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葆年

光緒二十八年辭官，後在蘇州十全街創辦歸羣草堂，聚眾講學，一時徒眾多達萬餘人，甚至有些官府要員也主動前來拜師求學，其影響之大為晚清、民國之間所僅見。被稱為“太谷學派集大成者”，柳詒徵稱之為“新泰州學派”。

著有《黃氏遺書》、《天籟集》、《歸羣草堂詩集》、《歸羣草堂語錄》、《歸羣草堂函稿續編》等。

黃葆年為太谷學派第三代山長。與清末名士劉鶚關係匪淺。

泰州是文化古城，歷史上著名的泰州學派正是發祥於此。黃葆年於1873年中科舉,是泰州中舉的7人中的一名。那年黃葆年28歲,在舉人中算是年輕才俊。1864年是黃葆年生命中具有標誌意義的一年,這一年黃葆年在姚子、蔣文田的引薦下,拜太谷學派的重要人物李光炘為師,對於此次拜師,黃葆年晚年回憶説,“人生得聖人為師、得善人為友可以無憾矣”。李光炘本人對黃葆年非常看重,曾在詩歌中將其稱為“汝南雞”,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事業,光耀太古學派。1876年黃葆年與學派的一干傳人在王岫山齋中集會,黃葆年寫了《丙子冬夜集王岫生齋中》一詩來紀念此事,在詩歌中黃葆年寫道,“願我同心人,同廣吾師仁”,表達了他對發揚學派文化的願望。

黃葆年不僅熱心於學派工作,而且積極進入仕途。他為官生涯長達20年,曾因為政績出色而深得人心。1886年,黃葆年擔任臨淄縣令。此時正是西方宗教大舉入侵之際,西方宗教在中國建立教堂,宣講教義、招收學徒。與國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常常發生一些文化和精神領域的衝突。他任縣令期間,處理了很多教案,以公平公正聞名。在《泰縣誌》裏,曾經記載黃葆年面對當地居民與教堂間的衝突,採取公平措施處理,平緩雙方情緒,以免釀成慘劇。1893年,黃葆年去萊陽縣做縣令,萊陽在黃葆年的政治生涯中有着代表意義。這與其熱心於文化教育事業密不可分。黃葆年到了萊陽很快就主持修建書院,積極籌措經費。1898年,黃葆年任泗水縣縣令,這是黃葆年的最後一任官職,這一年,泗水地區正遭遇乾旱季節,黃葆年積極主持賑災工作。

黃葆年做了20年的基層官吏,對於民間疾苦深有感受,在任時,清廉勤政,對地方百姓關愛有加,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好官,然而,仕途上卻也僅僅限於此,未能升遷,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清末官場已很腐敗,升官與發財合二為一,要想升官憑藉的不是個人能力,而是關係人脈與錢財賄賂。正是看到了官場的這一點,黃葆年才決心辭官,將自己的精力用在太谷學派上。

黃葆年對於太古學派的改造其實是一次思想的改造,其傳統的儒家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而藉由其豐富的教育思想而得以深入人心,所以筆者重點考察了黃葆年的政治和教育思想。1.黃葆年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中,重視社會的等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黃葆年對此極為推崇,曾直言“達道者,天道之達乎人者也。若唐虞君臣、文周父子、關雎夫婦、首陽伯叔、陳蔡師弟,則人道之極乎天者也。”他的這種等級思想帶有明顯的復古色彩,希望可以通過儒家的一系列倫理,來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人民安康。在儒家系統中,尚德、尚賢是很重要的,黃葆年也大為推崇,他認為國家治理的關鍵在於傳賢,把官職傳給賢臣,把帝位傳給賢子。除了傳賢還有舉賢,以最終達到賢人政治。而他的尚德思想,則是對社會操守的一種追求,即為官、為臣、為民應該有的操守,是一種良好的社會倫理,他在太古學派的講學中積極貫徹這一思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黃葆年的政治理想正是《禮記》中的大同社會。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大公無私,舉國同胞的,因此在黃葆年對太古學派的改造中,正是這種理想在支撐他堅持前行。

重民思想,也是黃葆年政治思想中重要組成部分。黃葆年曾輾轉任地方官20年,對民間疾苦深有洞察,深知民安、民利對與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他在任時為民做了很多好事,任職朝城縣令時,他借民力興民利,修築了城郭。這種思想為其後來在太古學派中有意培養學派同仁的出世和關懷現實有很大關係。

2.黃葆年的教育思想。黃葆年在其推動建立的歸羣草堂中講學20多年,門下弟子無數,以此而言,他是實至名歸的大教育家。重學是黃葆年教育思想中的重中之重。這也其實是對儒家“古之人所以大有成者,無他焉,學而已矣”的繼承,他重學其實與其重視社會思想的改造有很大關聯,他稱“大道之行,必自學始”,其實是希望能通過學習和教育來教化民眾。黃葆年的教育思想中也有尊師重道的一面,並將尋師訪友看做是在增長學問、精進學識的重要途徑。黃葆年曾多次與太谷學派南北二宗的代表人物往來,並組織數次學派同仁的聚會活動,無形之中,這些活動也是其對太古學派改造的一部分。在教育內容上,黃葆年重視小學的基礎教育,小學是大學之基,在黃葆年的觀念裏,小學教育實際是對一個人最基礎、最根本的道德、價值觀教育,小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思想端正的良民。

黃崖教案後,屬於太谷學派一支且曾經名動一時的黃崖教迅速衰落下來,教眾更是作鳥獸散,無法再凝聚團體的力量。李光炘本人也在顛沛流離中到達南方,僅僅靠辛勤的教學希望能號召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光復學派的希望卻非常渺茫,但是李光炘卻留下遺囑,希望在南方逐漸發展起來的南派能與北派合宗。黃葆年此時擔起大任。他對太谷學派的改造分為兩個階段,即南北合宗時期與歸羣草堂建立後的講學、聚會時期。

1.南北兩派的頻繁聚會與南北合宗。1863年,黃葆年進京參加科舉考試,行程中路過濟南,在此地,黃葆年與黃崖學派的重要人物葉少仙和朱玉川等人相識相知,在此次相會中,黃葆年將南方學派的慰問和關心向此二人表達,並希望此二人能光大門楣。這次相聚算是南方學派對北方學派的第一次造訪,建立了初期友好的關係,為以後南北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李光炘門下有四大弟子,陳建安是其中之一,陳建安是南宗傳終不見起色。黃葆年與蔣文田關係親密,早年,黃葆年拜李光炘為師是因為蔣文田等人的舉薦。1891年和1892年,蔣文田曾兩度到朝城與黃葆年相聚。兩次相聚,黃葆年與蔣文田相談甚歡,自此黃葆年與李光炘關係更加親密,為其以後進行學派改造工作打下基礎。1893年,黃葆年準備從朝城縣令調任萊陽任地方官,離別前,黃葆年邀請了南派領袖蔣文田和北派領袖朱玉川共同參加自己的離別宴會。在宴會上,三人互表敬仰,南北學派的友誼得以加深。1894年,太谷學派在黃葆年的號召下,終於在萊陽舉辦一次大規模的聚會活動,這在南北學派來説尚屬首次。在這次聚會上,黃葆年第一次提到南北兩學派的復興大業。同年9月,蔣文田再次去萊陽與黃葆年小聚,兩人在學派復興方面的共識越來越多。1896年,黃葆年任職福山令,在這一年,黃葆年又親自組織了一次重要學派集會,地點被定在芝陽洞,這次參加人數較之此前更多,更為重要的是,太谷學派的南北二宗重要領袖都參加了,比如北宗的朱玉川、朱連峯,南宗的蔣文田,高星仲、達聽香等人,這次聚會學派的復興圖景更加明晰,逐漸形成共識和體系。

1900年,太谷學派在泗水舉行聚會,史稱“第二花朝蝴蝶會”,這是繼當年學派重要人物張積中的第一花朝蝴蝶會而來,這次聚會,北宗的朱玉川越來越認識到與黃葆年及南派學派合作才能光復學派。此後,朱玉川呼籲北宗學派改造,在黃葆年的改造工作中做了很多打通關節的事。1902年,黃葆年與李光炘弟子蔣文田、劉鶚在上海靜安愚園相聚,在這次聚會上,基本確定了黃葆年的重要領袖地位。為其以後主持南北合宗的大改造打下了實質上的基礎。同年秋天,黃葆年與南北二宗的同仁們在蘇州共同創建了歸羣草堂,從草堂的名字上就不難看出,這象徵着一種融合,落單的學人紛紛歸羣。

2.歸羣草堂與黃葆年的講學活動。歸羣草堂的建立,是太谷學派南北二宗融合的重要標誌。黃葆年主持歸羣學堂,開始了太谷學派的“黃門”時代。歸羣草堂是太谷學派講學的主要地方,歸羣草堂的講學規模很大,光用於教育的房舍就有100多間,歸羣草堂名字來源於祖師周太谷逝世後南北分總,門下弟子四散,而今要以草堂的講學活動彙集諸生之意。為了更好地主持歸羣草堂的講學活動,黃葆年舉家來到蘇州,聚徒講學,門下弟子無數。

黃葆年所講學問大多以儒家學問為主,滲入理學內容。他有意地弱化了太谷學派在分宗後濃厚的宗教氣息,引導太谷學派向學術性派系轉變。他晚年著述頗豐,這些著作都用作歸羣草堂的重要講學教材,其中有其編著的《詩經讀本》、《禮記讀本》、《四書文存》、《中庸讀本》、《歸羣草堂課藝續編》等,從中不難看出,他所授內容接近儒學正統,太谷學派具有神秘主義特徵,而他正統的講學為太谷學派進行了“祛魅”。歸羣草堂除了許多講學活動外,還有大量的聚會活動,通過這一系列的聚會,太谷學派的凝聚力與日增強,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1903年以後,歸羣草堂先後組織了第一花朝蝴蝶會、葵卯重陽之會、甲辰重九之會等。這些集會讓太谷學派更加開放和重視實踐,社會參與度越來越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