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果夫

（AlexandrDragunov，1900－1955）其實，他原名的姓音譯應為“德拉古諾夫”。但在俄文裏其讀音與“德拉貢”（意為“龍”），或“德拉古恩”（意為“龍騎兵”）相近，二者均與“龍”有關，所以便自名“龍果夫”。這對於中國人來説自然是易懂好記，也倍感親切。是故人們見面總樂於直呼他為“龍同志”，“龍老師”。這種稱呼還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正式文件，1931年8月在海參崴舉行的“第一次拉丁化中國字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開頭就這樣寫着“聽了龍同志關於拉丁字化中國字母”的報告，云云。

龍果夫出生於彼得堡一官吏家庭，1925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社會科學系民族與語言科。先後在托爾馬切夫軍事學院、列寧格勒大學和海參崴遠東大學等校執教11年，在此期間並在漢字拉丁化委員會兼職。曾協同瞿秋白在推行漢字拉丁化上做了許多工作，包括擬定拉丁化方案、組織人力付諸實行和推廣。後來進了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專事語言研究。

他很早就顯示出對語言的敏感性和研究才能。青年時代發現新方言的故事至今仍傳為美談。

30年代初他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院教中國留學生俄語的時候，就注意從那些學生的口中搜集語言資料，以進行漢語方言研究。那時有大批中國熱血青年，在參加北伐戰爭和大革命失敗後，紛紛避難蘇聯，人數多而且來自許多地方。龍果夫巧妙利用了這種特殊的條件。在此之前，一般認為中國有吳語、閩語、粵語、贛語、客家語等五大方言體系。可是他在調查中發現，有兩位來自湖南省湘潭縣湘鄉的學生講的方言很特別，他聞所未聞。於是便加以錄音整理，記錄下來作分析，反覆對比研究，發覺它不屬於五大方言體系，隨即發表文章闡明新的發現，引起了很大反響。限於當年的條件，他不可能親身來華，於是由蘇聯科學院通過適當的途徑到當地驗證，結果證實了龍果夫的發現。從此傳開了他沒到過湖南，卻發現了“湘語”方言的故事。

從前在俄國流傳發現北冰洋的故事：據説是有科學家根據報紙報導冰的流向信息，推測有北冰洋存在，而後才派北極探險隊去證實的。此後人們常常笑談：“科學家看報紙發現有北冰洋，龍果夫在家裏發現了中國的第六方言。”

龍果夫的科學發現並不是出於一時的靈感，而是來自深厚的民族知識和語言功底。

同樣在30年代初，他另一篇學術論文早已激起波瀾。1930年他在歐洲的漢學年刊《通報》（《T’oungPao》）發表長文《方塊字文獻和古代官話》。文中對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Maspero，1883－1945）以前所作的中古漢語構擬，做出了重要修正。《通報》系荷蘭萊頓大學和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的兩家漢學機構聯合於1890年創辦的，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為國際上最具權威的漢學刊物。況且龍果夫修正的對象又是馬伯樂這樣聞名遐邇的國際漢學名家，這不能不引起世界漢學界刮目相看。由此起步，龍果夫在學術上突飛猛進，沒有幾年就未經答辯而直接獲得語文學副博士學位（1937）。

龍果夫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和東干語，涉及該兩門學科的各個方面，共有著述近50種，例如論文《漢字拉丁化問題》（1932）、《東干語》（1937）、《漢語詞類》（1937）、《古藏語音系特點》（1939）、《東干語語法研究東干語的體和時態範疇（甘肅方言）》（1940）、《現代漢語普通句的分類問題》（1957）。兩個領域的成就均得到後人的推崇。東干語語言學學者吉爾吉斯族漢學家卡立莫夫（KalimovAbdurah?man，1923－）等稱他為“東干語語言學科的奠基人”。而《現代漢語口語語法系統》（1962）一書還是油印講義的時候，就於60年代初由其曾到北大中文系進修的門生，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雅洪托夫（S．Yahontov）帶來使用，並引起中國人的注意。不過，龍果夫的主要成就還在於現代漢語語法理論上有獨到的見解。自從《馬氏文通》開始採用西洋語法來分析漢語以來，漢語研究展開了新局面，其貢獻是人所共知的。不過此法行之日久，逐漸產生了另一種傾向，即讓漢語的語言事實遷就西洋語法的格局，而無視漢語自身的特點。龍果夫則是能跳出這個框框的少數外國學者之一。誠如北京大學的漢語教學和研究者胡雙寶教授所作的概括：“跟中國人以印歐語法為藍本研究漢語相比，倒是有些外國研究漢語的人能較多地擺脱印歐語法的羈絆，注意到漢語的特點，舉如高本漢、太田辰夫等之於古代漢語，龍果夫之於現代漢語。”（胡雙寶《漢語·漢字·漢文化》第346頁）

總之，他對漢語的語法現象觀察細微，特別能在中國語法學者習焉不察之處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比如中國人常説：“那個地方很大”“這個人很老實”等，他發現其中的“很”並沒有實在的詞彙意義，譯成外文時是不必甚至不能譯成“very”或“оченъ”的。因為它只有語音—語法作用，並不表示比“大”更大，比“老實”更老實。進而他認為，漢語的副詞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加於整個句子的，一類是直接屬於謂語的。龍果夫的這種特點在他為王了一教授的《漢語語法綱要》俄譯本（1954）所作的序和詳細的註釋中已有所顯示，更為集中的體現則在他的代表著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詞類》（1952）中。據胡雙寶的回憶，已故的朱德熙教授當年在看過這兩本著作之後，也很讚賞龍果夫的這一特點。後來，他的夫人龍果娃（EkaterinaDragunova，1901－1964）教授還以他的理論為指導思想主編了一本《漢語教科書》。此書在莫斯科大學長期使用，為提高該校的漢語教學質量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龍果娃在莫斯科大學從事漢語教學近20年。她和龍果夫是列寧格勒大學的同學，後來不僅在生活上結成伴侶，而且在學術研究上也是很好的夥伴。

30年代中蘇關係曾中斷10年，漢學家無法來華從事學術交流，只好到靠近中蘇交界的吉爾吉斯共和國有東干族（回族）聚居的地方去作田野調查，蒐集方言資料。龍果夫很重視從現實口語中採取資料以研究語言的傳統，時常要去那裏講漢語的人羣中調查，而每次龍果娃都要一同前往，並且一起寫作論文。她對漢語音節的結構尤有研究，採用西方音位學理論為指導來描述注音字母體系，著有《漢語民族語言的音節結構》等文。

可惜龍果夫死得過早，在1955年當他55歲時就去世了，但他的學術影響是長遠的。今年2月21日是他的百歲冥誕紀念日，彼得堡大學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學術紀念會議。我們在此也對這一對卓越的漢學家夫婦表示誠摯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