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伯堅

學生時代主編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舉辦的《新湖南》週刊，宣傳救國救民的道理。 ^[5] 

1948年,中共地下黨員曹治陽(衞生廳主任秘,書)對龍伯堅説:“你的父親在前清時期掩護過黃興,你家和你的故鄉攸縣人均引以為榮。假如現在有個黃興這樣的人物,身處危境,你是不是願意掩護他?”龍伯堅毫不猶豫地説: “當然願意掩護。”曹又説:“有一位唐光前先生,原在孤兒院由曹伯聞掩護着。現在曹處於困境,要離開長沙,唐光前沒地方藏身了,你能留藏他嗎?”龍伯堅立即答應了。當下約定:如果第二天有個人到龍家來,此人大白天拿着個手電筒,並不時按着開關,燈泡發光,一明一滅,這個人就是唐光前。次日下午,果然有個人到龍家來,大白天手握電筒按開關,一明一滅的。龍伯堅立,即起身熱情接待。傾談之後,留住家中內房。此房恰好也有一個夾牆,如有外人到,客人即藏在夾牆內。來人唐光前,真實名字叫周裏,唐光前是他的化名(解放後恢復真名)。周裏當時任中共湖南省工委書記(相當於省委書記)。他在龍伯堅的掩護下,和外界取得聯繫,在黎明前的黑暗裏,領導湖南省的地下革命鬥爭,直至湖南解放。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省衞生處從民國政府衞生部上海倉庫及中華善後救濟總署湖南分署等途徑爭取到大批藥品與醫療器械,存放在火車北站附近的省衞生處倉庫。白崇禧率軍竄到長沙後,雖大軍雲集,但社會秩序混亂。倉庫地當交通要道,易遭國民黨亂兵搶劫。為此,省衞生處處長龍伯堅(毓瑩)找國立湘雅醫學院院長凌敏獻商量,擬將這些藥品器械轉移到醫學院存放,以備解放後應用。凌敏獻同意將這批物資存放在湘雅醫學院新建附屬醫院病棟的地下室,由衞生處派員照料。龍伯堅指派衞生處庶務股長陳之影具體經辦。物資放妥後,又派專人輪流看守。此事因外間曉得的人少,初期平安無事。

後來,省衞生處三青團的分隊長尹一彬告發此事,陳明仁勃然震怒,批交長沙警備司令部查辦。7月24日,龍伯堅在尚德街劉卧雲醫師家裏,正興高采烈地搓麻將,警備部稽查處處長毛健釣派的特務突襲現場,將龍抓走。龍被捕後,由便衣武裝押解到湘雅。凌敏獻見龍伯堅被人控制在學院的會客室,直闖室內,聽龍用英語對自己説:“我被抓了,趕快想法營救吧!”凌還未答話,在旁監視的特務聽龍伯堅嘟噥,便惡狠狠地罵起人來。凌只好快速退出。特務們開來車,把藏在地下室的幾百箱藥品運走後,押龍伯堅到警備部關押。對此,1949年7月25日長沙版的《小春秋》報是這樣披露的:“省政府衞生處長龍毓瑩於昨日下午六時,以“私藏藥品,意圖侵佔”罪,被長沙警備司令部逮捕拘禁。此項消息,已獲官方證實。據悉,龍毓瑩處長之被捕,警備部系根據密報,謂龍氏私將省衞生處所存藥品四百餘箱,寄存湘雅醫院藥庫內,意圖侵佔。警備部據報,並經調查後,乃於昨日下午六時派幹員赴麻園嶺龍氏所住之肺病療養院將龍氏拘捕,同時派卡車三輛,將龍處長寄存在湘雅醫院的藥品四百餘箱全部運往警備部封存。至於警備部對此案如何處理,則須經偵訊後始能決定。

事件發生後,凌敏獻隻身往省政府去見陳明仁,強調説:“龍處長主管衞生行政,湘雅在業務上和衞生處是有密切聯繫的,這次寄存藥品,純屬互相支援性質。”凌敏獻正要繼續説下去,陳明仁把眼睛一瞪,聲色俱厲地説:“龍伯堅企圖貪污,等查到確實證據時,我要辦人!”當凌敏獻仔細作了一番解釋後,陳明仁才説:“這是龍伯堅的事,與你無關”凌敏獻從省府大院出來,又匆忙趕往肺病療養院,想給龍家和“唐先生”通風報信。當車子開到療養院附近時,到處有國民黨軍隊警戒,不能再前進了。於是,只得令車折回學校。這天晚上,凌敏獻反覆思考,幾乎一夜沒有閤眼。第二天清早,天下着毛毛雨,凌敏獻憂心忡忡地又趕往龍家察看。剛到龍家大門口,他見龍家請的女工王媽,打把傘、提着一隻籃子外出。素日蠻有禮貌的她,見了凌敏猷也不打招呼。進門後,凌敏猷只見趙光白一個人坐在那裏。他知道趙是“唐先生”身邊的人,便把先天發生的情況告訴他。趙説當時他們就得到了消息,人員、文件都已轉移了,剛才又要王媽帶了些東西出去。趙光白這麼一説,凌敏獻這才放下心來。這批藥品被劫後的第三天,省政府派李祖萌和主計處長曾邦熙負責調查。李原任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傾向進步,此時經李達推薦,新任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他和曾邦熙到醫學院等處進行調查後,認為龍伯堅“私藏藥品”,只是在行政手續上有錯誤,並無“意圖侵佔”的確鑿證據。所謂“行政手續上有錯誤”,是指龍在事先未向省政府備案。看樣子他們對龍伯堅是有意維護。龍伯堅被捕後,在警備部關了上十天,炎天暑熱,受盡折磨。經過地下黨組織多方營救,直到長沙解放前兩天,才恢復自由。 ^[4]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廣大學生積極投身於運動之中，遊行演講，辦刊物。龍伯堅主編了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自治會舉辦的報紙《新湖南》週刊，進行救國救民宣傳。這時，他認識了主編《湘江評論》的毛澤東，並擔任了由毛澤東發起組織的湖南學生週報聯合會總幹事。龍伯堅欽佩毛澤東的思想和文章。這年暑假，龍伯堅跟幾個學生留在學校辦報，並邀請毛澤東一起來參與辦報。毛澤東高興地同意了。毛澤東接編《新湖南》後，天天到湘雅學校來，在龍伯堅他們的宿舍寫文章、編稿。兩人天天見面，交談投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23年，龍伯堅在長沙仁術醫院工作。有天晚上，外面下着傾盆大雨。毛澤東頭戴斗笠，腳穿草鞋，卷着褲腳，來到醫院找龍伯堅。原來，毛澤東的愛人楊開慧生了重病，要請龍伯堅到他家去看病。龍伯堅二話不説，提起藥箱，打着雨傘，立即跟毛澤東出門。楊開慧得的是乳腺炎，且病情較重，須立即住院。第二天，龍伯堅為其辦好手續，讓楊開慧住進了仁術醫院。之後，毛澤東與龍伯堅一直保持着聯繫。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次，龍伯堅去北京參加全國衞生系統會議，毛澤東還專門派人把他叫到中南海，熱情接待，親切交談。

新中國成立後，龍伯堅任中央衞生研究院中醫研究所所長、一級研究員。其間，他對中國傳統醫學經典著作《黃帝內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進行研究整理。1957年，正當他編纂《黃帝內經集解》的時候，被錯定為“右派”，單位將他從一級教授降為四級，並調他去青海醫學院教書。當時，龍伯堅有病在身，擔心不適應高原氣候環境，就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沒有書面回信，派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到龍伯堅在北京的住所，對他説：“你的信主席已收到，主席讓我告訴你，青海不要去了，安心在北京研究《黃帝內經》吧。”此後，龍伯堅專心致志在家編纂《黃帝內經集解》。

1962年，龍伯堅發生了輕度中風，時年63歲。為防止再度中風或患其他心血管病，龍伯堅將他尚未完成的《黃帝內經集解》草稿全部寄給了在湘雅二醫院工作的兒子龍式昭，但沒有向兒子詳細介紹這部書稿的編纂進度，只是要兒子好好地保存。

1978年，龍伯堅的冤案平反後，《黃帝內經集解》書稿被送還到北京龍伯堅住所。這時，他已是79歲的老人，且因視網膜脱落而雙目失明，已無法繼續完成書稿了。中國醫學科學院的領導對《黃帝內經集解》十分重視，隨即安排在湘雅二醫院工作的龍式昭代筆繼續完成書稿。歷時半個世紀，《黃帝內經集解》書稿終於付梓，並於2004年1月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發行。 ^[2] 

解放後,龍伯堅除做好本職工作外,專心整理醫學著作《黃帝內經集解》。該書是龍伯堅積40年心血凝成的成果,受到國內外醫學界的重視。著名內科專家張孝賽讚揚這部著作“不僅為促進中西醫結合、創造我國新醫學、新藥學將起巨大作用,而且,·可豐富世界醫學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表示要“鋪紅地毯歡迎”他去倫敦講學。該書後來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龍伯堅在80高齡時為這部著作寫的自序詩云:“渠渠廈屋,眾力所成;塊磚片瓦,分任無名;年力有限,了此長征;盡我微薄,不負吾生。”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