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十大考古發現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因而給考古工作賦予極其豐富的內涵。在千百年來的考古歷程中，曾經有過很多重大的考古發現。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山東省鄒平縣苑城鎮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間

發掘單位：山東大學考古實習隊

簡介：

丁公遺址位於鄒平縣苑城鎮丁公村東，遺址總面積近24萬平方米，時代為距今5500-2000年前後。丁公遺址以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最為豐富和重要。遺址內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城牆寬25米左右。城牆以內部分東西約310米，南北約350米，面積10.5 平方米。城外有寬30-40米的壕溝，最深處低於城內地面3米以上。城內發現房屋基址近百座，其中既有面積超過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也有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此外，還發現墓葬六十餘座及陶窯、水井等重要遺蹟。出土各類遺物標本五千餘件，其中一件為刻有十一個“文字”的龍山文化陶片。丁公龍山文化城址，對於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浙江省餘杭市瓶窯鎮外窯村

發掘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浙江省餘杭瓶窯鎮匯觀山遺址發掘，發現一處較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壇，是目前所發現的良渚文化規模最大的祭祀遺址，總面積近1600平方米。祭壇西南部還發現一座棺槨齊備、隨葬品豐富的大墓，這座墓也是目前所見良渚文化墓葬中墓穴規模最大的一座。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西藏拉薩城北拉薩河谷邊緣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簡介：

曲貢遺址總面積5000平方米，發掘出了一些墓葬和灰坑，墓葬有石棺，葬式為屈肢葬。出土了1萬多件文化遺物和大量獸骨，以打製石器數量最多，也有少量精美的磨製石器和玉器，以及極少的細石器。磨製石器有石刀、石斧、石缽、石鏟、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錐、骨針、骨簇為主，有一枚骨針，針尖開小孔為針鼻，類似近代縫紉機針。裝飾品主要有骨笄、陶耳附、陶環和石環等，多是用於頭部的飾物。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為手製。陶色以灰色為主，其次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紅褐色陶。紋飾非常豐富，以刻劃紋為主，也有錐刺紋、鋸齒紋、弦紋等。曲貢遺址下層中還出土了一枚銅鏃，銅鏃呈扁平形，經鑑定原料為冶煉所得，表明當時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經開始跨入青銅時代，距今約為4000－5000年。

通過曲貢考古發掘，證明拉薩周圍至少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已經有人類居住，而且他們正在從事農耕、畜牧、狩獵、採集活動。通過那些網墜、魚骨的遺存，表明當時拉薩河魚類資源豐富，當地人早有食魚的習慣。

時代：商代

發掘地點：河南省安陽石花園莊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隊

發掘領隊：楊錫璋

簡介：

發現856片甲骨，其中龜甲骨839片，刻辭甲骨170片。甲骨以大版卜骨居多，完整卜甲300多版，上刻卜辭的整甲90多版。這批甲骨時代教早，屬殷墟文化第一期，刻辭內容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獵等方面；字體細小、工整、秀麗，與屬武丁時代的“午組”、“子組”卜辭有相似之處。它的發現，對研究甲骨文分期及“非王卜辭”及商代歷史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時代：商代

發掘地點：河北省定州市北莊子村

發掘單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簡介：

定州商代墓葬共發掘42座。墓葬均為口小底大的覆鬥式土坑豎穴墓。普遍有熟土二層台，分東西兩區，埋葬和佈局規整有序，隨葬品以具有明顯地方特點青銅器為主，有獨特的徽號式銘文，不見或少見陶器。墓葬時代約相當於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它的發展，將會推動商代晚期歷史、商王朝與北部方國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時代：商周

發掘地點：江西省瑞昌市夏坂鎮

發掘單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瑞昌銅嶺商周銅礦礦冶遺址

簡介：

銅嶺銅礦遺址是近年中國境內發現的一處重要採銅鍊銅遺存，其採冶時代從商代中期延至戰國早期，所揭示的遺蹟有露採坑、礦井、巷道、選礦場、工棚等百餘處，銅、石、竹、木、陶質採礦工具和生活用器數百件 ，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內涵之豐富，為古代礦冶遺存所罕見，它是我國冶金考古和青銅文化研究的重大發現與突破。

時代：西周

發掘地點：河南省三門峽市區上村嶺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門峽文物工作隊

簡介：

虢仲墓屬第八組，位於北區，共出土文物3600多件（套），是虢國墓地墓葬最多、級別最高的一組，其所出土文物不僅數量多、品種全，而且有不少填補了我國周代考古空白。從眾多出土青銅器銘文來看，墓主人虢仲是虢國的一代國君。其入葬年代在西周晚期歷、宣之際。出土的玉器，數量之多，品種之全，工藝之精，玉質之好，在周代考古中是罕見的。

此外，出土的玉遣冊，上有用毛筆所寫的“南仲”字樣，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毛筆寫字，對研究我國的書法起源有重要價值。還出土有陶、木、竹、蚌、麻、象牙等器物，特別是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麻織品衣物，也是我國同時期考古中僅見的。

時代：漢晉

發掘地點：甘肅省河西走廊與敦煌兩縣交匯處（今敦煌市五墩鄉）

發掘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甘肅敦煌漢懸泉置遺址面積2400平方米，發掘出15000餘枚漢簡和17650件各類實物。懸泉置遺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門朝東，四周為高大的院牆，邊長50米，西南角設突出塢體的角樓。塢牆系用長、寬、厚約40、20、11釐米的土坯壘砌而成。塢內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時期的土坯牆體平房3組12間（內含一個套間），為住宿區；東、北側為辦公區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馬廄3間；塢外西南部建有一組長約 50米，呈南北向的馬廄3間。塢外西部為廢物堆積區。

出土的2300餘枚懸泉漢簡，主要包括了郵置、郵書、信札等，其中有大量以“懸泉置”為名的文件，此中相當一部分被稱作“懸泉置以亭行”，有懸泉置吏馬馳行和各種使用傳車、傳馬以及接待過往各種人物的記錄。從大量關於西域各國使者途經縣泉置的記錄來看，當時相互來往的國家有好幾十個，特別是簡文中還有西域都護以外的中亞國家與漢朝來往的情況記載，其中祭越、鈞耆、披垣三個國家在過去的傳世文獻中未曾見記載。這些記錄都與文獻相印證，由此可認定，懸泉置是建立在我國河西走廊要道上的一處集傳遞郵件、傳達命令、接待賓客為一體的綜合機構。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遺址，所以，懸泉置應為我國最早的郵驛機構，為研究漢朝與中亞關係的歷史提供了嶄新的寶貴材料。

河南永城芒碭山漢梁孝王王后墓

時代：西漢

發掘地點：河南永城芒碭山南脈保安山東側山腰

發掘單位：原商丘地區文化局和永城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簡介：

梁孝王王后墓長2l0米，其墓道與梁孝王墓相對，有兩個墓道，長約80米，南北寬5.5米；34個側室及迴廊，墓室內平面面積1.6萬平方米，容積約為6500立方米，規模之宏偉，形制之複雜，是迄今國內發現的最大石室陵墓。墓室頂部有大型彩色壁畫—— 《四神雲氣圖》：中部一條7米長巨龍飛騰，東朱雀，西白虎，四周由怪獸、靈芝及雲氣紋圖案裝飾。壁畫從主墓室頂部的西端起，向東延伸有丈餘，總面積達30 平方米，填補了我國西漢時期壁畫的空白。這幅壁畫為“歷史最悠久、篇幅最宏大、保存最完整、藝術價值最高”的稀世珍寶，比敦煌壁畫要早600多年，被稱為 “敦煌之前的敦煌”。

梁孝王王后墓有東西兩個墓道。東墓道位於山峯的東坡，是在岩石上露天開鑿的，總長37.7米。東墓道的西端連接前庭，前庭北壁有兩個側室。因為在側室門口發現刻有“東車”、“西車”字樣，室內又出土有馬骨和銅馬銜，所以估計這兩個側室應是車馬室。東墓道西端有門和甬道相連。甬道南北兩側各鑿有兩個側室，是放置陪葬品的地方。墓的前室西部有一斜坡甬道與迴廊和後室即主室相連通。後室是李王后墓的主體建築部分，周圍有迴廊環繞。後室西半部鑿有一長方形凹槽，後室北壁鑿有棺牀室、側室和過道。過道西壁有兩個小側室，南側室為浴室，北側室為廁所。廁所內有便池及扶手等，當為我國坐便器的最原始形態。在南迴廊的東段南側有一仿樓閣式側室，被稱為儲冰室，據説這是我國最早的“冰箱”。

除了《四神雲氣圖》外，在墓門外封石底部發現一錢窖，錢窖內藏有大批西漢早期流行的“半兩”銅錢。經清點，這些銅錢共225萬枚，重約3噸。銅錢在埋藏時分層成串排列，每串在1000枚左右，穿錢的麻繩已經炭化。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出土了騎兵俑40件、車20乘和許多馬的飾件。車馬飾件多為銅質鎏金。車通體彩繪有云氣紋等，高貴豪華，顯示出王室的尊嚴與富裕。騎兵俑攜弓佩劍，兩腿作騎馬狀分開。可能馬為木質，已化作灰土。隨俑出土的拓翼箭鏃雖歷經兩千餘年，卻無絲毫鏽斑，鋒利如新。在車隊後面，還出土有3件仕女俑。仕女俑身材修長，面容俊俏，是典型的漢族美女形象。

梁孝王王后墓所體現的文化思想、形制格局，既是一個強盛的諸侯王國的歷史見證，也是漢王朝的文化、哲學、政治意識的縮影，是迄今為止全國發現的西漢時期遺存的最大的石崖陵墓。其發掘的墓道、甬道內的封石多達4000多塊，且每塊封石上刻有該石擺放的位置、編號、石工姓名、干支紀年等，對研究西漢的立法制度、書法藝術、古文字演變等，是不可多得的珍寶。

渤海國王陵區大型石室壁畫墓　時代：唐

發掘地點：黑龍江省寧安市三陵鄉治（俗稱“三靈屯”）

發掘單位：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渤海國王陵整座墓室長約390釐米、寬約330釐米、高約245釐米，墓室內擺放着十餘具骨骼，為多人合葬。壁畫內容可分為花卉和人物兩類，花卉基本形式為二方連續的團花，圖案美觀，色澤豔麗。墓室四壁及甬道兩側為人物形象，多已剝落，但人物的姿態與服飾仍依稀可辨，墓室四壁人物多為女性，面部豐腴，頗具唐風，甬道南端東西兩壁的人物為武士形象，造型生動、傳神。

渤海王陵區內大型石室壁畫墓的發掘為渤海史研究提供了葬俗、埋葬制度、人種、建築、藝術、服飾、禮制等多方面的寶貴實物資料，尤其大批完整的骨骼標本的出土，對它們進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可以確定它們的種屬。這對於解決文獻中對渤海統治階級種屬記載含混的問題，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