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桂邊區教育散記

作者於1945年4月，在廣西大學組織“黔桂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帶團深入貴州榕江大有鄉一帶考察苗民社會歷史現狀，收集史料。本文即根據作者所見所聞撰成的一篇調查報告，文中言及了黔桂邊區教育堪憂的現狀以及自己調查中的所感所惑，該文被稱作黃現璠早期人類學調查的重要成果。

題名：《黔桂邊區教育散記》

刊名：《廣西日報》、《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

日期：1946年12月29日 、1947年1月11日、2004年7月

黃現璠到黔桂邊區去考察苗民社會生活狀況，曾有三次。第一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帶領中山大學學生到龍勝、三江等縣； 第二次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帶領廣西大學學生到貴州榕江大有鄉一帶; 第三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帶領助手到廣西融縣。三次考察，由於經費及時間有限，難以廣泛仔細深入地瞭解到苗民社會生活的全般狀況，但考察中所見所聞所感所惑，對苗民社會生活有了深切的體會與認識。毋庸置疑，深人山區實地調查及體驗生活，比起在大學課堂上講授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有趣和生動得多。根據這三次調查所得，整理成文。

第二次我們到貴州榕江大有鄉考察，所見印象，亦有天下烏鴉一般黑之感。我們到九秋寨，見該寨學校(此地不稱國民學校)有三間課堂，破舊傾斜，雜草叢生，幾張桌椅亂置於室中，滿屋塵埃，人門側旁的板壁上寫有“教育亡矣”四個大字!這或許是哪位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教師留下的悲嘆。我身臨此境，目睹此狀此語，心中隱隱作痛，一種難以表述的悲傷之情，黯然而生，不禁熱淚盈眶，掩面而去。

由幾馬村去另一苗寨，路經高亞村，我們入該村“國民學校”休息食粥，見該校桌椅甚少，滿桌灰塵，無一學生人影，根本不能稱作一個教育機關，問其負責人，為何如此景象?答曰:“放假。”再問何以才有數張桌椅？負責人面色驚慌，無以為對，在我一再追問下，他被迫承認前日接到縣裏公文，言:“黃(現璠)團長率隊考察縣內各校，責令慎重應付。”云云。因恐事情敗露，將受上峯懲處，故有我們所見之虛設桌椅。後到各處考察，所見之“國民學校”景象，大同小異，多亦如此。

有些地方，甚至不做官樣文章，連空有虛名的“國民學校”之名亦無，以示他們抵抗官府，拒絕教育，我們無權責之，只能開導勸告幾句。據介紹: 三江縣曾設有一所國民學校，專為苗民子弟開一特別班，要求苗民選送學生上學。高武村附近有一家之女，被指定送去讀書，她不願父母亦不願讓她上學，但官命難違，無力反抗，結果她為抗拒上學，自殺身亡，此事是我們在高武村住時，該村村長親口對我言之。苗民之教育狀況，於此可見一般。

我們在黔桂苗區，曾多次向苗民們問及同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不願送子女上學?得到是三個答覆:第一，生活太苦，繳不起學費，無力供子女上學。第二，縱有經濟寬裕，有錢供子女上學的家庭，由於一旦農忙，或遇青黃不接之時，需要小孩守家或做家務、看牛等，子女斷斷續續上學，沒有什麼作用。第三，教師亦為外族人，大都為錢而來，很少有人去認真開導、教育學生，上課所定時期也不根據當地農事季節，平日來時有學生則教，無學生則走，到月終或年底只管白收束情。 以上三點，據我們考察所聞，第二種原因較為普遍。因為人必須在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問題得以解決後，才能談到上學讀書問題。當他們農忙或不能舉火之時，哪有心情催子女上學。加之，官府對邊民的文化教育極不重視，只做官樣文章，且又不因地制宜，若不改革，其邊民教育實難以收效，正如上言“教育亡矣”。 ^[1] 

黃現璠（1899-1982），壯族人類學的創始人，壯學宗師。原名甘錦英，壯 族，祖籍廣西扶綏縣。1926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在學九年，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等校 史學教授，為我國壯族第一位大學教授。曾兼任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 館長等職，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 院任命為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99 年 11月“黃現璠教授誕辰一百年紀念座談會”在廣西師範大學隆重舉行，會後廣西師大編 印《黃現璠教授誕辰百年紀念文集》一冊和出版了《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 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