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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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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宰,生活在清中後期的戲劇家、文學家。江蘇淮安人,生卒時間約1826-1895年。
中文名
黃鈞宰
出生日期
約1826年
逝世日期
約1895年
職    業
戲劇家、文學家
出生地
江蘇淮安

黃鈞宰人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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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宰 作品 黃鈞宰 作品
一名振鈞,字宰平,缽池山農,別號天河生。他“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一生偃蹇不遇,”中年喪偶,益佗祭,不自聊。”著有《比玉樓傳奇四種》,其一《十二紅》為揭露南河總督署的積弊而作,針砭甚力,也最著名;《金壺七墨》記遊幕期間之親見親聞,保存了一些有關鴉片戰爭的珍貴史料,是著名筆記,論者以為“作小説觀可,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亦無不可。”又有《比玉樓遺稿》、《談兵錄》等。 [1-2] 

黃鈞宰人物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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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宰道光六年出生於淮安“累世讀書,科名相望”的書香家庭,世居板閘鎮。曾祖泰交,字運符,“性淡交遊、有特識”,一生抱定“立身以清白為先”的信條,1742年(乾隆壬戌年)進士,但取得功名後卻“不仕家居”,可謂封建社會中的怪誕之人,在家鄉建“倚月樓”,研讀經史,著有《四先論》。祖父黃廷棟1783年(乾隆癸卯)舉人,伯父黃以炳,字蔚文,號少霞,“諄篤尚風議”,1808年(嘉慶戊辰)舉人,“嘉慶丁丑(1817)大挑得知縣,在堂老母訓戒“汝性亢直不能事,長官遂改金匱訓導。”(《續纂山陽縣誌》)後棄官事親,是皇上旌表的“孝子”。父以焸(1791-1838),字斗南,別號天河尊人,道光年間恩貢,“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他還熱心地方文獻,“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諸大事參互考證,別為數編”,著有《聽秋閣稿》。可惜“中年早逝,齎(ji)志未伸,里人莫不嘆惜”。
黃鈞宰兄弟三人,他為最小,兩歲即喪母,但祖母維繫着一個詩書禮簪的大家庭,他仍可得到長輩的撫愛,家庭的温馨,“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予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況味如在目前”。然好景不長,“甫及三年,疊遭大故”,特別是十三歲上死去了父親,三年間,大家庭中相繼十二人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黃鈞宰青少時代即飽嘗世態炎涼,對科舉不感興趣,他曾寫道:“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即八股文),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束縛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也。”“詩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由於黃鈞宰這樣玩世不恭,雖“博學能文”,但在知識分子除走“科舉”之路而別無它途的封建社會里,其命運必然是“偃蹇不偶”。他自嘲“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道光己酉(1849)被選為拔貢,得奉賢縣訓導職,在任多年,為獎掖後學,盡心盡力,後又遊幕於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廣泛接觸社會,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積累素材。黃鈞宰“中年喪偶,益侘傺不自聊”,不久鬱郁而死,時約在光緒初年。 [3] 

黃鈞宰代表作品《十二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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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宰集 黃鈞宰集
黃鈞宰的戲曲著作有《比玉樓傳奇》四種,篇目為《十二紅》、《管城春》、《夢呼麼》、《鴛鴦印》。清代山陽、清河是漕運、河道衙門所在地,板閘設有“淮關”,這些衙門的大小職位都是“肥缺”。黃鈞宰經歷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時清廷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官吏貪污中飽,損公肥私,奢侈浪費,弊端百出,黑幕重重,駭人聽聞。其中尤以河工為甚,每年朝廷下撥經費四百二十萬兩,如遇大水漫溢河堤等嚴重災情,尚可另外追加費用。實際上平時真正用於治水的銀兩不過“十之三四”,其餘全被大小官吏中飽揮霍了。史書載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淮一帶霪雨成災,饑饉遍野,“運河決(於)清水潭,東鄉大水”(《重修山陽縣誌》)河道官員根本不顧百姓死活,“浦上市肆、妓館、歌場,擾攘如故”。市上商賈、無賴把河督衙門作為鑽營的目標,只要與河工沾上邊,就找到“生財之道”。道光年間,某河督“姬妾甚多,其最寵幸者三人”。以這三人為軸心,牽扯到僧尼、優伶、妓女、修發匠之屬,“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河工、商人、小吏只要能與“十二紅”搭上關係,就可以事事順手,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黃鈞宰一次在清河遇見江西人章某,章在河督署作幕客多年,深知官署的內幕,根據章提供材料,結合自己所見所聞,寫成了十六折傳奇劇本《十二紅》。
黃鈞宰寫作《十二紅》目的在於揭露“南河積弊”,對官員之奢靡,官場之腐敗,“以示針砭”,希望“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堤鐵鑄成”。然而作者的願望,在黑暗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更遺憾的是,這個幕客原來是個騙子,他藉口借閲劇本,拿去向裏河同知敲詐。當時大小河工官吏怕黑幕被揭露“一損俱損”,況且當時覬覦河工“肥缺”的大有人在,於是在位者一面不惜重金賄賂朝中監察御史,一面派人與章某接觸,討價還價,章某得了二百兩銀子後,逃之天天。而書生氣十足的黃鈞宰對此卻全不知曉。黃鈞宰後來知道這場騙局後,一氣之下,把劇本底稿和一些朋友的題詩都付之一炬。
傳奇《十二紅》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在當時敢於把矛頭直接指向聲威顯赫的河道大吏,敢於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抨擊時弊,是應予肯定的。 [3] 

黃鈞宰代表作品《金壺七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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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壺七墨》是黃鈞宰的一部筆記小説,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戲墨》一卷,《淚墨》(又名《心影》)二卷以及未刻之《叢墨》。
黃鈞宰一生命運多舛,其著作“庚申、辛酉(1860、1861)間一毀於兵,丙寅(1866)高郵運河決,再損於水。”他本人又“不自收拾,聽其散佚於蛛絲蠹網之間。”(《金壺七墨·序》)1872年友人梁覲、楊章武代為編輯,請付梓。黃鈞宰卻説:“人世間事莫不如飄風浮雲、鏡光石火之過而不留,吾適然遇之,亦即適然書之,里巷妄瑣之談,何足以勞民示識者!”這大概是他窮愁潦倒,無可奈何之感嘆吧。《七墨》記錄了黃鈞宰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間的“耳目聞見,可驚可愕之事”,寫出了他生平“悲歡離合之遭”,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文學性。
發生於1841年的“吳淞戰役”是鴉片戰爭史上的重要事件,黃鈞宰時任奉賢教諭,是這次戰役的目擊者。他記錄了陳化成抗擊英軍、血灑炮台的可歌可泣的事蹟,揭露了兩江總督、制軍牛鑑“聞勝趨出”,遭敵炮擊又倉皇逃跑的可恥嘴臉。尤為可貴的是,在《吳淞從殉》一節中,寫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義的情況,是難得的歷史資料。
《粵師誤勝》一節寫清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燒燬民船,卻上報“夷艇四沈溺,死者甚眾”,謊稱“獲勝”,“大帥”不調查、不核實,竟“相慶於室,官吏悉稱賀”,其結果“夷人晏然”、“小吏榮升”,而百姓遭殃,可見清廷的腐敗,官吏的昏庸。
《遁墨》中的《李國泰》寫了上海人民自發聯合起來懲治英侵略者及其走狗李國泰的故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失小兒,百姓切齒”。市民們在城隍廟演劇,英人也前去觀看,李國泰不知“深淺”,還“據高座,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械“突前,痛肆以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憤怒的羣眾“奔集天主堂,墮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英人沒法求於官府,清吏也無法:“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英人無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於慘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髮指,百姓痛懲侵略者及其幫兇,又使人揚眉吐氣。
黃鈞宰筆觸所及封建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瑣事,所描寫的對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財主、商賈、平民、俠女、娼妓、乞丐。其內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證;有本人為官的實錄;還有生動有趣的神仙、鬼怪的故事。以此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認識,對社會黑暗的譴責。在寫法上靈活多變,各節之間獨立成篇,短小精悍,可讀性極強。不論哪一篇目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金壺七墨》確實是不可多得的筆記小説。
應當指出的是《金壺七墨》有不少污衊太平天國起義、捻軍的章節,也有宣揚封建倫理糟粕的“故事”,作者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我們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