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鈺生

黃鈺生，字子堅，1898年4月15日生於湖北省沔陽縣（今仙桃市）西流河鎮茭排村 ^[1]  ，1911年13歲時來天津寄寓舅父盧木齋（曾任直隸提學使）家中，翌年就讀於南開學校，即後來的南開中學讀書。畢業後進人北京清華學校，也就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五四”愛國運動。1919年考取官費赴美留學，在勞倫斯學院攻讀文學和哲學，第二年又入芝加哥大學，主修教育學，副修心理學。1923年獲教育學碩士學位，在等待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因得不到國內資助不得已提前回國，被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聘為教育學教授，兼任南開大學大學部主任和秘書長。

蘆溝橋事變後，他輾轉到了長沙，學校西遷昆明時參加湘黔滇旅行團輔導委員會，兼管全團財務。西南聯大誕生後，他任建設委員會建設長，為學校徵地建校舍任勞任怨。同年秋天又擔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院長暨附設學校主任，為雲南的師範教育及基礎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勝利後，他作為天津南開大學秘書長赴天津籌備覆校事宜。

全國解放後，他調任天津圖書館館長，之後又兼任政協天津市委委員、天津市科技協會副主委。1956年，他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不久又任民進天津市委副主委、民進中央委員。粉碎“四人幫”後，任天津市政協副主席，並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至1981年，曾連續4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在他83歲高齡時．還赴美國參加美國圖書館協會第一百次年會。1983年，為發展高等教育，他擔任天津市聯合業餘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於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黃鈺生先生1990年在天津病逝，享年92歲。

黃鈺生（字子堅）先生健朗的體格使他得享92年高壽。從晚清戊戌維新，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世界風雲變幻之際，其生命歷經近一個世紀。作為文教界的耆宿，其閲世之長、經歷之繁複，蓋屬鮮見。他任職南開大學26年，大部分時間是作為張伯苓校長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曾任大學部主任、秘書長，校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均親歷親為，可謂南開早年曆史的見證人。 南開、清華“雙重”學歷 黃鈺生，1898年4月15日出生於湖北沔陽，1911年13歲時來津寄寓舅父盧木齋（曾任直隸提學使）家中，翌年就讀於南開學校。1916年考入清華學校，肄業3年，曾參加五四運動。1919年秋，官費赴美留學，先在勞倫斯學院學習文學和哲學，一年後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1923年取得碩士學位。當他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時，國內資助經費中斷，遂於1925年回國，旋即就任南開大學文科教授。

上述求學經歷，可注意者有三：其一，黃鈺生在南開學校讀書期間，結識與自己同歲的周恩來，兩人很熟悉，後來周恩來留學日本時致函馮文潛，信中還問及黃子堅到哪去了，學何專業。黃先生自述：自己有一個“紅色晚年”，實出自周總理的引導；其二，黃鈺生在南開學校的結業成績本來名列前茅，卻還要考入清華學校繼續深造，除尋求官費留學外，兩所本在同一程度的學校究竟差別何在？且看黃先生回憶：“英語閲讀能力，我記得我從南開畢業時，像西洋通史這樣的書每小時能讀七八頁，我到清華學校插班，我發現清華同學每小時能讀10到11頁。”黃鈺生所具有的南開、清華“雙重”學歷，為其日後參與西南聯大的校務管理，無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圓融的因素。其三，中途放棄留美學業而應聘南開教職，固然緣於資助經費不繼，恐怕與張伯苓急於用人而誠懇相邀大有關聯。黃先生選擇教育和心理學為主修專業，原本受到張校長辦學經歷影響，從稍後黃被“委以重任”的情形推測，南開校方對“自家子弟”有意施予“定向培養”亦未可知。 擔任“秘書長”20年 黃鈺生在南開曾開設“教育概論”、“心理學”、“西洋教育史”等課程，此類課程構成哲學教育系的主幹課程。他授課的特點是，內容豐富，語言精練，邏輯性強，善於啓發。據邢公畹先生憶述：“黃先生教學嚴肅嚴謹，特別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講心理學，經常座無虛席，外系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踴躍旁聽。”即使後來他兼任繁雜的校務管理，也未放棄教師本職，堅持課堂教學不輟。他於1930年所寫《大學教育與南大的意義》一文稱：“南大為經濟所限，不敢侈談研究，它只是一個老老實實的教學機關，間或有點研究”而已，但是“大學的一切設置、人員、組織，都是為學問而預備的”。顯然，當年他屬於“學術本位”的守護者。

1927年，黃鈺生被委任為“大學部主任”，後改稱“秘書長”。南開大學成立時初名南開學校大學部，大學部主任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凌冰擔任。凌先生任職6年後辭職，繼任者乃化學教授邱宗嶽，邱先生兩年後卸任，年輕的黃鈺生“出任艱鉅”，擔任此職20餘年。其間，適逢南開大學遭日軍攪擾破壞的“多事之秋”，他沉着周旋，英勇護校，令人感佩。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浪人在天津策劃便衣隊暴動，槍炮架設在南開園周邊，形勢危急。他準確把握局勢，組織學生暫避一時，據學生回憶：黃先生“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七七事變後，日軍瘋狂轟炸南開大學，他奮力組織指揮師生疏散和物資轉移，最後與教務長楊石先、齋務主任郭屏藩3人乘小舟含淚告別戰火中的校園。半個月後，他在南京面見張伯苓校長，交上學校的一大串鑰匙，以示回覆使命，頗有幾分悲壯。 35年獻給圖書館事業 八年抗戰，在多校聯合辦學體制中，黃鈺生的 “事功”擴展到全國教育界。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向昆明轉移，300餘名男生組成 “湘黔滇旅行團”，徒步入滇。該團由教師組成輔導委員會，主席黃鈺生，成員有聞一多、曾昭掄等北大清華的教授，師生共同進行長途遷徙。據申泮文先生記述：“旅行團的全部總務事宜，舉凡路線選定、前站、宿營、伙食等雜務都擔在黃鈺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團旅行經費數萬元鉅款用布帶纏在腰間，手扶竹杖，與學生們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他自嘲説，我這是‘腰纏萬貫’下西南啊！”實則，步行團所經之地多為貧窮落後區域，漫漫三千里路，爬山涉水，餐風飲露，投宿破廟茅屋，甚而“枵寢待旦”。作為領隊者，黃鈺生重任在身，艱苦備嚐，歷經60餘日，順利抵達昆明。清華同學蔡孝敏晚年在台灣撰文，尚清晰記得“旅行團將抵昆明前一日，黃太太（梅夫人）特由昆明趕來迎接，全團稱羨”。 西南聯大時期，張伯苓常駐重慶，有關大學事宜委託黃鈺生代理。依照三校校長最初分工，張負責建設，因此黃先生到達昆明不久即出任聯大“建設長”，大西門外120畝地聯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付出。1938年秋，聯大增設與原有文、理、工、法商4個學院平行的師範學院，黃鈺生迴歸“本行”，擔任院長整整8年。該院機構自成體系，寄託了雲南父老的熱切期望，故而師院及其附屬中小學被稱為“校中之校”。黃鈺生熱誠邀聘聯大教師到師院兼課兼職，同時與地方政府合作，為當地培養和輪訓大量師資，有力改變了雲南教育現狀。他移植“南開經驗”，治理師院附屬中學，成效顯著。據他憶述：“那幾年，附中聲譽漸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兒來上學，我們堅持先考試後入學原則，表示考及格才收。後來這孩子到別的中學去讀書了。”抗戰勝利後，聯大師範學院及其附屬學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成為雲南的教育重鎮，人們感懷黃院長的辦學業績，稱譽他將“無限遺愛永留西南邊陲”。 1946年春，返津的南開大學正式改為國立，黃鈺生仍任秘書長，並一度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長，努力奔走覆校事宜。1948年冬，他放棄南京當局實施“搶救計劃”送來的南飛機票，迎來新中國。1951年張伯苓病危，他會同其家屬，執筆寫下“遺囑”，後公諸報端；張校長逝世後舉行追悼會，致悼詞者仍是黃先生，他力求公允評價已故校長的努力令人印象頗深。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被指“貪污”，雖查無實據，卻在隨後的院系調整中被調離南開大學，轉任天津圖書館館長。在當時看來，此一調動有謫貶意味，然而事實證明，這反而為他發揮另一方面的素養和才能提供了機會，倘若沒有這次看來不愉快的遭遇，就不會有其後35年他在圖書館事業上的貢獻，不妨説他是因禍得福。晚年黃鈺生隨和平易、風趣幽默，近乎“人瑞”。隨遇而安的性格，莫非是他歷經風霜仍得高壽的另一因由？ ^[1] 

黃鈺生在美國留學五年，於1925年回國，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講授心理學、哲學和教育史。他把從國外學到的當時最先進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內容帶進了南大。

1927年起，校長張伯苓任命他當大學教育部主任，後改任校秘書長。從此，他一面教課，一面承擔起教務、財務和總務工作，事無鉅細，幹得井井有條，受到全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南大附近就是日本兵營和飛機場，南開園經常受到挑釁和騷擾。黃鈺生一面機智地和日兵周旋，一面組織人員，冒着生命危險保護師生安全和學校財產。就在這時，有消息説日兵要逮捕黃鈺生。7月23日，黃鈺生與楊石先院長組織指揮暑假留校的師生安全撤離之後，他才最後一人離開學校，衣物全部丟下，只帶一條布褥子和一件襯衫離開天津，坐船到南京。24日和30日，南開園遭到日機輪番轟炸，好端端的—個學府被夷為平地。

1937年8月中旬，黃鈺生在南京見到了張伯苓校長，那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奉命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於是黃鈺生在9月初去長沙蔘加臨時大學的籌備工作。大家都以為這就遠離了戰火，可以安心讀書了。

兩個月後，長沙也遭到日機轟炸，在緊急情況下，三校校長商議遷校到昆明，經教育部同意，三校商定分海陸兩路行進，海路由長沙到香港轉海防經蒙自到達昆明，這一路可坐車船，交通比較方便，由年老體弱者和婦女組成；陸路則要從湖南直插貴州到雲南，沿途要經過崇山峻嶺，基本上是步行，比較艱苦，成員由身強力壯的年輕師生組成。清華大學的校長、黃鈺生的老師梅貽琦問他：“子堅，你願不願從陸路走，帶帶隊？”黃鈺生高興地答應了。於是師生近三百人，組成了“湘、黔、滇旅行團”。

旅行團於1938年2月19日從長沙出發上路。當時國民政府湖南省省長張治中派黃師嶽中將師長當旅行團的團長，還派了三個營級軍官協助團長工作。學生們則按軍隊編制分別成立三個連，連長就由三個營級軍官擔任。黃鈺生和北大曾昭掄、清華袁復禮、李繼侗等教授組成指導委員會，黃鈺生任主席。實際上也是後勤部長。就拿旅行團的經費管理這一項來説，數萬元的鉅款現金中，包括大量的銀元。他把錢裝入長條布袋，纏在腰間，外罩學生軍裝。他所承受的艱辛和風險，別人是很難體會到的。

黃鈺生稱這次旅行是闊氣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學術上獲得豐收的旅行。行軍中他總是走在最後並口誦打油詩一首：“行年四十，徒步三千；腰纏萬貫，獨過山崗。”洋溢着樂觀與自豪。

旅行團用68天完成了1671公里旅程，於4月28日到達昆明。受到先期到達的師生和昆明各界人士的盛大歡迎。這一次長途“行軍”，不能不説是教育史上的創舉，此時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原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任校務委員會常委並輪流擔任主席。張伯苓常駐重慶，操持再建的重慶南開中學校務，所以西南聯大的常務工作就委託黃鈺生代理。同時，黃鈺生還擔任西南聯大建設長兼建築設計委員會委員長，籌劃新校舍的建築工程。

1938年4月，聯大增設師範學院，黃鈺生被任命為院長。從而他全力投入師院籌建工程。先後解決校舍、系科建設、教師隊伍、經費和生源等一系列難題。於當年年底，共設置了國文系、英語系、史地系、公民訓育系、算學系、理化系、教育學系7個系並正式上課。

黃鈺生吸取中外師院的長處，在學習上，他主張上大課的時間要少，學生向教師求教的時間要多，學生既要博覽羣書，又要重視實踐，使學習變得生動活潑。為此，他開闢了一個閲覽室，指定專人管理並指導學生閲讀；他重視朗誦，親自主講“詩文朗讀與欣賞”的課程，並在校園裏佈置了一個讀書亭，以便學生平時朗讀。在管理上，像南開中學那樣嚴格：學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過夜要請假，男女生不得擅自進入對方宿舍，會見客人只能在會客室；嚴格遵守學習時間，每日清晨舉行升旗儀式；學生衣着要整潔而不華麗，儀態端莊而不放蕩，口不出穢語，行不習惡人。為了強化學生的師範意識，鼓勵他們為人師表、為國育才，他還親自撰寫了“院歌”、“春風熙熙時雨滋兮，桃李向榮實累累兮……”用當時流行的《卿雲歌》的曲調詠唱，以勉勵師生像春風春雨那樣辛勤育人，使桃李滿天下。他又組織“營火晚會”，師生圍着營火邊跳舞邊唱《傳播光明》的歌，把師範生比作傳播光明的使者，促使他們熱愛師範、獻身教育。這一活動每年在12月12日“院慶”日舉行。

為了對師院畢業生在知識、思想、態度、觀念、人格等方面提出嚴格的要求，體現德、智、體三育並重，他為師院制訂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生標準及考試辦法》，要求學生能“足以領導青年，為人師表”，否則不準畢業。他因嚴格執行制度，竟被一個四門功課不及格、被勒令退學的學生打傷，休養三週才得痊癒。雖然如此，他仍然嚴格堅持畢業生標準不變。在他的努力下，師院有了良好的院風院貌，培養出一批循循善誘的教師。與此同時，他還開辦專修科，並親自講授《教育概論》。1939年，又辦起了“中等學校在職教員晉修班”，為在職的中學教師提供深造學習的機會，為雲南教育的發展開拓了一條嶄新的路。

1939年10月，聯大校委會決議設立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屬學校，聘請黃鈺生兼任附校主任。附校包括中學、小學。他又把辦南開中學的經驗在附中推廣。他為附校制定了三項任務：為師範學生實習教育行政和教學方法的場所；為師範學生實驗現代教育原理與技術的實驗室；為一般中小學樹立榜樣。

黃鈺生十分重視對附校學生道德品質的培養，首先要求教師實行坐班制，在課內課外廣泛與學生接觸，用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學生，做到既教書又育人。他認為這種感染“是教育最精的意義和最高的目的，也是師生之間最美的關係”。他重視在校內建立良好風氣，使學生自覺地勤奮學習、講秩序、講整齊、講禮貌、樹立遠大理想。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辦出了一個高質量的六年一貫制的中學，為昆明的中學樹立了榜樣。他自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辦聯大附中。

抗戰勝利後，三校即將復員平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脱離母體成為獨立的昆明師範學院。聯大附中也改為昆明師院附中。黃鈺生從籌建師院、附校到他們獨立，善始善終、恪盡職守，為雲南及全國培養了無數合格的畢業生，如今其中許多人在國內已是著名的教授、專家、工程師、作家，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骨幹力量；有的人在國外也是蜚聲國際的學者、科學家。

1898（清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四月十五日（農曆三月二十三）生於湖北省沔陽縣仙桃鎮（今仙桃市）附近的鯽魚垸菱排 。

1904年

在家鄉入私塾。

1909年

入保定模範小學。

1911年

辛亥革命。隨長兄立猷去天津舅父（盧靖，字木齋，曾任直隸與奉天提學使）家。

1912年—1916年

在天津南開學校(後改稱南開中學)肄業。

1916年—1919年

在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學校)肄業。

1919年

官費赴美國留學。在愛普頓的勞倫斯學院攻讀文學和哲學。

1920年

入芝加哥大學。主修教育學。副修心理學。

1923年

獲碩士學位。

1924年

與梅美德結婚。

1925年

偕梅美德回國。任天津南開大學哲教系教授。

1927年

兼任南開學校大學部主任(後改稱秘書長)。

1937年

抗日戰爭爆發。七月底，日寇炮轟南開大學，全力保衞校產。九月去長沙蔘與臨時大學籌備工作。

1938年

三百餘名臨時大學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於是年二月自長沙出發，步行入滇，任輔導委員會主席。四月二十八日旅行團抵達雲南昆明。

任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院長。

1939年

梅美德病逝於昆明

1940年

兼任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附中、附小主任。

1941年

與葉一帆在昆明結婚。

1945年

抗戰勝利，返回天津。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1945年—1946年

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長四個月。

1948年

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命令，保護校產。

1951年

在“五反”運動中被誣貪污，受隔離審查，最後結論：“貪污是沒有的”。

1952年

調至天津人民圖書館任館長。

1953年

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委員。

1954年

任天津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委。

1956年

任天津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委。

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旋任民進天津市委副主委。（後任民進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民進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民進天津市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被長期隔離，多次批鬥，被誣為“美蔣特務”、“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等。

1977—1978年

當選為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歷任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8年

中共天津人民圖書館支委會宣佈撤消1975年天津市委文教組對黃鈺生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予以結論的意見。

1978—1981年

連續四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範。

1979年

葉一帆病逝於天津。

1979年前後

在政協組織下，先後赴湘、贛、晉、陝、鄂、川、閩、蒙等地參觀、調查。

1981年

赴美國舊金山、華盛頓州參加美國圖書館協會第一百次年會。

1983年

任天津市聯合業餘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5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6年

退居二線，任天津圖書館名譽館長。

南開大學宣佈國家教委撤消1952年“給予黃鈺生撤消南開大學秘書長及天津市津沽大學師範學院院長職務的處分”的決定。

1990年

4月11日病逝於天津，享年九十二歲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