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筍

1928年，參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在20世紀20年代便以一名鐵路工人的身份投身共產主義。

1930年，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時成為首批黨員。

1931年，任北圻黨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委員。同年4月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判20年徒刑，先後監禁於河內、山蘿和崑崙島等地。

1936年，法國人民陣線執政時獲釋，回到中圻地區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37年，當選越共中央委員，任中圻黨委書記。

1939年，任黨中央常務委員。

1940年，再次被捕判10年徒刑，流放崑崙島。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後出獄，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法戰爭期間任南方局書記，並直接領導第七聯區（原西貢市以北地區）的抗戰工作。

1951年，在黨的第2次代表大會上當選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3年，調回北方工作。

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後重返南方局。

1957年，調回中央工作，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8年，接替長征，任越黨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

1960年起，連續當選越南國會代表，越黨三大上當選第一書記。

1969年，胡志明主席去世後，黎筍繼續領導越南人民堅持進行抗美救國鬥爭。越南全國實現統一後，黎筍着手推行“印度支那聯邦”計劃。

1976年，越黨四大將第一書記改稱總書記後，一直擔任總書記職務。

1980年起，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1986年7月10日，在河內死亡。其繼任者是長征。黎筍講述越南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和目的以及其歷史的文章，合編為《越南革命：主要問題和基本任務》一書。

日內瓦協議簽訂後，越南南方的許多位抗戰者對該協議表示了失望。當意料到日內瓦協議所承諾將會進行全國選舉的情況不會發生時﹐黎筍敦促河內的越共在南方推行武裝鬥爭行動的政策。但越南共產黨的領導班子沒有通過黎筍的提議。

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20次大會贊同推出赫魯曉夫“和平共處”的政策。按照此政策，各個共產國家就不該與西方作軍事衝突，而是與資本主義作經濟競爭。當時莫斯科希望河內不要再次挑起戰爭，並與北京一起，勸喻越共為避免戰爭，與南越政府解決權力問題而重開日內瓦會議。河內當時的反應是不想與自己的同盟者關係破裂而公開反對莫斯科的提議，希望在武裝鬥爭上繼續獲得蘇聯的支持。至少在那個時刻河內沒有在17緯線以南進行武裝鬥爭。

在黎筍正式向越共中央提交提議前，此文件亦曾在1956年12月初於金邊舉行的南方幹部會議上作討論補充修改。中央委員會討論後，一致贊成有限度的加強在南方的軍事活動，此決定後來亦在政治局通過。

1960年9月越南勞動黨舉行第三屆黨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指出，越南革命將同時向兩個目標邁進：“在北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解放南方”。參與大會的576位代表選出了黎筍為總書記，政治局的第一號人物。

黎筍在擔任總書記的時候，常自我控制，改變自己的觀點來配合其它各位領導人的觀點。説明了為何第15號決議在1959年獲得通過，同時在黨第三屆大會通過。但新總書記仍督促領導層去執行。胡志明與他的同志們仍感到問題的存在，很難定出一個具體的戰略計劃，例如該武裝鬥爭的決議對莫斯科、北京與華盛頓所產生的後果如何。然而，越南勞動黨內部權力均衡隨着時間而迅速改變。黎筍在當上總書記後幾年，他在北越黨中央的權力地位得到了鞏固。

在黎筍剛擔任總書記時，他常自我抑制自己的主見來迎合其它比他資格老聲譽高的領導人。越南人民軍上將陳文茶在敍述他成功的歷史生涯中披露黎筍初期當任總書記時在黨內的影響程度：1959年的一天，陳文茶收聽到英國BBC廣播電台報導越南共和軍與同塔梅地區抗戰人員的軍事衝突。陳文茶在一位隊友陪同下前往會見黎筍，建議必須派遣北方幹部來訓練南方幹部和戰士們，以增強他們的工作和戰鬥能力並初步要求北方派來一百名年輕幹部南下。但黎沉默幾分鐘後説，政治局難以批准此建議。在陳的堅持下，黎最後認為最好把要求的人數減少，一半人數的數字被提出。但黎筍説若人數更少，他保證將會得到批准。終於，兩人達成妥協的人數為25人。幾年後，越共內部權力的均衡情況不再出現。

胡志明在越共黨內所擔任的角色日益被減弱，被限制為“一位久經考驗的外交家與外交政策的顧問，同時被視為民族與革命的精神領袖的完美人物”。胡志明的威信與廣泛的人際關係，例如胡志明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使他掌管越共的政治與外交等方面上的地位屹立不倒；黨內年輕的領導人，不管他們喜歡與否，都沒法與胡挑戰。然而，直至1965年當美國正式派遣軍力介入越南南方之時，胡志明在越共黨內的角色只帶有象徵性質而已。胡志明身邊最親近的人物武元甲日後亦被孤立與打擊。當時國際上的輿論説﹐武元甲是胡志明之後的越南爭取獨立鬥爭的第二名英雄。越南境內外的人亦一致認為武元甲是奠邊府戰役輝煌勝利的指揮者，他是北越部隊中一位威信最高的將軍。

黎筍有絕對權力的慾望。通過孤立胡志明、武元甲以及其它同志的事件﹐體現出黎筍曾建立了他在河內的不僅是忠實於他，還可共同決心全力推行他的革命目標的領導機器”。簽訂1954年日內瓦協議，使黎筍認為，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須以任何的代價，排除那一位不相信以武裝鬥爭贏取勝利的人。

1976年﹐黎筍再次當選為總書記。政治局的14位正式委員是黎筍、長征、范文同、範雄、黎德壽、武元甲、阮維貞、黎清毅、陳國環、文進勇、黎文良、阮文靈、武志功、朱輝敏。三位候補委員是素友、武文傑與杜梅。

在談及和平時期的越南共產黨人，戴維艾利奧特在他的《越南戰爭》書中高度評價那些領導人。他分析那些越共領導人仍然生存至戰爭結束最後一刻，他們“常是那些意志堅強、教條以及絕對堅信革命的人。但是那些人並不是具有能力把越南引上發展的道路。”“他們曾體現異常的勇敢，甚至是英雄的行為。但他們亦學會了生存的手法，而它使戰後應採用開放的策略的發展受到限制……最嚴重的是，他們相信革命運動比個人的各種權利更加重要，並使許多幹部，許多蔑視法制的人以它為藉口來貪污；他們認為革命目標可以代替方法。”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的逐漸復甦和正常化已經使越南領導人對中國產生不滿情緒，同時與中國關係處於低谷期的另一超級大國蘇聯意圖拉攏越南，完成其南北包抄中國的戰略思想，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黎筍開始實行親蘇政策，並在1976年之後演變為大規模的反華。越戰結束以後，黎筍要求中國歸還前南越政權非法佔領過的南海部分島嶼，而之前胡志明曾明確承認該區域為中國領土，在中方明確拒絕的情況下，黎筍派兵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佔領了南海六個島嶼。同時，不斷在中越陸地邊境挑起爭端，侵佔我邊疆、射殺我邊防人員，並大規模驅逐華僑，由此，中越之間分歧和矛盾開始公開化。

在越戰已結束的情況下，黎筍沒有將越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放到戰後重建、恢復生產上來，而是在蘇聯的支持下不斷擴充軍備，於1978年12月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還仿照勃列日涅夫主義，加緊對老撾的控制，意欲將其變為“衞星國”。於是，曾經由胡志明為了聯合抗美救國需要而提出的“印度支那聯邦”的設想竟成了黎筍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隨着越南在中國邊境的挑釁行為不斷升級，中國方面最終忍無可忍，對越南實施了武裝反擊，中越戰爭爆發。從此以後，中越關係陷入低谷，實際上斷絕了關係（象徵性的代辦級外交關係），中國官方也開始將黎筍領導下的越南黨和政府稱為“黎筍集團”、“越南黎筍反動集團”。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日越南為他舉行國葬的同時公佈了他的遺囑，但不到2000字的遺囑卻在公佈之後留下了長久的謎團。金點強的《胡志明遺囑留下諸多謎團——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質疑遺囑被篡改》一文指出，原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筍等人認為當時形勢複雜，為取得對美國侵略者的徹底勝利和完成祖國統一，應當省略和改變遺囑中的一些內容。幾天以後，被修改過的胡志明遺囑在越南勞動黨機關報《人民報》上發表。1979年8月9日，黃文歡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揭露黎筍當局推行親蘇反華政策，並揭露出一個更大的秘密，即黎筍閹割或篡改了胡志明的遺囑，只公開刊登一段手跡，以魚目混珠。其中重要的是，胡志明不可能有“作為一生為革命服務的人，我越對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強大感到自豪，就越對各兄弟黨之間的不和感到痛心！”的表態。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週年時，不僅宣佈胡志明的逝世時間延後了1天，還公開承認胡志明遺囑還有一份附錄。 ^[4] 

越共總書記農德孟強調指出，故總書記黎筍不僅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活動者，而且還是我黨的一名戰略工程師，他的事業與越南革命在二十世紀所獲得的光榮勝利密不可分。

在河內舉行的紀念已故總書記黎筍誕生一百週年的慶祝典禮上發表講話時，農德孟總書記表示，在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中，黎筍已將六十年的歲月服務於革命活動，樹立起一個革命先鋒戰士的光明榜樣，並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民族解放、統一祖國及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故總書記黎筍已同以胡志明主席為首的政治部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一道，確定民族解放和捍衞祖國事業中的方向和重要政策，構建越南革命的軍事科學，為打敗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勢力的侵略戰爭做出貢獻，大力支持和鼓舞世界人民羣眾發動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鬥爭運動，以最終獲得獨立自主和自由。

在從1976年至1986年以黨總書記名義的十年間，黎筍同中央委員會已經確定了建設與捍衞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戰略並將其落到實處，同時還制定了越南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第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