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又霖

黎又霖（1895-1949），初名幼林，字萬里，貴州黔西人，是中國唯一的六重黨籍革命烈士，曾先後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聯、民盟、民革、農工黨等黨派。參加過五四運動、北伐戰爭、福建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長期從事民主革命活動，曾擔任過《民生報》主編、上海同濟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委負責人等職務。1949年11月27日，被國民黨特務槍殺於“白公館”後山松林坡。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農曆七月初七日，黎又霖出生於黔西縣城關鎮南后街一書香之家。父親黎鬥恆，系前清秀才，辛亥革命時，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國同盟會貴州分會自治學社黔西分社社員。父親根據啓蒙書籍《幼學瓊林》給他取名“幼林”，3歲教他識字，6歲入私塾啓蒙讀書。幼林聰明好學，記性特好，先生教的課文領讀兩遍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在學堂裏成了先生和同學們都喜歡的好學生。1911年，16歲的幼林毅然拋棄舊學，到貴陽南明學校求學，臨行前，父親便將“幼林”改為“又霖”，取久旱逢甘霖之意，併為他取字“萬里”，希望他鵬程萬里，成為國家棟梁。

1915年，黎又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政法系。在北京，黎又霖受進步思潮影響，和許多知識青年一樣，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黎又霖積極投身集會和示威遊行，登台演講，參加了火燒曹汝霖住宅的活動，寫下了“人生不唱大風歌，莫使年華逐逝波”等豪邁詩篇。1919年10月，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宣佈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黎又霖經國民黨元老黃季陸介紹加入國民黨。

從北大畢業後，黎又霖目睹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心憂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活動加劇，常思救國之路。他認為只有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促使北伐成功，中國才能統一，民族才能富強，遂投筆從戎，在黔軍袁祖銘部任秘書，多次勸諫袁與孫中山合作，共策北伐，由於袁猶豫不決最終沒有實現，黎又霖便脱離袁部，毅然隨四十三軍軍長李桑參加北伐，任所部教導師楊其昌師長參謀。北伐中黎又霖一路風餐露宿，常常不得安眠，楊其昌勸他注意身體，黎又霖卻説：“不打垮北洋軍閥，不結束封建軍閥割據，怎能睡得着。”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黎又霖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大罵蔣介石太沒良心，毅然離開軍政界，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其間曾擔任過《民生報》主編、上海同濟大學教授、華僑工商學院總務長等職。

1931年，黎又霖去廣州參加國民黨非常會議，會上與柏文蔚、王葆真相識，過後黎又霖長期與他們組織國民黨中的左派在安徽、上海一帶宣傳民主革命，開展倒蔣活動。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爆發，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抗日反蔣，黎又霖受邀奔赴福建參加革命政府的工作。但福建事變很快以失敗而告終，黎又霖不得已輾轉在滇軍、黔軍中尋找出路，曾任黔軍駐漢口辦事處處長等職，最後又回到上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黎又霖輾轉到重慶，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聯繫。在董必武領導下，1939年春黎又霖開始以中共地下黨員的隱蔽身份開展民主革命工作，在搬遷到綦江的國民黨軍委會戰工作幹部訓練團任上校政治教官。1940年1月發生國民黨特務屠殺戰幹團學員慘案後，黎又霖回到重慶，參加沈鈞儒等組織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利用其堂兄黎季雲在重慶聚康銀行、侄女婿蔣華村在匯通銀行的有利條件，在工商界、金融界人士中開展革命活動。他還常去教育界梁漱溟辦的勉仁學校、杜鋼百辦的草堂國學專科學校開展工作，結識了進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樸等。

1943年初，譚平山到重慶。黎又霖向友人借得一所房屋供譚老居住，並常常與譚老促膝談心。黎又霖與王若飛是同鄉，友誼甚篤。1944年5月王若飛到重慶，11月成立了中共重慶工委，王若飛任書記，致力於國內團結工作，曾三次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期間黎又霖積極協助配合王若飛工作，生活上更是百般照顧。

1945年10月28日，在周恩來、董必武的推動下，以楊傑為代表的國民黨民主派及愛國民主人士在重慶發起成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經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聯，同時又經鮮特生、鄧初民介紹加入民盟（盟號是1193）。1946年初，民聯中央遷往上海，民聯重慶地方組織“臨時工作組”成立，黎又霖為臨工組成員。1947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成立，黎又霖為民革地下工作委員會成員並任民革四川省委負責人，受命以重慶聚康銀行業務專員的身份從事軍運，策反和營救被捕難友等工作，策動川滇黔軍事起義活動。在內戰爆發和特務橫行的嚴峻形勢下，黎又霖與中共領導機關的聯繫被割斷，他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與原南方局統戰組留重慶的彭友今、湯遜安取得聯繫，確定了“隱蔽精幹、積蓄力量、扎穩腳根、伺機而動”的方針，採取個別聯繫、小型聚會溝通情況，把不同渠道得到的情報及時轉給重慶地下黨組織。

1948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取得明顯優勢，國民黨報紙卻造謠宣傳國民黨軍隊的所謂勝利。楊傑與黎又霖、甘祠森商討召開時局討論會，明辨形勢和西南四省的任務。通過會議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四川是西南四省關鍵，如果蔣介石不能掌握四川就無法在其他三省立足，會議確定了“保川拒蔣，迎接解放”的任務。爾後，他們不定期舉行“轉轉會”（形式是輪流請客吃飯），使民聯和民革黨員認清形勢、精誠團結、堅持鬥爭，配合其他民主黨派共同反蔣。

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聯絡同志準備策動軍事起義。3月初抵達貴陽，獲悉蔣介石要將大方縣境內的羊場壩發動機製造廠遷往台灣，特地繞道畢節、鎮雄找張吉塢、安問石等組織民眾武力，阻撓該廠遷台。籌備就緒後，又與吳雪儔、雙清等同志聯繫，商議迎接解放軍解放貴州的工作。6月，黎又霖趕回重慶和楊傑、何魯、周均時、張鎮宇等聚會，商討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迎接解放事宜，同時參與籌建民革川東分會和民革川東縱隊，黎又霖被推選為負責人之一。在此期間，黎又霖與鮮恆等積極協助營救囚禁在軍統重慶集中營的革命同志，田一平、仲秋元、胡春浦、唐弘仁等20餘人獲釋出獄；參與策動楊森20軍和潘文華23軍及44軍起義活動；支持侄女婿蔣華村競選上重慶糧食工會理事長，掌握糧食供應、庫存，控制了工會。

黎又霖從事革命活動期間，常年在外，無暇顧及家人，其父去世，他忍住悲傷回信給家人：“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我今重任在身，豈能返家奔喪，望家中勿念。”唯一的女兒黎世華14歲時，經他人引見才與父親見面。

1949年夏，在楊傑的領導下，黎又霖在四川涪陵縣新廟鎮組織成立了“民革川東特區游擊隊”，經常往返於雲貴川三省之間。他們的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在楊傑身邊安插特務以司機身份作掩護，騙取楊傑的信任，對他們的一切行動進行監視。

1949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黎又霖在重慶朝天門發現有特務盯梢，便上了一隻木船到江北嘴換船，下船後繞小巷迂迴了十幾里路，擺脱特務後，才安全轉到建川中學（江北郊區）找到了鄧後炎。黎又霖發現自己暴露後，仍四處活動，有同志勸他暫避一時，他説：“天快亮了，要堅守崗位。”還勸説其他同志要不怕犧牲，充分利用國民黨內部人心惶惶的時機，為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8月19日，打進民革內部的軍統特務嚴守三（化名李森）謊稱“民革”上海方面派人來川聯絡，接頭地點在重慶臨江門戴家巷，黎又霖不知是計如期會晤，嚴守三送他出來時，特務左志良便率人圍上來將他逮捕，同時假裝將嚴守三也逮捕。

黎又霖被捕後，次日被轉解到重慶歌樂山麓的軍統集中營白公館監獄，銬上18斤重的鐵鐐，單獨囚禁在二樓一間小牢房內（後轉禁樓下平三室）。國民黨特務急於想從黎又霖身上打開缺口，以破壞民革在川、渝整個組織。從黎又霖被關進白公館監獄的第二天起，先是以“釋放”、“自由”、“升官”、“發財”為誘餌，遭到嚴辭拒絕後，便施以酷刑。在監禁的日子裏，黎又霖先後受刑30餘次，平均三、四天受刑訊一次，最殘酷的手段是用鐵刷子燒紅刷其胸背，當黎疼痛難忍之時，便授以紙筆、令其招供。面對嚴酷的刑訊，黎又霖多次咬破嘴皮，無數次昏迷，始終未向敵人吐露半句有關組織和同志的情況，曾三次寫上：“沒有説的，請槍斃！”在敵入嚴刑逼供和艱苦的監獄生活折磨下，黎又霖身體十分虛弱，入獄不到一月，便大病一場，幾乎病死獄中。但他信仰堅定，情緒樂觀，毫不氣餒，仍關心、鼓勵其他同志、戰友，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嚴守組織機密，視死如歸的高尚品格。他認識和知道的黨內外人士，沒有一個因他被捕而受牽連。

“民革”在川康的活動被破壞後，徐遠舉將全部材料簽報毛人鳳，轉呈在重慶山澗林園的蔣介石審處，蔣批准將黎又霖等四人秘密處死，由重慶衞戍軍司令部處理。

在新中國已經成立的黎明時刻，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3天），國民黨反動派在逃離重慶之前，對囚禁在軍統集中營的300多位革命同志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黎又霖和其他烈士被特務帶出囚室，黎又霖被銬上手銬，拖着沉重的鐵鐐，路過“平二室”時，他氣宇軒昂地向難友們揮手告別：“蔣介石就要完蛋，同志們，再見！”接着他用力舉起右手高呼：“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被槍殺在白公館附近的松林坡，時年54歲。

11月30日重慶解放，剛從敵人大屠殺中僥倖脱險的王國源同志，在白公館監獄平三室牢房的隱蔽處，發現了一張巴掌大的紙片，那上面用竹籤子筆寫着幾行感人肺腑的詩句。經確認，它是黎又霖烈士在犧牲前兩天，即1949年11月25日在獄中寫下的絕命詩。

賣國殃民恨獨夫，一椎不中未全輸；

鋃鐺頻向窗前望，幾時紅軍到古渝。

革命何須問死生，將身許國倍光榮；

今朝我輩成仁去，頃刻黃泉又結盟。 ^[2] 

重慶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成立了革命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對被難人員進行了調查核實。黎又霖列入第一批烈士名單。1950年1月15日，重慶市各界人民在青年館為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2月，重慶市市長陳錫聯、副市長曹荻秋向烈士子女黎世華頒發了“重慶市人民政府烈屬優待證明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