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亮

齊亮，原名齊鍾亮，化名齊燕生、陳世榮、李仲偉、趙玉潔等，蠡縣大麴堤村人。中共地下黨員。 ^[2]  1922年出生在河北省蠡縣大麴堤村。父親名齊書堂，出身於地主家庭，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法科。1928年起，在南京司法行政部作職員，後調任司法院秘書、司法行政部人事處第四科科長等職。由於他為人正派，奉公守法，不會鑽營逢迎，因此在仕途上並不得意，長期過着清貧的生活。母親名閻華潔，畢業於北平某女子學堂，由於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料理家務，對子女十分慈愛。齊亮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家庭環境及父母的為人對他有良好的影響。他幼年在家鄉讀書。1929年，全家遷至南京，他進入南京公立五台山小學上學。1935年小學畢業，經過金陵中學暑期補習學校，升入金陵中學初中部學習。齊亮聰明好學，做事認真，對時事很關心。1936年，齊亮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弔唁魯迅逝世的集會，這對他以後的人生道路也有很大的影響。但此時他對社會和時局的認識還不很深入。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我國大片國土淪陷。齊亮一家不願在敵人鐵蹄下過亡國奴的生活，除父親暫留南京外，兄妹們由母親帶着開始逃難。他們背井離鄉，長途跋涉，經歷了千辛萬苦，先到陝西，再到河南，最後來到重慶，與已撤退到重慶的父親會合。到重慶後，開始住在張家花園16號，後來搬到北碚歇馬場去住。 ^[3]  先後在重慶求精中學、南開中學高中部讀書。1939年初，經許一凡（許光祖）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夏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1942年底其中共組織關係轉到聯大。1944年，聯大進步學生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成立，他是該組織中的中共黨支部領導成員之一。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畢業離校之前，擔任聯大的校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和昆明學聯主席，組織和領導聯大學生參加全市的集會、遊行等民主活動。1945年8月，受黨組織派遣，到滇南元江青龍廠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46年6月，被中共南方局調至重慶，改名齊燕生，參與領導重慶的學生運動。在1947年2月28日的重慶《新華日報》事件中，未能及時撤離，化妝脱險後，化名李仲偉，到重慶江北縣誌達中學與地下黨員王樸等人組成重慶北區工委，任工委書記。1948年4月《挺進報》事件發生後，他接替已經被捕的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劉國鋕的工作，繼續領導重慶大學等校的學生工作，安排有被捕危險的學運骨幹撤離。1948年8月轉移到成都，後與未婚妻馬秀英（1923年出生，四川忠縣人，共產黨員） ^[4]  轉移至温江中學教書。1949年1月，在轉移到川北去的前一天於成都國貨公司門前突遇叛徒而被捕，馬秀英也被跟蹤至家的特務逮捕，二人均被關押於國民黨軍統重慶渣滓洞看守所。在獄中，他化名趙玉潔，在與敵人作鬥爭的同時，還組織難友們學習，寫下了《怎樣作支部書記》的小冊子。1949年11月14日，與江竹筠、李青林等共產黨人一起被特務秘密殺害於重慶歌樂山。 ^[2] 

1938年春，齊亮進求精中學初中五年級學習。幾個月的流亡生活對齊亮的教育很大，他耳聞目睹日寇的兇殘暴行，親身感受到人民大眾的深重苦難，愛國進步的思想逐漸成熟起來。還在求精中學時，他就開始參加了學生抗日救亡活動。他曾在街頭演講，以在逃難中的所見所聞，揭露日寇的暴行和淪陷區人民生活的慘狀，講得真實可信，動人心絃。1938年秋，齊亮考入重慶南開中學高中部。這時南開中學有一大批進步師生，有中共地下黨支部。齊亮在南開期間，一面刻苦讀書，一方面還積極作一些社會工作。他在學校編壁報，宣傳抗日。暑假回家，趁趕場天把宣傳抗日的壁報貼在歇馬場的大街上，轟動了全場，反動政府的鄉丁、保長立即找他父親進行勸阻，並撕毀了他的壁報，不準再出。他還為學校的工人夜校上國文課，做周圍同學的工作，介紹一些進步書籍給他們看，團結他們共同前進。他還經常帶進步書刊回家給弟妹們看，給他們講紅軍長征等革命故事，並時常到鄰近農民家串門，宣傳抗日。學校黨組織及時引導他，培養他。齊亮認真地閲讀了不少進步書籍和描寫“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小説，使他逐漸地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對社會、時局的認識。他認識到共產黨是最堅決抗日的，只有共產黨才能解除勞苦大眾的苦難。他的革命思想逐漸成熟起來，1939年春，齊亮經許一凡(許光祖)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 

1940年，他的母親因勞累過度而病逝了，他的父親為了一家5口的生活，不得不整天上班，照顧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的擔子就落在了齊亮的肩上。他只好輟學在家，料理家務。這時他又染上瘧疾，境況十分困難。但他不僅照顧好了弟妹，而且堅持自學，補完高中三年級的課程。1941年夏天考上了在昆明的西南聯大。1941年秋，齊亮來到昆明念西南聯大中文系。他早就仰慕這個具有“一二·九”光榮革命傳統的學府，但這時正是“皖南事變”後不久，國民黨的殘酷鎮壓迫使聯大的大多數地下黨員撤離了學校。聯大中以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為核心的最大最活躍的學生社團——“羣社”也停止了活動，學生運動處於低潮。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也被三青團分子趁機所把持，政治空氣非常沉悶，壁報牆上已經沒有什麼壁報，只剩下零星的紙片在寒風中飄動了。中共中央根據雲南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及時改組了雲南省工委，派得力幹部加強雲南的領導，對雲南及聯大的工作，作了多線佈置，並不斷從各地派新的同志去昆明及聯大工作，從上層、基層，黨內、黨外幾個方面加強力量，執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提出“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精神，要求共產黨員和進步同學認真讀書，多為同學做實事，廣泛交友，一點一滴地做工作，取得同學的信賴，逐步把廣大同學團結在地下黨的周圍。這為昆明的學運健康發展指明瞭方向，為昆明學運高潮的重新到來準備了條件。但是，局勢的扭轉還有待於進步學生們的艱苦鬥爭，齊亮是比較突出的學生黨員中的一個。他一年級住在昆華中學的大一新生宿舍第18寢室，當時他的黨的組織關係還沒有轉到，直到1942年8月，才由組織上將他和他的老友王世棠的組織關係轉到西南聯大，正式過組織生活。但在這之前，他已經積極地投入了鬥爭，他很快就和同寢室的同學馬千禾(馬識途)建立了親密的戰鬥友誼。馬是“皖南事變”後，由鄂西撤退，接受黨的指示考入西南聯大的地下黨員。他們雖然組織關係都還未轉到，但是經過接觸、觀察、瞭解，互相已經確信彼此都是同志了。一天，馬千禾聽到他的愛人已在鄂西被捕犧牲的消息後，寫了一首悲慟的《悼亡》詩。同室的同學看了都很悲痛，齊亮默默地看了他一陣，對他説：“你的戰友走在前面，讓我們踏着她的血跡前進吧，你可以相信，必要的時候，我們也能像她一樣，為了鋪平一條路，無保留地奉獻出我們的鮮血來。”馬千禾從心裏相信，他真是一個共產黨員。而齊亮也用他的一生，實踐了他的這一誓言。他們默默地做周圍同學的工作，通過一起復習功課，泡茶館，聊天，講社會生活見聞，交換閲讀書籍，討論文學詩歌等等方式，傳播進步思想，幫助同學進步。同寢室的吳國珩就是在他們的細心幫助下，擺脱了孤獨、悲觀的情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終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革命烈士。齊亮還經常和同年級、同系的同學擴大交往。他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很多人都願意和他接近。他很懂得怎樣在羣眾中紮根，如何適應不同的環境和氣候，團結不同的對象。他又有實幹精神，熱心為羣眾服務，卻又不爭着出頭露面，沒有半點驕傲自大的毛病，使別人感到可親可敬。他精明能幹，組織能力和辦事能力都很強。他學習也很認真，在茶館裏複習功課時，不管周圍多麼喧鬧，他總能專心致志地看書，做作業，因而他的功課也很好，受到同學們的敬佩，也深得教授們的賞識。他喜歡文學，也喜歡詩歌，特別喜愛艾青的詩。無論對古詩、新詩，他都能講出一些道理來。他的詩和散文都寫得不錯，富有哲理性。當時中文系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很賞識他的才華，專門找他到家裏去，提出不少很吸引入的很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希望他能跟他從事語言學的研究。但是齊亮心裏有更大的目標，他不能光鑽到做學問裏去而不管革命事業。他自我寬慰的説過，等到革命勝利了，我一定考研究院，好好做學問。可惜在他即將迎來全國革命勝利的時候，卻不幸犧牲了。 ^[3] 

1942年1月昆明爆發了“討孔”運動。日本帝國主義1941年12月8日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接着派兵佔領香港和南洋許多地方，重慶政府派飛機接運在香港的國民黨要員和著名人士，但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家屬卻霸佔了飛機，把老媽子、廚子以及大批箱籠甚至洋狗都帶上了飛機，而包括聯大教授陳寅恪、學者郭沫若等許多著名文化人卻困在香港，處境十分危險。重慶《大公報》揭露，出這一消息，昆明《朝報》加以轉載，立刻在聯大校園裏引起極大反響，羣情激憤。1942年1月5日，學生相繼貼出了許多壁報，號召“重燃‘五四’烈火”，聲討孔祥熙。1月6日下午，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和一些中學學生上街遊行，不少市民也自動參加進來。齊亮與馬乾禾都參加了遊行，並和吳國珩連夜編出一張以《四十年代》為名的壁報，他們二人還作為昆中18號寢室的代表參加會議，商議運動如何發展。這次事件轟動了大後方，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注意，特務頭子康澤兩次到昆明追查此事，派來更多特務，加強反動統治。但因為當時的雲南省主席龍雲不同意特務在他統治下的雲南隨便抓人，學校領導和一些正直的教授也不願意特務進校隨便抓人，才沒有發生什麼事故。中共雲南省工委及時調整了佈署，避免了損失。齊亮等地下黨員和進步同學也及時總結了經驗教訓，繼續深入持久、紮紮實實地作羣眾工作，認真執行“三勤”方針，使學運逐漸向高潮發展。1942年秋，齊亮與馬千禾等一起搬進聯大新校舍第26號宿舍。齊亮身體不很好，由於長期營養不良，患有低血糖病，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為大家工作，深為同學所信賴，很自然地被同學選為級會和系會代表。他也參加一些政治色彩不那麼濃的社團活動。在以中文系系會名義組織演出的話劇《風雪夜歸人》以及山海雲劇社演出《家》等活動中，他都承擔了費力而不出名的工作。他與愛好文藝的同學組織“微波社”，出版《微波壁報》。他又與袁成源、吳國珩等組織“冬青文藝社”，出版《冬青壁報》。他們的文筆新穎，內容進步，很受同學們的歡迎，打破了校園內沉寂的局面。他對羅長友(羅永光)組織的“悠悠體育會”，對李儲文負責的學生服務處，辛志超負責的軍人服務部等都積極參加和支持。他們還組織同學郊遊、野營、旅行，聯繫了不少羣眾。他曾多次參加滇南勞軍，到圭山彝族區宣傳，他常是並不出頭露面而做實際工作最多的幕後英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