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絕唱

2018年10月，由湖北省老河口市豫劇團推出的現代豫劇《黃河絕唱》（陳湧泉編劇，張俊傑導演），首次將光未然的光輝形象搬上戲劇舞台。 ^[1] 

該劇在具體的結構佈局方面，規避人們習見常聞的“戲劇化”範式，並非環環相扣、一波三折地呈現一個完整曲折的行動，而是依次展示抗戰中的光未然幾個動人的生命片段：不顧個人安危組織拓荒劇團，結識冼星海蔘加救亡運動，重返武漢組織抗敵演劇三隊，帶領演劇隊歷經艱辛抵達黃河渡口，最終在撼人心魄的渡河場面之後，留下了彪炳史冊的黃河組曲。

這樣的結構安排，就呈現出史詩化的藝術傾向，乍看似乎“形散”，其實恰恰彰顯着劇作家匠心獨運、有味無痕的奇思妙筆。一方面，劇作形散而神未散，仍然實現了內在的藝術整一性；另一方面，由創作黃河組曲這一典型事件，以點帶面地輻射出整個抗戰文藝戰線的輝煌歷史。

史詩化的結構方式，為多維立體地刻畫光未然的性格提供了藝術的便利，也為表現光未然那些志同道合、同仇敵愾的戰友構建起合理的平台。目睹日寇暴行的義憤填膺，救助難民的無私真誠，對阿英、小燕子的關懷備至，面對同志犧牲的徹骨痛心，尤其是與八年未見的老母親短暫相聚再別離的靈魂撕裂，這些豐富的細節穿插於對故事主幹的敍述中，使得光未然不單單是文思泉湧的文壇巨匠和視死如歸的愛國志士，更是一位有情有義的戰友、體貼慈祥的兄長，以及因忠孝難以兩全而對雙親飽含愧疚的兒子。劇中兩個核心唱段，具有極強的情緒感染力和舞台表現力。別母那場戲，光未然一個跪步一聲娘，催人淚下；徐士津殉國後那長歌當哭的紅綢舞，以紅綢的扭動、撕扯、託舉象徵烈士的流血犧牲和不屈的精神，也十分傳神地烘托出光未然痛失戰友的滿腔悲憤，以及繼承烈士遺志、堅決抗戰到底的信念。這樣的形象就避免了戲劇舞台上革命英雄常見的概念化傾向，真實生動，血肉飽滿。

在成功塑造光未然形象的基礎上，該劇又以點面結合、交相輝映的格局，表現了光未然身邊那羣可愛可敬的人們，使光榮的演劇隊從幕後走上歷史的前台。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拿槍的英雄在正面戰場和游擊戰中抗擊敵寇，拿筆的戰士則在前線、在敵後，在祖國的每一個角落，用文藝創作和演出宣傳抗戰，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正如戲劇大師田漢給抗敵演劇隊寫過的一首詩：“演員四億人，戰線一萬里，全球做觀眾，看我大史劇。”文藝戰士同樣是保家衞國的中流砥柱。不過中國戲劇人向來謙虛而內斂，他們毫無保留地在舞台上為各行各業的仁人志士樹碑立傳，卻恰恰很少將自身的業績展示於人前。抗戰後期的重慶劇壇曾出現過轟動一時的《戲劇春秋》，表現戲劇人創業的艱辛、精神的堅守，因其題材之稀缺而成為傳世經典；而在今天，如此直接、真實、飽含深情地將演劇隊的豐功偉績、奉獻犧牲乃至生命歷程呈現在戲曲舞台上，以我陋見，《黃河絕唱》當為開創之作。劇作家陳湧泉告訴我，他之所以在人物表中不厭其煩地將演劇隊員的姓名一一列出，就是要以手中的筆為這些人留下紀念，讓今天的我們乃至我們的後輩永遠銘記：曾有無數個光未然、徐士津、蔣挹霞們，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在文藝戰線做出過何其卓越的貢獻，付出過何其悲壯的犧牲。演劇隊羣像的刻畫對導演的舞台創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黃河絕唱》對史詩風格的營造與追求，引起了當代觀眾的強烈共鳴，這種與時代共振的藝術效果，體現出穿透歷史、燭照當下的精神力量。光未然和演劇隊身上所呈現出的為國為民的情懷、一往無前的氣度，不僅在抗戰時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鼓舞作用，而且在今天依然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