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

黎烈文出生於湘潭縣城一個沒落的封建仕宦家庭。15歲初中畢業後去上海，考取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書記員，從事譽抄、整理和校對文稿的工作。1921年夏，任廈門大學校長秘書。1922年回到商務印書館，任古籍部助理編輯。他寫了10多篇短篇小説，後集為《舟中》一書出版。1926年留學日本。1927年回國，後又去法國留學。1928年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專修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

1932年春，與妻子嚴冰之學成回國。由巴黎老師的推薦，任法國哈瓦斯通訊社上海分社的法文編輯，同年12月,應《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之聘，任該報副刊《自由談》主編。

他鋭意創新，大膽改革，將鴛鴦蝴蝶派所編的單純追求“獵奇”、“消遣”的趣味性和頹廢傾向的文學副刊，改革成為新文學的副刊，積極宣傳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抨擊腐敗的時政，他渴望改革後的新《自由談》能為中國的“進步與近代化”事業有所貢獻，廣收外稿。郁達夫、林語堂、趙家璧等相繼加入了作者隊伍。他的政治立場和獻身事業的精神，得到魯迅、茅盾等進步作家的支持。

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了不少雜文，《偽自由書》的絕大部分文章是經他之手先行在副刊上發表出來的。他和魯迅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自由談》對時局的大膽干預，引起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的忌恨。

1934年5月，被迫辭去《自由談》主編職務，在魯迅和茅盾的幫助下，參加了《譯文》的編輯工作。

1936年創辦了以發表雜文、散文為主的半月刊《中流》，繼續全力以赴地投入編輯和翻譯工作。

1935年與魯迅等組織譯文社。

1936年主編《中流》雜誌，為促進文藝界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起過積極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到湖南湘潭；後應福建省教育廳長鄭貞文之邀去福建任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國文科視導員；次年，福建省政府在戰時省會永安創辦改進出版社，任社長兼編輯部主任，並任省政府參議。他主持出版社先後創辦了綜合性的《改進》半月刊、《現代文藝》、《現代青年》和《現代兒童》月刊,以及《戰時民眾》、《戰時木刻畫報》等；還出版了“改進文庫”、“現代文藝叢刊”、“世界名著譯叢”等叢書。一時之間，福建成了抗日時期文化工作搞得十分出色的地區之一。

抗戰勝利後到台灣大學任外文系教授。1946年春，應台灣省省長陳儀之邀，赴台任《民生報》副社長兼總主筆。因在辦報方向與宣傳方針上與當局發生分歧，於同年夏秋之間辭職，改任台灣省訓練租高級班國文講師。1947年任台灣大學文學院西洋文學系教授，執教20餘年。

1972年10月31日在台灣病逝，終年68歲。 ^[2] 

舟中（小説集）1926，泰東

崇高的母性（散文集）1937，文生

勝利的曙光（報告文學集）1940，烽火社

藝文談片（散文評論集）1969，傳記文學

新編五代史評話 標點，1925，商務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宋人評話 標點，1925，商務

大宋宣和遺事 宋人評話 標點，商務

京本通俗小説 標點，1937，商務

河童（中、短篇小説集）日本芥川龍之介著，1928，商務

醫學的勝利（劇本）法國洛曼著，1933，商務

妬誤（劇本）法國本那特著，1933，商務

紅蘿蔔須（長篇小説）法國賴納著，1934，生活

企鵝島（長篇小説）法國法朗士著，1935，商務

筆爾和哲安（長篇小説）法國莫泊桑著，1936，商務；後改名《兩兄弟》，1944，文生

冰島漁夫（長篇小説）法國羅逖著，1936，生活

法國短篇小説集 1936，商務

邂逅草（小説、戲曲合集）法國紀德等著，1937，生活

鄉下醫生（長篇小説）法國巴爾扎克著，1938，商務

第三帝國的兵士（長篇小説）匈牙利霍爾發斯著，1941，改進

亞爾維的秘密（劇本集）法國倍爾納著，1945，改進

最高勳章（短篇小説集）蘇聯梭爾齊瓦等著，1945，改進

偉大的命運（長篇小説）蘇聯克洛勒著，1945，改進

伊爾的美神（梅里美選集）1948，文生

黎烈文評傳（人物傳記，康詠秋）1985，湖南人民 ^[3] 

黎烈文先生留學日本時，他去東京“遊就館”參觀，看到所謂“日中戰爭勝利紀念品”等侵華罪證，儼然作為日本侵略者的光環榮耀陳列其間，一種“恥辱”、一種“雪仇”等複雜情緒，交織地充斥胸膛。

一次在課堂上，講授法語的矮胖的日本教授解釋課文中的一個“pou(蝨)”字時，侮慢嘲弄地對他説：“哈哈，‘蝨’怕是你貴國的特產罷！”許多日本學生驟然回頭望着他，轟然大笑。他頓時憤然站起來反駁道：“你先生何據而言之呢？”“自然，自然，這還用説嗎？貴國的書上不是有着這樣的詩句嗎？”這位教授轉身在黑板上寫下“蝨斯愆慶”四個字。他又好笑又好氣地嘲諷道：“哈哈，原來你先生的漢文還欠通呢！《詩經》上的那個字不是‘蝨’，而是‘螽’！‘螽’俗稱紡織娘，‘蝨’才是你所説的蝨子！”這位教授羞紅着臉發急了，便橫蠻不講理地叫道：“那不管蝨也好，螽也好，都是你們支那的東西。南京蟲(按：指臭蟲)不也是貴國的特產嗎？”班上的日本學生又鬨堂大笑。他知道自己勢單力薄，對於這班大和民族主義分子是無可理喻的，只得憤然退出課堂，以示抗議。

從那以後，他覺得日本房東老太太的殷勤，也不是真心實意，只不過是想多得幾個錢而已。原本與房東一道用餐，便借了一個口實，叫他們送到房中一個人吃。他仇恨帝國主義分子，發誓“要流血，要復仇”。他敬佩朝鮮人民那種一息尚存就圖謀恢復祖國的偉大抱負，堅信只要他們心不冷，血長流，光復祖國的願望就一定會實現。他認為一個貧弱國家最可怕的是國民靈魂的滅亡，那才是國家民族的“最大悲哀”，那才是“真正的亡國奴！”那才是真正的亡國滅種。

留學法國，在赴法郵輪上他看到一個穿藍布短衫的華人，伏在二等艙前甲板上的欄杆觀看海景，法國僕役便像抓青蛙似的將其提起摔到三等艙的舷梯下。

就餐時，法國管事將白種人安排一處，日本人例外，可以與白種人在一起，安南人安排靠近白種人的地方，因安南為法國殖民地，是其嫡系，而中國人則只能與黑人一樣，安排到偏遠的地方。在巴黎，貧弱國家的移民每年都得去市政警察廳，排着長蛇似的隊伍，花上一天、兩天時間，換上一張新“身份證書”，其實就是花幾十個法朗買一張“人頭税帖”。而英美、包括日本僑民，卻無須如此。

他憤憤地説道：“從前在國內聽過許多人説法國人講平等、博愛……這不過是法國人的口頭禪，正和日本人講‘中日親善’一樣！”當旅法途經西貢時，他看到碧綠無際，椰樹成行，疏籬茅舍點綴其間的湄公河兩岸風光，便聯想到祖國的大好河山也同樣面臨着越南的命運。不禁感慨系之：“如此山河，拱手讓人，吾為安南哭，吾尤為我中華哭也！”當海輪徐徐離開西貢，他深深地祝福道：“別矣，安南！願爾努力，祝你復興！”當看到新加坡街市華文招牌滿眼皆是，大小鋪店多為華人經營，他頓感無比自豪，萬分驚歎我中華祖先“開闢蒿萊”的創業精神。

本文作者：蔡登山

黎烈文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翻譯家，曾在《申報》主編“自由談”，針砭時弊，鞭撻黑暗，得到魯迅、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

早在抗戰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就聘請了郁達夫、黎烈文等著名作家到福建工作；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陳儀任台灣省主席，黎烈文也抵達台北，受陳儀委託，與李萬居共同主持《新生報》社的工作。李萬居是他留法時的同學，任社長，黎烈文任副社長，兼總主筆。只是這任期只有半年之久，他就“掛冠求去”了。其原因據其弟弟黎烈師給友人的信中説：“那時任台灣省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夏濤聲，總是盯着他這位‘上海鼎鼎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本來陳儀是邀他赴台灣全權主持《新生報》的言論，不料雖掛了個副社長兼總主筆的頭銜，言論卻全不由他作主，他處處受到當局的掣肘，頭銜形同虛設，因此在1946年的夏末，他就辭去《新生報》的一切事務了。

辭去《新生報》的工作後，他為了“四口之家”的生活，只得去台灣省訓練團高級班任國文講師，靠教幾節課餬口度日。他在給好友巴金的信中説：“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説：“這半年來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説了。”他還説：“我一時既不能離開台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説：“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

1947年7月，黎烈文應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錢歌川的邀請，任文學院西洋文學系教授，從此開始了他在台灣25年的執教生涯。

曾經是台大黎烈文的學生的顏元叔教授説：“從大陸來到台灣，那時我是十八歲，腦子裏沒有帶來幾位作家，‘黎烈文’是極少數的人名之一……當時，在大陸，差不多的中學生大概都讀過黎烈文的《冰島漁夫》。因此，進台大外文系時，第一位以文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便是黎烈文教授。黎先生當時教的是法文（一）與法文（二）；法文分組授課，也有法籍的神父在教；我和幾位要好的同學，毫不考慮地選了黎先生的法文：他對我們來説，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里程碑。”

在繁忙的執教之餘（他先後還在台灣師範學院、政法大學、東海大學和淡江文理學院兼有課程），黎烈文還潛心於他的研究、著譯工作，他比較集中於法國文學方面的譯著，據初步統計，他的譯著有三十餘種。黎烈文是“五四”以來我國研究法國文學的名家，無論是法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水平，還是譯著的數量，至今在我國的翻譯界還是無人出其右的。1940年初，他翻譯的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説《鄉下醫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卷首有“吁嗟傷心人，唯有幽與靜”兩句題詞，後來他覺得譯得不妥當，但是書已經出版上市了，他十分悔恨、自責。於是他自己印了一個更正的小紙條，把改進出版社營業所代售的幾十本，請人一一貼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説，是“儘儘人事！覆貼一本是一本！”問他售出去了的、或外地區的怎麼辦？他攤着雙手，顯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很明顯，因為這個題詞翻譯欠妥，他那翻譯家的良心正受着譴責。那種做法在他來説，似乎是能夠多覆貼一本，他的不安就能減少一分，這正是一個嚴肅翻譯家的態度。

為黎烈文出版《紅與黑》的文壇社老闆穆中南就説：“烈文先生對於譯著的忠實，可以從他的原稿中看出。《紅與黑》除了後四章，在每章文之首都有幾句話，或詩，或名句，或格言，這些東西很難譯，不完全是法文，有時是拉丁文或其它國文字，黎先生都一一的把它譯出，畫龍點睛，啓人省思。如在上卷題丹東的‘真實，無情的真實。’真實與無情相聯如何的令人醒目。又下卷題聖·柏甫的‘她不美麗，她沒有擦上一點胭脂。’美麗還要擦一點胭脂，看世界是如何的醜陋。除此之外共有七十一個類似短句，有的確是莫名其妙！但黎先生都用心的把它們譯出。又在每章末都有譯者註釋，這都是一般人所不願為的。而黎先生這種忠實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文中偶爾更動一二字，都是煞費苦心的。”

而黎烈文在《〈紅與黑〉出版後記》中就曾痛批作家書屋出版的趙瑞蕻的譯本，説他“錯誤與刪略之多，不勝枚舉。”“譯者對法文似甚欠瞭解，因而望文生義，譯文與原著不知差得多遠。且《紅與黑》法文原書有許多版本，稍為講究的都分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章，下卷四十五章。普通本則多不分卷，而連接成為七十五章。趙君不知依據何種版本，在扉頁和目錄上都註明為‘上卷’，可是卻翻譯了三十三章，比一般原書的上卷多出三章；三十三章以下則毫無交代，序文中亦未説明他這本譯稿是一部未完的譯稿。直到大陸失陷為止，他的《紅與黑》還有四十二章不曾與世人相見。”黎烈文又説：“《紅與黑》的法文原書，至今已有無數種的版本，我的譯稿所依據的乃是比較晚出的《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的‘七星叢書’（Bibliotheque do la Pleiade）版。這版本是根據一八一三年巴黎Levavasseur書局所出《紅與黑》的初版排印的。書末有極詳的附註，指出初版與後來一八五四年經過作者斯湯達爾（又譯司湯達，編者注）修改的巴黎Michel Levy書局版的不同的字句。而重要的是：作者斯湯達爾生前曾以《紅與黑》一部送給他的意大利友人布西（Bucci），那上面又有 著作者許多親筆的修改和批註，這部書現在還珍藏於意大利Civita Vecchia市布西后裔的家中。我所依據的‘七星叢書’本，曾對照這個寶貴的布西本詳加校訂，作成許多附註印在卷末，以供參考。我翻譯時大都斟酌採用了布西本上的修改。此外我還參照了Lawell Bair的英譯本，桑原武夫與生島遼一合譯的日譯本。英譯本與日譯本雖都偶有錯誤與不妥之處，但遇到困難的文句，它們對我仍頗有啓發的作用……總之，我譯此書時，至少已力求忠實……作者斯湯達爾寫成此書時，預料五十年後方有識者；今我譯成此書，希望比斯湯達爾原著有較好的命運。如此書能對中國心理分析小説的發展，提供實質的貢獻，則譯者壯歲執筆，皓首垂成的一番努力就不算白費了！”

1969年11月，黎烈文突患腦血栓症，半身癱瘓。1972年10月31日經長期卧牀後，與世長辭了。

寂寞身後名，黎烈文的身後顯得相當蕭條，“很少的幾副輓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傷的台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蹟。”“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裏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好友巴金在《懷念烈文》中最後説：“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黎烈文先生青年時期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他是《新青年》、《小説月報》的熱心讀者；他熱愛祖國，具有民主思想，所創辦並主編的報刊，對抨擊國民黨腐敗統治、宣傳民主主義和愛國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知名新聞、出版、文化工作者。

黎烈文先生坎坷一生，奮鬥一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內憂外患中，他為國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魯迅最光輝的三個雜文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中的文章，皆經其手刊出而得以面世。

抗戰期間，他在我國東南開拓出一片文化綠洲；旅台三十年，雖多次受到政治牽連，為當局傳訊、審查，但他始終保持着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良知、節操。為了國家民族的強盛，他兢兢業業地奮鬥了一生。

他一世清貧，卻“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凍飢聲”，至死未能忘懷養育他的祖國和人民。儘管自己經濟上常遭拮据，還常常“幫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同胞”。有人説他是“自己家無長物，身無餘款，卻常常慷慨救助那些向他求救告援的人！”

2014年5月29日下午，上海翻譯家協會在滬舉行黎烈文誕辰110週年紀念座談會。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