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洛峯

1909年2月6日，黃洛峯出生於雲南鶴慶，原名黃塏，字肇元，曾用名黃伯庸。他7歲入私塾，學習傳統國學。1921年考取縣立高等小學堂。13歲那年，黃洛峯隨馬幫結伴而行，“遠遊負笈夙所志，男兒馳騁須四方。壬戌輕裝憶結伴，春風送我離故鄉”，由鶴慶千里跋涉到昆明，先後考入私立成德中學、省立第一中學。他經常閲讀《嚮導》和《中國青年》等革命報刊。參加“青年努力讀書會”，成為學生會骨幹，並結識劉惠之、艾思奇等。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積極參與反帝愛國運動。他目睹了勞苦大眾在“三座大山”壓迫下飢寒交迫的悲慘境況，充滿了對國家前途命運的焦慮及對反動勢力的憤怒，“送九州之沉冥，問天不語！望八荒之寥廓，何地埋愁？”流露出對社會動盪不安的深切關注和憂國憂民的愁緒，產生了改造社會的強烈願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面對籠罩全國的血雨腥風，黃洛峯懷着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毫不畏懼，矢志革命，毅然於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受黨組織派遣，前往易門辦寒假義務學校。1928年擔任中共易門、安寧、祿豐三縣特委書記，以教書為掩護，秘密進行農運工作和發展黨員，創立了滇中第一個黨支部——中共易門縣支部並任書記。1928年10月，作為正式代表兼交通聯絡員，參加了在蒙自查尼皮召開的中共雲南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秋，擔任共青團昆明市委書記，領導昆明市的青年學生運動。1929年，與艾思奇一道籌辦“雲南書報社”。1930年，經組織批准，東渡日本留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憤然棄學回國，是第一批因抗議而撤離日本的留學生。他以“投在反日的洪流裏，繼續擎起那反抗的火炬”的決心，立下救國誓言：“我們要把你的一切恥辱洗盡”。在黨的領導下，參加“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並擔任秘書長，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34年，黃洛峯到北平，從事日文報刊的資料收集工作，重點是東京、大連、漢城等地的十幾種日文報刊，摘譯一些有關軍事的稿件，分送有關部門使用；參加“雲南旅平學會”《學會生活》雜誌編輯工作，宣傳愛國主義和進步思潮，被查禁後，改為《西南風》雜誌。

1937年初，黃洛峯應邀赴滬，從此成為讀書出版社的負責人，在黨的領導下終身奉獻於革命出版事業。他以強烈的革命責任感、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有計劃地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抗戰時期，在上海公開出版《資本論》中文全譯本全三卷，並把書籍穿越戰火硝煙運送到抗日根據地延安和大後方重慶；抗戰勝利之初，在上海又重新印製和擴大發行這部鉅著。先後組織出版《恩格斯論資本論》《資本論通信集》《卡爾·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説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社會主義與戰爭》《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問題》等大批馬克思主義著作；還出版《大眾哲學》《帝國主義》等大批通俗讀物，為傳播馬列主義作出重要貢獻，在思想啓蒙、宣傳革命文化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組建三聯書店聯合出版部，以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毛澤東印象記》等新書，有力地配合了重慶談判。1948年10月，生活、新知、讀書三家書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聯書店總處，黃洛峯擔任三聯書店臨時管理委員會主席，是三聯書店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1949年2月，黃洛峯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通過成立華北聯合出版社和上海聯合出版社、進行公私合營的嘗試、對私營出版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大量的規劃和組織工作，為統一全國的出版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黃洛峯在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勇於當尖兵、打頭陣。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總是站在時代最前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豐碩成果——毛澤東思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1年4月，出版總署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印刷發行工作委員會”，黃洛峯任主任委員。黃洛峯説：“《毛選》是中國黨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獻，也可以説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現在109年以來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大篇總結。毛主席的這部偉大著作，經過《毛選》編委會的重新編選，交給我們重新排版，我們認為是一種光榮的政治任務。”到1956年，已翻譯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241種，印行2700多萬冊。從1949年10月到1956年底，共出版毛澤東著作48種，印行6200萬冊；《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共印行1000萬冊；毛澤東著作還譯成多種少數民族文字和外國文字的版本。

他推動過去分散經營的新華書店走向統一，創建文化品牌——新華書店，在各大區成立總分店，在各省成立分店，在各縣成立支店。同時實行出版、印刷和發行三種業務的專業分工，建立大批專業出版社，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立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和經營書刊進出口的國際書店，保持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渠道。

1958年籌建文化學院，黃洛峯任院長兼黨委書記，設置其他高校沒有的出版、文物博物、印刷、發行、羣眾文化等專業，親自講授現代革命出版史，主持編輯出版發行教科書和講稿，培訓全國各地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新華書店經理、印刷廠廠長和車間主任以及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館長，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培養了一批新中國的文化幹部。

從20世紀30年代起，黃洛峯長期與郭沫若、沈鈞儒、胡愈之等在一起，在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下，團結大批進步作家、愛國民主人士，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為抗戰和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1938年初，在葉劍英、羅炳輝的領導下，他以雲南同鄉的身份做滇軍統戰工作，介紹中共黨員到滇軍工作，在滇軍中建立黨的組織。滇軍參加對日正面戰場的戰鬥，徐州突圍戰後，滇軍黨組織召開支部大會，總結黨組織在滇軍中的工作成績和不足，並提出了工作建議。安排周恩來、葉劍英、羅炳輝同志與張衝見面，為解放戰爭期間滇軍在海城、長春起義和爭取張沖走向革命作出了貢獻。

黃洛峯經常説，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廣交朋友，特別是同行中的朋友，不要把自己隔離和孤立起來，要使自己的作用和影響擴大成為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團結解放區和白區兩支革命出版隊伍，廣交軍人、作家、商人為朋友，大家都尊稱他為“黃老闆”。他積極投入重慶的民主運動，經組織決定參加民主同盟。組織長安寺公祭活動、滄白堂演講及校場口慶祝政協會議成功的羣眾大會等各種活動。李公樸、聞一多遇難後，他又奔走於各界之間，做了大量工作。

黃洛峯依靠黨內外廣大的學術界、文化界革命同志，團結進步的出版界朋友，根據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有理有節地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組織出版界開展取消國民黨出版法的鬥爭，得到進步人士的大力支持，黃炎培、郭沫若、沈鈞儒、茅盾、葉聖陶等都寫文章支持這一斗爭。

1948年秋，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領導下，他與雲南地方實力派在港代表保持密切聯繫，轉遞了盧漢致毛主席、朱總司令的信件和中央給予的答覆，為爭取昆明起義和雲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黃洛峯對家鄉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他念念不忘犧牲的故友，總想為他們做點什麼。抗戰時期，應雲南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要求，他與郭沫若取得聯繫，為安葬在昆明西山的張天虛撰寫了墓誌銘。

黃洛峯關心和愛護同志，是被人稱道的。在文化部期間，為了解決一些同志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黨籍問題，他嚴肅認真不厭其煩地核對事實，徵求意見，出具證明，使失掉黨籍多年的同志重新回到組織的懷抱。退居二線後，依然關心三聯書店職工的退休工齡問題，數次起草報告，最終得以解決。

1979年冬，黃洛峯再次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雲南。在滇西北高原考察文物古蹟時，他不懼年事已高，不辭辛勞顛簸，翻山越嶺深入一線調研，實地查看古剎寺廟，對大理三塔、賓川雞足山的保護和開發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受到有關部門高度重視。雞足山有些文物建築破舊待修，他返京後立即給國家文物局寫了專題報告，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修復意見，使雞足山一些珍貴文物及時得到保護和修復。

黃洛峯專程到昆明黑龍潭烈士陵園，祭拜曾並肩戰鬥的王德三、李國柱、吳澄、趙琴仙等戰友，並深情揮毫：“鮮花一束獻故友，九泉含笑換人間！”

1980年11月4日，黃洛峯同志與世長辭。 ^[1] 

黃洛峯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了獨特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是統戰工作的模範。 ^[1] 

1976年後，他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顧問。1979年秋，中宣部領導人親到他家中，請他回出版界工作。同年冬，他出席長沙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被推選為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會後，他回到離別多年的家鄉，視察家鄉民族文物古蹟，登臨賓川雞足山、大理崇聖寺三塔、劍川石寶山、麗江玉峯寺、鶴慶雲鶴樓，為修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的一些名勝古蹟，提出了建議。

1980年8月，黃洛峯主持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在承德舉辦的第一期幹部讀書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