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

1948年9月，龔育之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同年11月加入黨領導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他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曾擔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黨支部委員和副書記。 ^[3] 

1952年9月至1966年6月，龔育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主要研究黨的科技政策及其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論，調查研究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實際情況。他是我國著名的自然辯證法專家。

1956年起，他參與組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組，先後兼任學術秘書、副組長，參與制定自然辯證法十二年研究規劃草案，參與創辦和編輯《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他撰寫了若干有分量的學術文章，出版了國內第一部自然辯證法研究文集《關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產生了很大影響。60年代初，他作為導師之一，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招收和指導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他為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和自然辯證法事業作出了開拓性貢獻。他參與起草了作為我國科學技術工作政策調整重要文件的“科學十四條”和聶榮臻同志給黨中央的請示報告，隨後參與修改了作為我國教育政策調整和文藝政策調整重要文件的“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 ^[4] 

“文化大革命”中，龔育之受到錯誤批判和衝擊，被下放到寧夏賀蘭縣中宣部“五七”幹校勞動。他依然堅定革命信念，刻苦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

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龔育之在國務院科教組、教育部工作。

1975年，被借調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參加毛澤東選集材料組的工作。他積極擁護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參加修改整頓科技工作的重要文件《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粉碎“四人幫”後，他被調到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龔育之政治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理論創新和政策制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0年1月起，龔育之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主要從事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著作和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他熱愛黨的文獻工作，對黨的文獻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參與主持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書信選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共13冊）、《毛澤東早期文稿》等。這些著作對於宣傳毛澤東思想，研究毛澤東生平和思想，具有重大作用，在廣大幹部中和思想理論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特別是他參與主持編輯出版的第一部鄧小平著作選集《鄧小平文選（1975―1982）》，對於將全黨思想統一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上來，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他參與編輯的《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為研究這兩位黨的領袖人物生平和思想，為研究中共黨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他還先後參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十二大報告、1982年憲法修改草案、1984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6年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黨的十三大報告等許多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重要講話稿，與此同時，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相關著述。

1988年3月至1991年9月，龔育之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分管理論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參與主持召開了全國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週年理論研討會，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小組工作。面對國內政治風波和蘇東變局，他毫不動搖地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其間，繼續參與毛澤東、鄧小平著作的編輯工作，參加胡繩同志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撰寫工作。

1991年9月起，龔育之集中精力系統研究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全部論述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的論述，寫出長篇力作《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讀鄧小平著作的筆記》，在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之後公開發表，引起廣泛反響。

1992年，他參與起草了黨的十四大報告。1993年，他參與主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編輯工作，竭盡全力投入到這一工作之中。後又寫了一些很有影響的宣傳研究文章。

1994年3月至1999年3月，龔育之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分管理論工作，兼任中央黨校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和黨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為推進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學習和宣傳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歷史，為黨校的教學改革和教學新佈局的建立、新教材的建設、科研工作的規劃和實施以及黨校的學科建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95年6月至1999年3月，龔育之兼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他傾注心血推進中共黨史的研究、宣傳、教育和資料徵集工作，着重抓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卷稿的編寫和上卷的修改、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班子建設、圖書資料和辦公大樓的修建三件大事。其間，參與起草十四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十四屆六中全會《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黨的十五大報告等工作。 ^[5] 

1999年從行政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龔育之繼續承擔了中央交付的許多重要工作，繼續深入研究、宣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十六大以來黨中央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他參與了黨的十六大報告，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文件的起草。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及其基本經驗”課題組首席專家，他認真履行職責，對於送給他徵求意見的文件、講話、書籍、文章，他一絲不苟，認真審讀，提出許多重要意見。他一如既往地研究理論和黨史問題，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文章和著作，他發表的系列黨史札記受到多方面讀者關注和好評。

2007年6月12日上午9時，龔育之在北京逝世，享年78歲。 ^[1] 

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科學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政策的研究。在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的主要著作有：《關於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1961年第一版、1978年增訂版）、《科學·哲學·社會》（1987年）、《自然辯證法在中國》（1996年）、《龔育之文存》（三卷，2000年）、《科學的力量》（2001年，合著）。

父親：龔飲冰，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第一屆中央輕工業部的黨組書記 ^[6]  。

兒子：龔克，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南開大學校長。 ^[7] 

2007年6月12日，龔育之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8歲。 2007年6月21日上午9時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別室舉行送別儀式。 ^[8] 

龔育之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温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王兆國、回良玉、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賀國強、曹剛川、曾培炎、王剛、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尉健行、李嵐清、何勇、丁石孫、盛華仁、路甬祥、韓啓德、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劉延東、徐匡迪和張勁夫、丁關根、王漢斌、彭佩雲、周光召、陳錦華、鄧力羣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9-11] 

龔育之同志自青少年時代即崇尚科學和民主，嚮往知識和進步，具有濃厚的求知慾望和強烈的愛國情懷。入黨後，他把追求科學和追求革命統一起來，走上了一條科學和革命相結合的人生道路。在長期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中，他形成了自己一以貫之的理論風格和治學特點。他始終從黨的事業大局出發，將理論、政策和歷史的研究同黨、國家、民族的發展和興旺相聯繫；他以開闊的視野和時代的高度，創造性地進行研究，追求和堅持真理，獨立思考，殫精竭慮；他善於發掘和提出具有價值的新材料和新觀點，在國內外理論界、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才華出眾，博學多識，既有自然科學的知識底藴，又有社會科學的理論功底，努力促進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交融；他治學嚴謹，思維縝密，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分析問題，提出見解，做到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材料與觀點相統一，文章有質有文，敍事條分縷析，説理娓娓道來。他的道德文章廣為人贊，充分表現了一個理論大家的風範。 ^[3] 

龔育之同志立場堅定，對黨、對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無限忠誠；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嚴守紀律；工作勤奮，任勞任怨；品德高尚，公道正派；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酷愛讀書，手不釋卷；關愛青年，誨人不倦；淡泊名利，廉潔奉公。

龔育之同志多年來一直達觀地對待人生，帶病堅持工作。2006年，他因病住院治療，幾次生命垂危，經搶救脱險稍有好轉後，仍在病榻上口述文章，他生命不止，思考不息，寫作不息，奮鬥不息。

根據他生前的意願，家屬捐獻了他的角膜和遺體。他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了他摯愛的黨、祖國和人民。他的逝世，是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事業的一個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鋭意進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