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棧道遺址

春秋時期，黃河棧道已經出現 ^[5]  。

秦漢，黃河棧道已具規模，漕運業已形成 ^[6]  。

唐代，黃河棧道為最盛期 ^[3]  。

宋開始，黃河棧道走向式微 ^[3]  。

1955年至1957年，為配合三門峽大壩的修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位於黃河北岸、平陸縣境內的“三門峽”長達625米的棧道和散落在大壩下游的7段棧道遺蹟進行了實地考察。在大壩建成後，這個時期考察過的棧道遺蹟淹沒在了黃河水下 ^[2]  。

1997年春季至秋季，為配合黃河小浪底水庫建設工程，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對三門峽以東的黃河北岸做了詳細的考古勘查，在山西平陸、夏縣、垣曲三縣沿河一百餘里地段內，發現黃河棧道遺址遺蹟40處，累計長5000餘米 ^[3]  。

黃河棧道遺址依山傍河，基本呈水平狀，某些地段有起伏，由西向東，依次散佈在平陸縣五一石膏廠、關窯、大集、西寨、東寨、杜家莊、糧宿、老莊、馮家底、張嶺村溜溜窩、煤窯凹、西河頭渡口、老鴉石、夏縣的任家堆、小堆、大堆、垣曲縣的魯家圪塔、五福澗、安窩、馬蹄窩等20個村莊廠礦的範圍內，棧道高程均在200米以上，棧道面距河面的高度，也因具體地理環境在2-10餘米之間不等，棧道大多先依山腰向內開鑿成“日”型通道，然後在通道岩石上開鑿方形壁孔、牛鼻孔、底孔等。再插以木樑，樑上鋪板，形成完整的棧道。棧道久被廢棄，所有木構件已蕩然無存，只有各種壁孔和底孔殘留於通道岩石上 ^[3]  。

文物遺存(4張)

1997年，考古勘查發現黃河棧道遺址遺蹟40處，累計長5000餘米，棧道路面寬窄不一，保存較好的，寬度可達2.5米多。坍塌嚴重的，僅殘存數釐米或完全塌毀。在部分地段的棧道路面上，有間距基本相等的鑿痕。在大集等地段路面平滑，青石路面寬1.2-1.5米，路的外側還修有高出路面5-8釐米的愣坎。殘存有壁孔、底孔、橋槽、歷代題記與立式轉筒等遺蹟類型繁多，數量豐富。在殘存棧道上共發現大、小方形或長方形壁孔1000餘個（統稱方形壁孔），牛鼻形壁孔600餘個。方形壁孔的作用在於固定橫列在棧道路面上的木樑，故開鑿在貼近路面處的巖壁上，其因尺寸不同而有大小之別。寬高大多在12-36釐米之間，深度因保存好壞而不等。發現棧道巖壁上題記多者200餘字，少者只有1個字。字體有篆、隸、楷三種，大小不等，題記中有不少年號，如建武、貞觀、垂拱、總章、太和、紹聖、元熙、崇禎、道光、宣統等，朝代為東漢、唐、宋、明、清。棧道巖壁上有石刻畫一幅，上刻有虎，下刻岩石，似有落款，但因左部邊緣風化嚴重，難以辨認 ^[3]  。

在黃河棧道遺址的棧道拐彎處發現了立式轉筒的遺蹟。立式轉筒工程遺蹟由上、中、下三部分組成。上部是在距棧道路面1.5米左右的巖壁上，鑿一個或大或小的方形壁孔。下部是在與此壁孔垂直相應的地面岩石上，鑿有一個圓形底盤，底盤中間又鑿一個或兩個淺圓窩，窩呈鍋底形，且被磨得十分光滑，這説明是經過重物長久旋轉所致。此外，在方形壁孔與圓形底盤之間緊貼棧道路面的巖壁上，有一半圓柱形壁槽，此壁槽打破巖壁上的繩槽 ^[2]  。

黃河漕運是中國漕運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古代聯通中原與關中地區的重要運輸通道 ^[7]  。黃河棧道遺址實物資料對研究古代黃河潛運史、交通史、工程技術史及其在社會經濟文化中的作用，均有重要價值 ^[3]  。

2006年5月25日，黃河棧道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  。

200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設立保護範圍：西距鋼橋1千米，山頂是沿黃公路和五一石膏廠，綿延向東至老鴉石村東黃河北岸共11處32段全長4032米，由黃河北岸向北50米。

2017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下撥了150萬元經費，編制保護規劃，將對黃河棧道遺址進行維修 ^[8]  。

黃河大規模航運在春秋時已有明確記載。《春秋左傳注·僖公十三年》記載：“僖十三年，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5]  。”秦漢，黃河航運規模更加擴大，漕運業已形成。《漢書·蕭何傳》載：“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關中粟，給食不乏 ^[6]  。”《漢書·食貨志》載：“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9]  。”

黃河漕運，始於秦漢，隋唐時有較大發展。漢唐時期的黃河漕運，不僅為中國漕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古代聯通兩大經濟區域中原與關中地區的重要運輸通道 ^[10]  。整個黃河漕運路線中，三門峽一線是最為關鍵的通道，這裏兩岸山峯陡峭，險灘暗流遍佈。《水經注》中記載：“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合有一十九灘，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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