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綱

黃維綱出生耕讀家庭，為家中獨子，“幼好學，穎慧過人，試輒名列前茅，深得師長賞識”。但他並沒有走上文人學士的道路，而決定以武力興國，因此在16歲的時候投考河南陸軍小學堂，就此走上戎馬道路。

黃維綱先後在清河陸軍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七期步兵科學習，完成了民國時期標準軍官的三段式養成教育。在1919年8月畢業前夕，黃維綱主動申請加入邊防軍第3師，成為一名見習排長，旋升中尉排長。1920年8月邊防軍因直皖之爭被迫解散，黃維綱因此返回河南，在省軍謀得一個排長的職位。

1922年5月馮玉祥擔任河南督軍，黃維綱慕其名，遂與一些基層的同僚相攜前往投效。由於馮玉祥對軍校畢業生諸多不信任，因此對於黃維綱等人的投效雖表示歡迎，卻只給以教官名義，分配到學兵團服務。

黃維綱中等身材，雖不魁梧，但結實，他到學兵團後剃着光頭，與學兵同等裝束，平時煙酒不沾，又無其它不良嗜好，生活勤儉節約，全無舊軍隊軍官的一絲陋習。因此，黃維綱不僅在學兵團中贏得了良好的聲譽，還得到了兼任團長馮玉祥的注意。不久，馮玉祥以第11師為基礎擴編出三個混成旅，便調黃擔任第8混成旅的上尉連長。

黃維綱以軍校生的身份，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在馮玉祥的部隊中贏得了部隊長的地位，而和他一樣的大部分軍校生，都還在繼續當着參謀或教官，這使他在這批“軍校派”中成為異類，但也奠定了他之後戎馬發展的基礎。此後黃維綱在西北軍中歷任營長、師參謀處長、團長等職，在任部隊長期間，能與士兵同甘共苦，戰時則身先士卒、指揮有方，因此深得所部官兵的愛戴。

1927年4月，已經是旅長的黃維綱率部參加北伐，先後在河南、江蘇等地與張宗昌的軍閥部隊作戰。1928年1月，黃維綱奉命配合友軍進攻徐州。在這次戰役中，他發揚西北軍帶兵官以身作則的勇猛作風，親率所部發起衝鋒。在激戰中，黃維綱臂部負傷，但堅持不退，僅在稍事包紮後又繼續投入作戰。所部官兵見狀，也都奮勇爭先，終於成功在敵軍陣地上撕開一道口子，有力地配合友軍光復徐州。戰後，黃維綱的“勇略”之名傳遍全軍，他也因功被授予當時西北軍中的最高獎勵——“革命獎章”。

北伐戰爭勝利後，黃維綱的部隊被裁撤，他被調到訓練總監部任步兵監。蔣馮戰爭爆發後，黃維綱又被調到馮玉祥身邊任參謀官。在此期間，他參與制定作戰計劃，並屢次下部隊協調各部作戰，充分展示出他亦戰亦謀的才能。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黃維綱隨部參戰。同年8月，他被調任新編第1師第1旅少將旅長。這個旅雖有官兵千餘，但卻都是新兵，裝備更是嚴重缺乏。就在黃維綱一方面抓緊訓練，一方面爭取裝備補給時，反蔣聯軍卻在10月戰敗，馮玉祥、閻錫山等軍政首腦紛紛宣佈下野。黃維綱無奈之下，只得帶着自己的新兵部隊跟着主力退往晉南。在那裏，他與張自忠有了深入的接觸。

當晉南西北軍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改編為第29軍（初稱東北邊防軍第3軍）後，黃維綱所在的新編第1師被縮編為第38師第112旅第223團（初稱第2師第4旅第7團）。在部隊縮編、高級軍官大量編余的情況下，黃維綱卻被第38師師長張自忠舉薦為團長，着實令人感到意外。

黃維綱在北伐時期曾是張自忠第23師的旅長，但時間較短，張隨即調掌第28師，彼此間交集不多。但張自忠擔任過學兵團團長，他知道黃維綱在學兵團的名聲，也深知優秀的軍校畢業生將對軍隊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西北軍中以行伍出身者居多，少有軍校生出任部隊長者。黃維綱在其中屬“異類”，他長期在部隊任營、團、旅長，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因此，當張自忠在擁有對第38師人事的舉薦權後，便決定繼續給黃維綱帶兵的機會。對此，黃維綱感激萬分，他更加努力練兵，以期在隨時有可能爆發的抗日戰爭中建立功勳。不久，張自忠又提拔黃當上了第112旅少將旅長。

1933年3月長城抗戰爆發，黃維綱所在的第38師奉命開赴喜峯口阻擊日軍侵犯，他則率領第112旅主力擔負撒河橋預備陣地的構築任務。戰事延至4月12日，日軍對灤陽發起猛烈進攻，黃維綱則率領所部四個營於松樹衚衕實施阻擊。

在面對佔據火力優勢的日軍進攻下，第112旅的傷亡不斷增加，營長杜國邦也在激戰中陣亡。為提升士氣，黃維綱光着膀子親赴一線督戰，並下令組建突擊隊向日軍反突擊。激戰中，黃維綱又一次負傷，但仍堅持不退，並鼓勵士卒與陣地共存亡。經兩天激戰，終將日軍擊退。此戰第112旅傷亡600餘人，但為穩定喜峯口方面的防線起到重要作用。此後，黃維綱率部在秋户峪、景隆寺至柴莊子一線佈防，左與第109旅相連，右與第224團相接，承擔起第29軍防線中央地段的守備重任，直至奉命撤出戰鬥。

喜峯口戰役，使第29軍聞名全國，成為一支著名的抗日名軍，黃維綱也因在這一戰役中表現出色，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此後黃維綱率部戍守張家口，一度在察東擊退了日偽軍襲擾，為察東局勢的穩定作出貢獻，他也因此被授予四等寶鼎勳章。

黃維綱的表現使他在第38師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甚至超越了副師長李文田和張自忠的嫡系部將們。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後，黃維綱率部坐鎮小站，並參與策劃了進攻天津日軍的戰鬥。平津淪陷後，第38師擴編為第59軍，因張自忠陷於北平無法歸隊，即由黃維綱接任第38師中將師長一職，此後他率部在津浦線節節阻擊日軍。

1938年3月，黃維綱根據已經接掌第59軍軍長的張自忠命令，率部馳援臨沂。為解臨沂守軍之圍，黃維綱決定連夜急行軍，並借用夜色強渡沂河，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包圍臨沂的日軍發起猛烈進攻。日軍反應迅速，立即組織防禦，使第38師連攻數日，傷亡頗大。為取得進展，黃維綱又一次親臨前線督戰，併發揚當年在松樹衚衕的精神，以師長之尊赤膊上陣，督促所部再接再厲，終以慘重的傷亡突破日軍防線。在第38師和第180師的互相協同下，臨沂之圍得解。

日軍為了能夠在台兒莊順利會師，決定再攻臨沂，打通道路。黃維綱率領所部與臨沂守軍第40軍互相配合，在不計傷亡、奮勇拼殺的情況下，終使日軍頓挫於臨沂城下。日軍見無法奪取臨沂，被迫留置一部牽制中國守軍，以主力繞道而行。臨沂一戰，第38師15000餘人戰至6000餘人，不得不將所剩官兵縮編為一個旅。但第38師以其慘重的傷亡，有效拖延了在日軍在台兒莊會師的步伐，是促成台兒莊大捷的關鍵因素之一。

徐州會戰結束後，黃維綱又率部陸續參加了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和冬季攻勢。在武漢會戰中，黃維綱督率所部於潢川死戰。隨棗會戰和冬季攻勢則兩次獲得鄂北大捷，這其中尤以冬季攻勢中的第二次鄂北大捷最為知名。

當時日軍趁中國軍隊主力盡數出動的機會，抽調一個聯隊的主力繞襲中國軍隊後方補給基地——長壽店。如果長壽店丟失，則第5戰區右翼集團參戰各部將因斷絕補給而不得不後撤，日軍則可趁此機會實施反擊，進而有殲滅右翼集團的危險。

在此危急情況下，時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兼第59軍軍長的張自忠急命黃維綱率領第38師回援。黃維綱不負所望，連夜率部急馳，在友軍最後一道防線即將被日軍突破時趕至。他隨即與友軍取得聯絡，並適時對日軍發起前後夾擊，終於成功將日軍擊退，保障了長壽店的安全。此後各路援軍抵達，數部合兵一處從正面發起反攻，使戰局恢復到戰前態勢。黃維綱是兩次鄂北大捷的關鍵人物之一，冬季攻勢結束後，他被晉授三等寶鼎勳章。不僅如此，他還奠定了自己在第59軍中的二號地位。

1940年5月棗宜會戰爆發時，張自忠命黃維綱代理指揮第59軍。就在黃維綱率部於宜城作戰時，張自忠所率領的總部人員卻不幸陷入日軍包圍，混戰中，張氏力戰成仁。黃維綱雖然抽調部隊回援，卻迴天乏力，只能在獲此噩耗後派遣突擊隊，將張自忠的遺體奪回。

張自忠陣亡後，第33集團軍總司令由馮治安繼任，第59軍軍長一職則由眾望所歸的黃維綱正式接掌。黃維綱履職後，日夜操練所部，並嚴明軍紀，使第59軍繼續保持着第5戰區主力部隊的地位。在1941年初的豫南會戰中，黃維綱率部於南陽以西阻擊日軍，並於2月6日夜成功收復南陽縣城，成為這次會戰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

就在黃維綱的抗日生涯達到顛峯之際，他卻因積勞成疾而被迫前往重慶療養達一年之久。但黃維綱惦記前方戰事和戰友部屬，他在病體沒有痊癒時就匆匆返回防地，終因前線醫療落後，病情加重，不幸於1943年8月3日病逝於湖北南漳安家集金華寺防地，時年僅46歲。他的遺體在經過武鎮、宜城、襄樊、老河口至鄧縣時，沿途駐軍及地方各界都紛紛置以路祭，時任第5戰區司令長官的李宗仁也派遣參謀長徐祖詒在老河口路祭。

黃維綱病逝後，第59軍軍紀每況愈下，甚至在抗戰勝利前夕發生了南漳東鞏鄉鄉民代表曾子勳、蔡東生等人向國民政府控訴駐軍“縱兵殃民”事件。時人有云，“如震三將軍仍在，必不如此”。又有人認為假如黃維綱仍然在世的話，必定是張自忠統帥的第33集團軍的理想接班人。 ^[1] 

1943年10月21日，國民政府追贈黃維綱為陸軍中將。 ^[1] 

1944年1月31日，國民政府發佈褒揚令，准許入祀忠烈祠。褒揚令如下：陸軍第五十九軍軍長黃維綱，秉性忠貞，優嫺戰略，北伐之役轉戰南北，懋着勳勞，參加長城、臨沂、潢川、隨棗、襄河諸戰役，無不身先士卒，所向有功，乃以積勞致疾，歿於防次，良深悼惜，應予明令褒揚，並將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館，用彰忠藎，而勵來茲。此令。 ^[1] 

黃維綱將軍墓位於項城市鄭郭鎮張堂行政村範營村西北隅，直徑約1.8米，高1.3米，墓前立石碑一通，高約3米，墓四周有仿古牆保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