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重吉

1892年，黃重吉出生於福建省永春縣石鼓鄉（今石鼓鎮）卿園村。其父黃世博，創辦合茂土產行於吉隆坡，母陳氏，育有3個兒子，長子名重水、次子名重吉、三子名重玉。重吉幼讀私塾，勤勉好學，天資聰穎，16歲隨父前往馬來亞謀生，先後在巴生及吉隆坡居住。18歲，因其父年老棄業賦歸，重吉即涉足商場，艱苦奮鬥，他頗具經商天賦，瞄準商機，不斷拓展經營領域。28歲，已在工農商界嶄露頭角，成為當地工農商界青年才俊。在吉隆坡文良港首創錦利板棧，經營板料五金，其後大展雄才，35年內，在吉隆坡、巴生、金馬士、而連突、直涼、關丹及中國廈門等地擁有獨資的橡膠製造、榨油、鋸木、釀酒、糖果、餅乾、紡織、肥皂、電池、機器等15家工廠，並經營着面積5400多畝的農場、茶場。在馬來亞、泰國等地創辦貿易公司。由於經營有方，漸成當地鉅富。 ^[1] 

黃重吉成為工農商界巨擘以後，繼承了中華民族樂善好施的優秀傳統，雖家財萬貫，卻處事低調，助人為樂，協助家鄉南渡的鄉親落腳，優先僱傭家鄉貧苦鄉親，獲得廣大僑親的擁戴，成為馬來西亞著名的僑界領袖。他與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生活在同一年代，處處以陳嘉庚先生為榜樣，對國家與民族事業具有偉大情操，不惜冒着全家性命和事業被毀的危險，堅守民族氣節，鐵骨錚錚與日寇進行殊死鬥爭，散發了其人格光輝。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會工委會理事、文史工作者劉崇漢向《黃氏名人錄》直言，在事業上追隨陳嘉庚的黃重吉，深受陳嘉庚精神的感召，其身上的人格光輝，是利字當頭的大富豪無法比擬的。旅馬黃氏登進家族會元老、林連玉基金顧問（已故）黃明治，曾在2009年華教節特輯撰文《紀念日據時期的愛國者---黃重吉》，這樣評價黃重吉：“像黃君這樣的人，從商賺錢並非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標，他還有一個更大的為國為民的志向，在利與義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即使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就是他人格光輝的一面”。 ^[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重吉立即在吉隆坡發動華僑捐款支援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東北抗日義勇軍，還部署華僑抵制日貨。 ^[1]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黃重吉參與發起舉行吉隆坡抗日總動員大會。會上，他登台陳詞，號召華僑捐款援國抗戰。積極促成吉隆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會成立，被選為常務委員兼財政主任。 ^[1] 

1938年10月，黃重吉作為吉隆坡華僑抗日領袖，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難民代表大會，會議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推舉陳嘉庚任主席，黃重吉當選為常務委員。 ^[1] 

從新加坡回到吉隆坡以後，黃重吉以更大熱情投入抗日救國工作，不辭辛勞奔走各地，參加各地和各個行業組織的籌賑動員大會。在接到徵集南僑機工任務之後，他四處動員，幫助一批青年司機解決了後顧之憂，使他們踏上了回國參戰、為國效力之路。其中，劉瑞濟等永春籍機工就有50餘人。 ^[1] 

1941年，在南僑總會第二屆代表大會上，黃重吉再次以高票當選為常務委員。 ^[1] 

1941年12月，日寇大舉南侵，馬來亞淪入日寇鐵蹄之下。日本侵略者使盡招數威逼利誘，逼迫黃重吉出任吉隆坡興亞報顧問、雪蘭莪華僑奉納金委員會副主席、華僑協會副主席、招安會副主席、雪蘭莪參事員等偽職，黃重吉堅決拒絕。各地記者、播音台、演講座、宣傳會，請其發表頌揚日寇之德政者，亦被黃重吉嚴詞拒絕。 ^[1] 

1942年5月，由華僑組織的馬來西亞人民抗日軍隊長陳天慶、許天基，與其親屬黃世積、黃重涵，先後于吉隆坡文良港黃重吉餅乾廠密訪黃重吉，共商組織抗日機關，訓練抗日軍隊，打擊敵人，並請黃重吉予以物資支持。黃重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及擊敗日寇乃國民之天職，毅然同意給予人民抗日軍物資之救濟。他懇切表示：“我年雖老邁，惟雄心未衰，只要敵人崩潰，抗戰勝利，吾願足矣，金錢性命云乎哉！”從此以後，黃重吉不斷捐以重金、藥品支持抗日鬥爭，前後捐資多達1300餘萬元，耗費其生意經營的很大部分，他還多次冒着生命危險掩護抗日軍官兵。 ^[1] 

1945年初，盟軍為配合太平洋戰場大反攻，向馬來亞空降精幹特種部隊，黃重吉協助抗日軍參與承擔接應任務。他冒險掩護盟軍空降部隊官兵，並設計安全路線，於1944年12月、1945年3月、5月分三批組織盟軍16名空降人員轉移到而連突黃重吉農場養傷。此事後為日寇知悉，遂派憲兵、特務，偽裝成醫生、商人及工人前往降落地農場，企圖刺探秘密。然而農場千餘工人，素受黃重吉人格之感召，深明大義、同仇敵愾，守口如瓶、無一人泄露秘密。日寇惱羞成怒，8月12日抓其堂弟黃重涵嚴刑拷問，黃重吉偕其2個兒子機警避走他鄉，臨行前對其家人作最後叮囑：“我父子此去，或在途中遇害，或者我們離去後，你輩20餘人遭受日寇所殺，俱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這是極光榮的，吾輩須從容就義，勿作兒女態，切記切記”。黃重吉父子離開2小時後。日寇50餘人到黃重吉寓所搜捕未果，遂威逼其夫人及其重要職員林世吟（妻舅）、黃雙奎等人，限令5日內交出黃重吉，否則將斬殺其全家20餘口，並沒收其全部產業。所幸規定時限未到，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黃重吉一家始得安然，其堂弟黃重涵亦於8月19日獲釋。 ^[1] 

虎口餘生後的黃重吉，接受新加坡南洋商報駐吉隆坡記者採訪時，神態自若地説：“雖然在淪陷期間，曾受過日寇28次威迫利誘的殘酷審問， 3年8個月的日寇鐵蹄下的嚴厲監視，和各廠機器及羅裏汽車的損失慘重，但壓不住我愛護國家民族的天性，壓不住我準備犧牲一切的決心。卒之，完成我的願望，達到我的目的，這可算是我生命史中最值得紀念的一頁，不過，這頁歷史，還是多得各方面熱心志士的血和汗替我寫成的”。浩然正氣，溢於言表，足以顯示黃重吉為國家、為民族、臨危不懼的犧牲精神，更足以顯示他堅貞卓絕的偉大人格。 ^[1] 

黃重吉馳騁商界獲得成功後，深深體會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商界嶄露頭角後，仍覺得自己學識不夠，30多歲了還堅持到吉隆坡夜校上課。他熱心華文教育，注重傳承中華傳統文化。1919年，黃重吉參與多位永春鄉親發起創辦雪蘭莪巴生共和學校，並任董事。同年，他捐款捐地，參與創辦文良港中華學校，並親任司理。1925年，參與創辦吉隆坡中華女子學校，擔任董事。1939年，又捐資獻地參與將文良港中華學校改辦為“雪蘭莪中華中小學”，（後易名“吉隆坡中華中小學”）抗戰結束後，又捐資復辦尊孔中學、中華小學、中華中學，為覆校功臣。 ^[1] 

黃重吉不但在海外捐資興學，促進華文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同時十分關注家鄉教育。20世紀20年代後期，曾捐資接辦由菲律賓華僑黃振明兄弟創辦的永春石鼓卿園村文明小學。新中國成立後，在家鄉創辦文明中學。 ^[1] 

黃重吉熱心公益事業，1926年擔任雪蘭莪福建會館總理時，為重建雪蘭莪福建會館殫精竭慮，及時化解會館建設中因印發彩票募集資金引發的問題。他先後擔任吉隆坡雪蘭莪福建會館、永春會館、雪蘭莪中華總商會、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同善醫院、青年會、逸園俱樂部等社團要職，並擔任馬來亞黃氏登進家族會多屆會長（1951-1952年、1954-1966年）及信託人（1954-1966年），任內為華人社會發展，加強同家鄉聯絡聯誼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 

黃重吉認為華僑命運的好壞，與祖國興衰存亡息息相關，抗戰勝利後，萌生把在馬來亞的部分產業調回國內投資、發展經濟的想法。1946年秋，派其堂弟黃重生到香港、廣東、海南島、台灣、廈門等地考察，最終選定廈門為投資地點。他認為，時年廈門工業基礎雖較薄弱，但水陸交通方便，適合發展地方工業，他先在香港設立黃重吉貿易公司，作為與祖國溝通信息和轉移投資的橋樑；同時向廈門國民黨政府敵偽物資處理部門，購買原由日本人所經營的平安醬油廠、南興酒廠作為基地，計劃逐步擴大、興辦10家工廠。同年冬天，黃重吉自馬來亞返國，到南京、上海蔘觀工商企業，到龍巖考察礦藏，他認為祖國工商業雖然落後，但地下礦藏資源豐富，對發展工業頗具信心，又在廈門買下光化電池廠。至此，他打算把各廠廠址聯成一片建設一個工業園區的計劃已初步形成。 ^[1] 

1947年春，黃重吉把橡膠製造廠、榨油廠、餅乾廠、酒廠、機器修配廠的設備及捲煙機、印刷機、貨車分兩批運抵廈門，重吉連同20多名技術人員同船回來，準備立即安裝生產。當機器設備運抵碼頭時，卻受到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限制和刁難，包括兩部載重貨車不能進口而被海關扣留，機器不能及時搬運安裝，只好堆放在碼頭上，任憑風吹雨打，後經多方交涉，拖了三個多月才獲解決。 ^[1] 

1947年秋，電池廠、醬油廠、酒廠先後投產；橡膠廠、榨油廠、糖果餅乾廠、機器修配廠、捲煙廠、印刷廠也安裝就緒，準備試產。但所需的原材料及燃料，大多須用外匯進口，而當時外匯由國民黨輸出入管理處統制，批給黃重吉各廠的外匯尚不夠電池廠進料，其他各廠則困難重重。黃重吉多次向南京政府申請，要求自備外匯進口原料，仍未能獲准。無奈之下，工廠只好一個接一個遣散工人，暫停生產。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只有電池廠半產半停，僅能維持部分工人生活。 ^[1] 

殘酷的現實面前，黃重吉終於明白，他雖有報效祖國、發展工業、促進經濟發展之志，然而在忙於內戰、腐敗無能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再美好的願望終究無法實現。1948年冬，黃重吉憤而離開廈門，重回馬來亞吉隆坡定居。 ^[1] 

廈門解放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注重醫治戰爭創傷，發展國民經濟、關心僑企發展。人民政府派員到黃重吉所屬僑企瞭解情況，幫助解決各種難題，發還以前被國民黨海關扣留的兩部載重汽車，准許以外幣、銀元從香港進口原材料，並指導協助用橡膠廠的動力發電以供市區照明。1952年又組織廈門市4家機器廠實行私營聯合，成立重吉機器廠，擴大生產能力，推派黃重吉堂弟黃重生擔任經理。 ^[1] 

1956年，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黃重吉所屬的橡膠廠、機器廠、餅乾廠、電池廠及部分機器設備，分別加入廈門罐頭廠、紙板廠、化工廠、實行公私合營。 ^[1] 

兩種制度兩重天，共產黨對僑企的關心支持，讓黃重吉看到希望，激發其愛國愛鄉情懷，他將所屬各廠公私合營後歷年所得股息，盡數投入家鄉創辦文明中學，從1961年至1965年先後撥付建築教學樓、宿舍樓及歷年經費計人民幣7萬餘元。 ^[1] 

1966年2月，深受僑界敬仰和擁戴的黃重吉病逝於馬來西亞彭亨州金馬崙高原，享年74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