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起義

此心此志(3張)

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已面臨着亡國滅種的現實威脅。為挽救民族危亡，以孫中山先生為傑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台。1905年8月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在中國同盟會的領導下，革命黨人發動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武裝起義。

中國近代社會兩大主要矛盾（即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於是，從20世紀初年開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不斷利用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12月，中國同盟會推動和領導了規模巨大的萍瀏醴起義。

1907年和1908年，中國同盟會又在西南邊境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光復會也在1908年11月發動安慶新軍馬炮營起義。這些起義因準備不足，單純冒險，結果都歸於失敗。

1910年2月，中國同盟會員倪映典率廣州新軍三人起義，又遭失敗。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失敗面前不氣餒，對革命成功充滿信心。他們決心在廣州發動一次更大的起義，以此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1] 

1910年11月，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召開庇能會議，商量捲土重來的計劃。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同盟會的重要骨幹黃興、趙聲、胡漢民等人。會議決定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廣州起義。他們計劃以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500（後增至800）組成“先鋒”（敢死隊），首先佔領廣州，然後由黃興率領一軍入湖南，趙聲率領一軍出江西，譚人鳳、焦達峯在長江流域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南京，舉行北伐，直搗北京。 ^[2] 

中國同盟會吸取歷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在起義發動前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準備，籌款購械、組織聯絡都有專人負責。為了更好地領導起義，1911年1月中國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以黃興、趙聲為正副部長，下設調度處、儲備課、交通課、秘書課、編輯課、出納課、總務課、調查課，具體領導這次起義，並陸續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作為辦事和儲藏軍械的地點。革命黨決心把這次起義組織好。

統籌部成立後，各課分別派人進入廣州開始活動。4月8日，省城內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體聯絡就緒。統籌部決定發難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進攻，黃興為總司令，趙聲為副。“先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預備臨時放火，擾亂清軍軍心。但是，就在統籌部開會這一天，發生了中國同盟會會員温生才暗殺署理廣州將軍孚琦事件，廣州戒嚴。加上美洲的款項和由日本購買的軍械也未到，因此，發難日期不得不推遲。

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兩廣總督衙門附近的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指揮部。當時，廣州革命黨人已決定於26日（三月二十八日）舉義。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槍械稍遲方能運到，而準備響應起義的新軍第二標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將退伍的消息，這就使起義陷於既不能速發，又不能拖延的困難境地。黃興等人臨時決定起義延緩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將原定十路進軍計劃改為四路：黃興率一路攻總督衙門；姚雨平率軍攻小北門，佔飛來廟，迎接新軍和防營入城；陳炯明帶隊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帶隊守南大門。但胡毅生、陳炯明等認為清軍已有防範，提議改期。姚雨平反對改期，但要求發槍500枝以上。黃興在喻培倫、林文（時爽）等人激勵下，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按期發難。 ^[3]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帶領“先鋒”120餘人，臂纏白巾，手執槍械炸彈，吹響海螺，直撲督署。督署衞兵進行頑抗，革命軍槍彈齊發，擊斃衞隊管帶，衝入督署。兩廣總督張鳴岐逃往水師提督衙門。黃興等找不到張鳴歧，便放火焚燒督署衙門，然後衝殺出來，正碰上水師提督李準的親兵大隊。林文聽説李部內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話未講完，被敵人一槍擊中，當場犧牲。劉元棟、林尹發等5人也相繼中彈。黃興被打斷右手中食二指第一節，便以斷指繼續射擊。隨後，黃興將所部分為三路：川、閩及南洋黨人往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率花縣黨人40人攻小北門；黃興自率方聲洞、朱執信等出南大門，接應防營。

攻督練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喻培倫胸前掛着滿滿一筐炸彈，左手執號筒，右手拿手槍，奮勇當先，投擲炸彈。戰至半夜，終因眾寡不敵，全身多處受傷，率眾退至高陽裏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壘，向敵射擊。後因敵放火，他們才被迫突圍，喻培倫被俘遇害。

往小北門的一路起義軍也很快遭遇清軍。經過一夜作戰，打死打傷敵人多名。最後，張鳴岐放火燒街，徐維揚率部突圍，被敵逮捕。黃興所率一部行至雙門底後，與温帶雄所率計劃進攻水師行合的巡防營相遇。温部為入城方便，沒有纏帶白巾，方聲洞見無記號，便開槍射擊，温帶雄應聲倒下。對方立即發槍還擊，方聲洞犧牲。戰至最後，只剩黃興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裝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義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會黨於4月28日響應。屆時，順德會黨數百人豎旗響應，奪佔樂同團練分局。4月30日，在李準進逼下，會黨解散。

黃花崗起義死難烈士遺骸(2張)

這次起義，除黃興一部及順德會黨按期發難外，其餘各路均未行動。新軍子彈被收，沒有作戰能力；胡毅生、陳炯明事先逃出了廣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難，未能及時領到槍械，起義爆發後藏匿不出。這樣，起義成為黃興一路的孤軍作戰。

起義不幸失敗後，中國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先生不顧清朝當局禁令，以《平民日報》記者的公開身份，5月3日，組織了一百多人（收屍人），把散落並已腐爛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遺骨收殮安葬於廣州郊外的紅花崗，並將紅花崗改為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因而也稱為黃花崗起義。1932年，查得此次死難烈士陳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於習慣，人們仍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自由不死(2張)

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得悉起義失敗，認為此役義軍的勇敢英烈，為世界各國所未曾有，革命之聲威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稱這次起義雖然失敗，“然其影響世界各國實非常之大，而我海內外之同胞，無不以此而大生奮感”。

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評價了黃花崗起義：“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這次起義意義重大，加快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1912年5月15日孫發表《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説“寂寂黃花，離離宿草，出師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説“第一次革命，雖由武昌起義，而實廣東三月廿九之役為之先”。在《建國方略》中寫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

1921年12月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又説“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還為黃花崗紀功坊題寫“浩氣長存”四字。1924年5月2日又發表《祭黃花崗烈士文》，應邀出席嶺南大學舉行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説，號召學習烈士的志氣，“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為世界來服務”。“這種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4] 

為紀念此次起義，陽曆3月29日後來被中華民國政府定為青年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