過談判，美法關係迅速趨向緩和。亞當斯的這一外交成就，激怒了漢密爾頓。他積極在聯邦黨內策劃，在1800年總統選舉中另行推選查爾斯·平克尼為總統候選人。聯邦黨至此分裂。 ^[12] 

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競爭很激烈。選舉結果，民主共和黨傑斐遜和阿倫·伯爾各得73張總統選舉人選票，同居首位，聯邦黨亞當斯獲得65票，平克尼64票。當時總統、副總統沒有分開選舉，兩個總統候選人得票相等，根據憲法，應提交眾議院投票選舉其中一人為總統。聯邦黨人支持伯爾，以便挫敗他們的政敵傑斐遜。眾議院在1801年2月17日以前，舉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一直處於僵局狀態。漢密爾頓從國家前途的大局出發，説服佛蒙特、特拉華和馬里蘭等州的若干聯邦黨人議員，投了空白票，使傑斐遜當選為總統。 ^[12] 

到1804年總統選舉時，伯爾沒有能列入總統候選人名單。當時新英格蘭的聯邦黨人平克尼等人正策劃脱離聯邦，組織北方邦聯，許願幫助伯爾當選為紐約州州長，以後再推定他擔任北方邦聯總統。漢密爾頓盡其全力，在投票時挫敗了伯爾，並揭發其卑鄙行徑。伯爾大為惱怒，邀漢密爾頓決鬥。 ^[12] 

當時重歸基督教信仰的漢密爾頓答應了決鬥，並説服了教堂方面為其舉行儀式。漢密爾頓説，他已經虔誠地懺悔，並願意與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爾。1804年7月11日，兩人在新澤西州東北部的帕利塞茲丘陵決鬥。按照決鬥的規則，漢密爾頓先開槍，奇怪的是，他發出的子彈離伯爾甚遠。而伯爾毫不手軟，一槍命中漢密爾頓的右胸。漢密爾頓身受重傷，在第二天（7月12日）溘然長逝，時年49歲。 ^[12] 

漢密爾頓是一個奴隸主，被視為美國獨立戰爭前後大工商業資產階級、種植園主階級的思想和利益的代表。 ^[11]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淵源是孟德斯鳩主義，這最明顯地表現在漢密爾頓的政體理論方面，包括國家結構形式上的聯邦主義，尤其是國家管理形式上的三權分立和制約平衡論。這不僅是因為漢密爾頓所參加的美國革命與孟德斯鳩所面臨的法國大革命的根本性質是一樣的，而且他們二人所代表的階級即上層資產階級也一樣。因此，漢密爾頓被認為是孟德斯鳩主義的傑出實踐家。 ^[11] 

作為聯邦黨人的首領，漢密爾頓想把美國建設成像英國那樣的以發達的工商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強國；民主共和黨的傑斐遜的政治理想是以農業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兩派的鬥爭，為美國兩黨制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25]  ，並衍生出了“漢密爾頓主義”與“傑斐遜主義”。這些思想影響了此後的美國曆史，並不斷髮展，成為美國政治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25]  。

在建國初期，漢密爾頓是最早對司法審查權給予明確而有力闡述的政治家。司法審查權是指司法部門享有解釋憲法和一切法律的權力，並享有宣佈違反憲法的法律為無效的權力。制憲會議上，曾有人提出讓司法部門享有司法審查權的意見，沒有被會議接受，也就沒有被寫進憲法。憲法剛形成時，司法部門是三權中最弱的一個，與其他兩權不能真正構成“三權鼎立”之勢。漢密爾頓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制憲會議後，漢密爾頓在對新憲法進行解釋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詳細論述了他對司法權的看法。他宣稱：“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與特有的職責……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準。”“法院必須有宣佈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35] 

漢密爾頓彩像(2張)

漢密爾頓明確闡述的司法審查權的思想，對於完善憲法及使三權構成合理的制約平衡關係，有重要的法律與實踐意義。後來，司法審查權的思想通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的司法實踐加以發揚光大，才真正成為法院享有的一項無可置疑的權力。

漢密爾頓最早提出了“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從而開創了根據實際需要靈活解釋憲法的先例。為進一步改善公共信用和健全金融體系，漢密爾頓要求國會批准建立國家銀行。傑斐遜派認為，銀行是鼓勵投機和為少數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手段，提出憲法沒有授權政府批准建立銀行的條文規定，以“違憲”為由阻止銀行法案的批准。漢密爾頓為了捍衞銀行法案和駁斥“違憲”的指責，提出了“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他認為憲法授予政府的每一項權力中，就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權力，這是暗含的權力。暗含權力像明示權力一樣有效。他指出，必須寬泛解釋憲法，才能使政府在應付紛繁複雜的行政事務中成為堅強有力的組織，否則是作繭自縛。 ^[20] 

漢密爾頓的論證遠遠超出了批准銀行是否合憲，而是涉及在實踐中如何解釋和運用憲法的問題，同時他也用該理論賦予中央政府更大的權力和行動自由。漢密爾頓提出的“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後來也被約翰.馬歇爾加以繼承和發展。以後最高法院在判案中反覆使用這一理論，從而肯定了它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樣，“暗含權力論”在美國曆史發展中就成為最具有實用性的理論之一。漢密爾頓提出的這一理論，幾乎準確的預見了以後美國曆史發展的需要，為美國憲法注入了活力。 ^[20] 

漢密爾頓為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金、銀複本位制）；其四，以關税和消費税為主體的税收體系；其五，鼓勵製造業發展的金融貿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漢密爾頓自始至終從整體國家信用角度來設計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説：“一個國家的信用必須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協調，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一樣，一根樹枝受到傷害，整棵大樹就將衰敗、枯萎和腐爛。”

漢密爾頓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系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為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系。國債市場是國家整體信用優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銀行負責維持銀行體系和貨幣供應量之穩定；統一的鑄幣體系(後來是美元紙幣體系)極大降低金融貿易之交易成本，促進金融、貿易、產業迅速發展；税收體系確保財政健全和國債市場之良性循環；製造業則是金融貨幣的最終基礎。

漢密爾頓的金融哲學基於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尤其是英國崛起經驗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財長之前，漢密爾頓就寫道：“17世紀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税後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為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為最佳投資產品。為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為了從根本上擺脱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經濟發展之關鍵是最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動員和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體系。一個人擁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擁有最高信用，它就有無限的資源來擴張；一個國家擁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夠動員全球的資金和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漢密爾頓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質。歷史很快驗證了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和高瞻遠矚。18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還是一塌糊塗，到了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塔列朗宣稱：“美國國債運轉良好、安全可靠；美國政府對國債市場的管理是如此規範，美國經濟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從來不擔心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正是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傳統學術觀念認為，建國時期的美國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國家經濟模式構想：一種是傑斐遜倡導的農業經濟模式；一種則是漢密爾頓倡導的工商業經濟模式。這兩種模式的競爭最終以傑斐遜模式的勝利而告終。但事實上，真正的爭論存在於傑斐遜的農業建國模式與反聯邦黨人“阿格里帕”的商業建國模式之間，漢密爾頓在反駁這兩種建國模式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學説，他一方面強調個人擇業的自由，另一方面強調國家經濟的獨立自主。漢密爾頓的工商建國學説修正了共和思想傳統中的農業要素，進而開闢了傳統共和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

也有研究指出，漢密爾頓在反駁傑斐遜的農業建國模式與反聯邦黨人“阿格里帕”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一方面強調個人擇業的自由，另一方面強調國家經濟的獨立自主。通過對商業的管理和對製造業的鼓勵發展，他在重商主義的自由放任與傑斐遜主義的過度管控間尋求平衡。其工商建國學説修正了共和思想傳統中的農業要素，進而開闢了傳統共和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 ^[19] 

漢密爾頓積極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因為他的財政政策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緊密聯繫。美國獨立後，在經濟上仍不能擺脱對英國的依賴，進出口貿易主要與英國進行，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進口税，如果與英國發生衝突，漢密爾頓剛剛建立的財政大廈頃刻就會倒塌，因此他主張與英國保持友好。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不久，歐洲戰爭爆發。在漢密爾頓的極力主張與推動下，華盛頓總統立刻發佈了避免美國捲入歐戰的“中立宣言”。其後不久，美英之間出現戰爭危機，為保持達到美國推行中立政策的目的，漢密爾頓又積極活動，華盛頓在1794年4月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傑伊為赴英特使，簽訂了美英《傑伊條約》，使戰爭危機得以和平解決，維護了美國的獨立。 ^{[34]  [36]} 

漢密爾頓為美國早期外交注入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告誡國人：沒有固定的朋友，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敵人。無論何時，都要堅決把美國的現實利益作為處理外交關係的重要準則。美國還是一個太年輕的國家，它需要時間成長，因此要極力避免捲入歐洲的衝突。他的這些思想被明確的表達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説裏，成為美國孤立主義外交路線形成的思想基礎。 ^[34] 

漢密爾頓在美國新聞史上佔有傑出地位，是美國政黨報刊時代的主要領袖之一，也是美國最早投入新聞自由實踐的政治領導人。在1787年的美國製憲會議上，圍繞着新聞自由是否入憲問題，聯邦派和反聯邦派了展開激烈的論戰，形成了美國早期的政黨報刊。漢密爾頓作為聯邦派的領袖，不僅在論戰中發表了大量關於新聞出版的觀點，而且也將其思想付諸於實際行動，在制憲會議中，在關於《煽動法》及克羅斯威爾案件中都體現出他與反聯邦派領袖傑斐遜新聞出版思想的不同之處。1789年，美國憲法修正案通過，雖然反聯邦派獲得了勝利，但並不意味着聯邦派漢密爾頓新聞出版思想的消退。面對複雜的政治現實，漢密爾頓在實踐領域進一步修正了新聞出版的思想，並對後世美國新聞自由思想與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0] 

美國政治家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經如此評價漢密爾頓金融戰略對美國的重要性：“漢密爾頓創建的金融體系，是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他叩開信用資源之門，財富洪流立刻洶湧澎湃。美國人民滿懷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滿懷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們鍾愛的希臘神話。然而，漢密爾頓創造的金融戰略比希臘神話還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議的大腦靈機一動，整個美國金融體系就應運而生。” ^[38] 

《美國政治家》系列叢書編輯約翰·摩爾斯在1898年聲稱漢密爾頓“是美國政府的真正締造者”。 ^[21] 

有歷史學家指出，儘管漢密爾頓飽受民主派的批評，但他本人卻是一位廢奴主義者，並主張美國走工業化道路。歷史學家切爾諾夫爭辯道，漢密爾頓堅持走工業道路正體現了他對“自由和機會”的忠誠，而不是相反。值得讓漢密爾頓欣慰的是，他生前沒有實現的理想，幾十年後被同樣出身寒微的亞伯拉罕·林肯所繼承並實現：林肯宣佈廢除奴隸制，並通過戰爭打敗南方，使得美國走向了工業化的道路。切爾諾夫的結論極具説服力：“如果説傑斐遜提供了美國政治論文的必要華麗詩篇，那麼漢密爾頓就撰寫了美國的治國散文。沒有哪位開國元勳像漢密爾頓那樣對美國未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有如此的先見之明，也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制訂瞭如此恰如其分的體制使全國上下團結一心。” ^[16] 

《美國政治家》系列叢書編輯約翰·摩爾斯在1898年聲稱：“他（漢密爾頓）是美國政府的真正締造者。” ^[21] 

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尤其欣賞漢密爾頓。1900年，羅斯福在新世紀伊始對美國曆史進行了全面考察，將漢密爾頓、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並列於“偉大的逝者”中的第二序列，僅次於喬治·華盛頓、林肯與尤里西斯·格蘭特。 ^[31] 

美國進步時代改革家、《新共和》首任編輯赫伯特·克羅利也認為漢密爾頓是“一位健全的思想家、有建設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一項積極而富有朝氣的、建設性的國家政策……堅信一個高效的政府有能力推進國家利益”。 ^[21]  弗農·帕林頓則稱漢密爾頓似乎是美國18世紀領袖中的“最現代化的和偉大的美國人”。 ^[15] 

美國曆史學家亨利·亞當斯認為，漢密爾頓“既具有全盤掌握政府這部機器的廣博智慧”，亦即尋求各種方法和手段的那種實際知識，同時“又得到好運氣，在政府尚處於可塑狀態、並能夠接受一種新的推動之際掌握實權”。 ^[28] 

美國學者弗農·帕靈頓在其著作《美國思想史》中評價道：“在立志根除無組織的農業平均主義宗派的有組織力量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位卓越的知識領袖。……一位才華出眾的領袖，敏捷清晰的思想家，偉大的律師，嫺熟的執法官，精明的組織者，理解力廣泛和意志堅定的政治家，他制定和指導了聯邦的主要政策，使之得到圓滿地實行。” ^[29] 

羅伯特·瓦修在1931年這樣寫道：“作為一個人，他算不上崇高；作為一個政客，他算不上成功；作為一名政治家，撇開金融政策不談，他算不上傑出。但是作為一個極具天賦的商人，不僅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沒有人能與之相提並論，甚至整個美國曆史中也找不出誰能在這一領域超越他。” ^[21] 

美國學者路易斯·哈克（Louis Morton Hacker）認為：“如果我們相信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和個人持異議的權利，以及廣泛分散政治權力，那麼我們就得承認傑斐遜的不朽貢獻。如果我們相信必須要有穩定的政治制度，在處理國內外關係中要有尊嚴的政府，要有作為國家進步關鍵的經濟事業的自由，那麼我們就得承認漢密爾頓的不朽貢獻。我們都是傑斐遜者，我們都是漢密爾頓者。” ^[32] 

美國學者納爾遜·曼弗雷德·布萊克説：“象漢密爾頓、亞當斯和馬歇爾這樣的聯邦黨人，都為他們的國家很好地盡了力。儘管他們並不信奉民主，但是，他們的積極進取的國家主義有助於創建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最後能夠被引向民主目的。” ^[33]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衞·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曾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重塑共和黨》（How to Reinvent the G.O.P.）的長文，其中對漢密爾頓的這一政治遺產進行了梳理。他這樣寫道，我們現在有三種政治傳統：一種相信大政府，因為它有利於實現平等和社會正義，該傳統體現在民主黨身上；一種相信小政府，認為這樣才能保證自由和個人責任，該傳統體現在共和黨身上；而第三種則主張建立一個有限但卻有力、善於為個人提供機會的政府，認為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的活力以及國家的團結，該傳統由漢密爾頓建立，可惜目前無人承繼，處於休眠狀態。布魯克斯認同漢密爾頓傳統，他認為這種進步的保守主義傳統（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是建立在對這樣一種個人的尊重的基礎上的：他們年輕、野心勃勃、勤奮、獨立自主卻總能為別人創造機會，希望美國在世界上發揮其獨一無二的使命作用。布魯克斯認為，共和黨要想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保持目前的優勢地位，就需要向漢密爾頓傳統轉型。為此他勾畫了該傳統的傳承關係圖：創建者漢密爾頓→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輝格黨（the Whig Party）→林肯和早期的共和黨→西奧多·羅斯福。在羅斯福時期這一傳統一度呈現輝煌，但進入二十世紀後，該傳統逐漸消失在對政府大小之利弊的偉大爭論中。

在2004年至2005年紐約歷史學會舉辦的一個重要展會上，漢密爾頓再次被譽為“現代美國的創建者”。 ^[21]  2006年，他被美國《大西洋月刊》評為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第5名。 ^[27] 

美國曆史學家戈登·S. 伍德指出：“對美國人來説，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雖不及傑斐遜或富蘭克林重要，卻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21] 

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的業績被他形形色色的生活經歷所掩蓋：賬房夥計、大學生、青年詩人、評論家、炮兵上尉、華盛頓的戰時副官、戰場英雄、議員、廢奴主義者、紐約銀行創造人、憲法委員會成員、演説家、律師、教育家、對外政策理論家和軍隊高級將領等等。

漢密爾頓身高5英尺7英寸，只有中等個子，身體單薄柔弱，但他眉目英挺，風度翩翩，有深藍色的眼睛，紅褐色的頭髮，皮膚白皙，臉龐紅潤。和華盛頓一樣，漢密爾頓也有一種蠻勇之力，被人冠以“小戰神”的綽號。 ^[22] 

漢密爾頓是共濟會新澤西州莫里斯敦北美聯合分會（American Union Lodge at Morristown, New Jersey）會員，也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簽署人中已確認的13位共濟會會員之一。 ^[1] 

在1931年的電影《開國元勳》（Alexander Hamilton）中，喬治·亞理斯飾演漢密爾頓。 ^[6] 

在美國百老匯音樂劇（2015）及電影版（2020）的《漢密爾頓》（Hamilton）中，由林-曼努爾·米蘭達創作並飾演漢密爾頓。 ^{[7]  [18]} 

母親：雷切爾·萊温

父親：詹姆斯·漢密爾頓 ^[12] 

1787年美國憲法的草案擬定後，漢密爾頓同約翰·傑伊、詹姆斯·麥迪遜合作，先後發表了85篇論文，其中半數以上是由他所寫，或者在其參與下寫成的。後來，再由漢密爾頓編輯成《聯邦黨人文集》一書。這本鉅著，可以看作是關於1787年憲法草案的詳盡報告。漢密爾頓的政治法律思想，也主要體現於該書之中。 ^[11] 

在整理漢密爾頓的遺作時，人們發現他決鬥前一天晚上寫的日記。漢密爾頓在日記中説，自己明天不會開槍。為什麼漢密爾頓有此打算，而第二天他又開了於事無補的一槍，並造成自己的死亡，艾里斯保持了開放的結尾，沒有作出定論。

漢密爾頓墓位於美國紐約聖三一教堂墓地中。 ^[17] 

漢密爾頓莊園國家紀念館（Hamilton Grange National Memorial ^[4]  ，美國國家紀念館National Memorial）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故居（Alexander Hamilton House，又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紀念圖書館<Alexander Hamilton Memorial Free Library>）已被列入美國國家歷史遺蹟名錄，漢密爾頓莊園國家紀念館被指定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 ^[3] 

作為紀念，漢密爾頓的頭像被印在現行的10美元紙幣上。 ^{[8]  [27]} 

1900年，紐約大學為紀念傑出人士修建了一座名人堂，首位入選者就是漢密爾頓。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