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力紅軍開始長征，留下一部分游擊隊在閩粵贛等南方山區堅持游擊戰爭，以牽制敵人。敵人為了割斷軍民的聯繫，採用“移民並村”的毒計，把山腳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羣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致使游擊隊的活動更加困難。在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女共產黨員黃新所在村子被敵人一把火燒掉，她就隨大夥來到了八角坳。和黨失去聯繫後，黃新日夜思念的是如何找到黨。當交通員聯繫上她，她説：“同志，你不知道，跟黨斷了聯繫，就跟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真不是味兒啊！眼看着咱們老百姓遭了難處，咱們紅軍遭了難處，也知道該鬥爭，只是不知道怎麼幹，現在總算好了，和縣委聯繫上了，有我們在，有你們在，咱們想法把紅旗再打起來！”在聯繫到黨組織之前，她知道山上缺鹽，就暗暗地把羣眾組織起來為山上的游擊隊醃製鹹菜，作為特殊的黨費。她把鹹菜看得比生命還寶貴，甚至不許飢餓的小女兒吃一根鹹菜。由於消息走漏，敵人在全村挨門挨户搜查。面對生死考驗，黃新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毅然挺身而出，掩護了戰友，在關鍵時刻還語義雙關地叮囑戰友要沉着、顧全大局。最終，她從容赴難，用血肉之軀向黨交納了最後一次“黨費” ^{[1]  [3]}  。

1953年，《解放軍文藝》編輯王願堅到福建東山島採訪，聽到很多發生在1934年至1937年的紅軍的故事。從那以後，那些含血帶淚的故事就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1954年的初夏時分，王願堅決定把一些故事轉述出來，讓更多的人看到。恰好“七一”將至，《解放軍文藝》要發表優秀黨員的故事，他想起了盧春蘭的故事。當年，山上游擊隊沒有鹽吃，村中婦女盧春蘭組織各家醃鹹菜，交給山上來的人帶去，但被敵人發現，為避免敵人屠村，盧春蘭主動承認自己是組織者。為了將這個故事變為小説，王願堅對情節進行擴充，將自己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經歷也融了進去，創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説《黨費》 ^[2]  。

從事地下工作的女共產黨員，純潔無私，機智勇敢，對黨、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曾帶頭把自由結婚的丈夫送去參加紅軍。丈夫參加長征後，她帶着五歲的女兒生活。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她始終保持着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對黨的忠誠 ^{[1]  [3]  [5]}  。

游擊隊的交通員，上山以前是幹偵察員的，奉游擊隊政委的指示下山與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繫，把“並村”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在黃新為掩護他而犧牲後，他帶着黃新的女兒小妞和黃新留下的“黨費”回到了遊擊隊 ^[4]  。

小説通過紅軍交通員“我”的回憶，展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人民艱苦卓絕的鬥爭圖景，表現了共產黨與黨肉相連，為了黨的事業，為了革命利益而英勇獻身的崇高品質。作品中的兩個主要人物交通員“我”和女共產黨員黃新。“我”的存在只是為了塑造黃新的形象的需要。黃新的形象是通過“我”兩次與她接頭的所聞、所見、所感塑造的。環境的險惡、敵人的兇殘，沒有嚇退這個英勇無畏的女共產黨員。她不畏懼，不動搖，用歌聲唱出對為革命隨軍出征的親人的希望，唱出自己的決心：“若為革命犧牲了，偉大事業儂承擔”。她沒有把困難放在心上，對革命忠貞不渝、堅定樂觀，為了“把紅旗再打起來”，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沒有母親不疼愛自己的兒女，但當她那只有五歲的、被飢餓折磨得瘦弱不堪的小女兒看不到鹹菜饞得忍不住拿了一根醃豆角往嘴裏填時，她忙伸手把菜拿過來。因為這是她和幾個黨員作為黨費湊起來要送到山上嚴重缺鹽的游擊隊解決困難的。她説：“只要有咱們黨，有咱們紅軍，説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在兇惡的敵人面前，她更以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正面迎接生死考驗，犧牲自我，保全同志。在生死關頭，她的一言一行都閃耀着共產黨人的革命光彩 ^[6]  。

小説以“我”（交通員老程）為敍述視角，通過“我”與黃新的兩次會面，既串聯了故事，大大壓縮了作品的篇幅，同時又達到間接烘托人物的性格。如第一次會面，通過交能員最初的印象，對黃新勾出幾筆，就使讀者有了印象。通過第一人稱“我”為媒介，把作者對黃新的看法表達出來，也傳達了讀者和黃新的情感。最後一次見面，黃新為掩護交通員犧牲，犧牲前她盯着孩子拉長了聲音説“孩子，好好地聽媽媽的話啊。”“但這句話也有隻我明白，‘聽媽媽的話’，媽媽就是黨啊”。在這裏以“我”為敍述視角，方便了將敍述、描寫與抒情、議論糅合起來，表現黃新臨危不懼、機智勇敢、從容不迫和勇於自我犧牲的革命品質 ^[1]  。

小説善於設計細節，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情節，在塑造人物方面讓人物性格更凸顯、形象更豐滿。如黨組織派“我”第二次下山同黃新接頭，以“我”的視角看到了令人心酸的畫面：羣眾生活艱苦，連鹽都吃不上，黃新的女兒小妞忍不住從為游擊隊醃的鹹菜堆裏抓了一根醃豆角，但被黃新硬拿了回來，因為醃製鹹菜是為解決游擊隊吃鹽的困難，也是幾個黨員要交的“黨費”。這些細節豐富了人物形象，也為作者的文學創作擴大了思想容量和美學容量 ^[1]  。

小説藉助人物的細小動作、表情去側面烘托或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以達到傳情之功效。如黃新拿出丈夫留下的兩塊銀元“在手裏掂了掂”的動作，表達出她對丈夫的無限深情，對能解決生活問題的銀元的珍愛，而她卻要把珍愛的東西交給黨，從而揭示了她對黨的敬愛 ^[1]  。

1958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將該小説改編為電影《黨的女兒》，由林農執導，田華主演 ^[7]  。

王願堅 (1張)

山東諸城人。中共黨員。1944年入山東濱海乾部學校學習。1945年參加八路軍。曾任華東野戰軍第3縱隊文工團分隊長、政治部報社編輯、新華支社記者、編輯室副主任。1949年後歷任7兵團政治部文藝幹事，《解放軍文藝》編輯，大型回憶錄《星火燎原》編輯，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文學部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説集《黨費》《七根火柴》《後代》《普通勞動者》《珍貴的紀念品》，電影文學劇本《四渡赤水》、《閃閃的紅星》等。《足跡》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