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東流去

《黃河東流去》是以1938年日本侵略軍進入中原，國民黨軍隊為阻滯日軍南下，炸開河南境內黃河花園口大壩造成一千多萬黃泛區難民流離失所為主要情節，以赤陽崗村的李麥、王跑、藍五等7個家庭的主要成員流亡逃荒為敍事線索，形象地描繪了赤陽崗村難民在洪災中背井離鄉，歷時8年從失去家園到重建家園的血淚史、抗爭史和奮鬥史，以及洪災中其他不同階級和階層人物命運的變遷史。 ^[3] 

李凖從1953年在《河南日報》發表第一個短篇《不能走那條路》以來，除了被“四人幫”剝奪寫作權利的那幾年之外，從未停止過對中國農村圖景的勾畫和農民命運的描寫。在十七年時間，他寫下了四十多個中短篇小説，在藝術地記錄中國農村社會與農民生活的變遷方面，在同代作家中是出色的，產生過廣泛深刻的影響。粉碎“四人幫”不久，他將幾十年的生活積累，投放到《黃河東流去》的長篇創作。 ^[5] 

作為《黃河東流去》中最年長的老者，不僅性格豁達而且具有很濃的“恕道”思想，同時也是李凖寄予傳統文化質素最多的角色。作為年紀最長的農民，徐秋齋身上留存了中華民族最底層最悠久的秉性特質——他篤信人應該有“仁愛之心”的主張，覺得處世對人應該“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對人的過錯不必苟責，要有寬恕、原諒的胸懷。 ^[6] 

作為《黃河東流去》的核心人物，“是個生活能力極強的人”。她秉承了中國農村婦女身上的“堅忍”品質。從她四歲喪母跟隨失明老父流浪要飯時起，就註定要面對坎坷命運的考驗。然而，她又不同於長松的媳婦楊杏和海老清的媳婦老清嬸，她遇事從不悲觀消極，甚至坐以待斃，是一個“不信神的女人”。 ^[6] 

是作品中命運最悲慘的姑娘。作為長松家眾多子女中的一個，玉蘭深知自己和姐姐秀蘭在家庭中的位置是極其尷尬的，因為“她們在家庭裏的地位也是最下層的”。在飢餓肆虐的日子裏，“少女們的飢餓是更為可憐的”。所以，當玉蘭看到姐姐秀蘭為給家人換得80斤口糧而自願被賣給人販子後，她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而獨自悄然離開家找人販子，將自己賣給洛寧縣石澗村的老地主張漢臣做妾，最終在張漢臣老婆的折磨下小產身亡。 ^[6] 

是作品中最先高揚犧牲旗幟的女性。她在葫蘆灣和母親李麥、哥哥天亮走散之後，隨徐秋齋和梁晴擠火車到了西安。這個本該作為被保護對象的13歲姑娘，不僅要照顧毫無血緣關係的徐秋齋，而且還要每天出去撿拾菜葉替梁晴分擔生活壓力。當她得知徐秋齋因心疼自己被看煤人綁在火車上抽打而拖着病體外出要飯時，便主動向梁晴要求賣身到人市，當這個提議被梁晴拒絕後，嫦娥又毅然決定謊報年紀去寶雞的工業合作社上班。 ^[6] 

是小説刻畫得饒有特色的一個女性。這位船民的女兒，還在天真、單純、活潑的妙齡便被拋進生活災難的激流。但她並不向生活屈服。她孑然一身到處尋找李麥、海天亮一家。在葫蘆灣搶糧失散後，又同徐秋齋、小嫦娥流落到長安街頭，為了肩負起三口人生活的重擔，她茹苦含辛，為人補襪底，到工廠做工。嚴酷的生活使她迅速成熟起來，也使她心田中從勞動人民家庭獲得的美好品質受到嚴峻的考驗。她對徐秋齋、小嫦娥一老一少的照顧，同甘共苦。斷然拒絕工廠崔科長的甜言蜜語和粗暴糾纏，義正詞嚴。 ^[7] 

《黃河東流去》反映了沉浮於歷史風濤中的黃河兒女的苦難命運和他們為求生存而作的勇敢搏鬥，從而出色地表達了謳歌“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古老祖國的生命活力”這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思想主題。 ^[8] 

《黃河東流去》中，將儒家正直自強、仁愛擔當等品格與道家天人合一、通透超脱等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創作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尋根與招魂，也是對傳統文化底藴的再發掘和對傳統倫理道德精華的再弘揚；體現了李凖對儒道相濟的中原傳統文化、倫理的辨證思考和哲理反思以及對繼承、更新傳統文化的期待和信心，在提倡古典文化熱的今天，仍有重要借鑑意義與現實意義。 ^[9] 

透過《黃河東流去》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和他們在洪災面前生活與命運的變遷，作家不僅考量了中華民族抵禦災難的意志力、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還藉助民族資本家在西安、寶雞等地通過戰爭和災荒大發國難財，日本侵略者及漢奸在中國東北榨取勞動力，以嫦娥為代表的中國農民由破產而淪為工人的悲慘境遇等情節，對中國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社會現實予以全景式觀照和掃描，使小説在具有文學審美價值的同時，還具有了社會學價值。 ^[10] 

《黃河東流去》中構思的藝術，表現在小説的故事情節曲折有致，波瀾起伏。政治的鬥爭、自然的劇變、家庭的飄零、愛情的離合，交相穿插，使小説始終保持了壯歌旋律，又富於變化和跌宕。 ^[7] 

《黃河東流去》所呈現出的獨特感人的藝術魅力，與其中頻繁恰當地使用比喻是分不開的。據統計，全書共計使用比喻450處，而這些比喻中喻體的選擇更是生動貼切、形神兼備，呈現出形象通俗、主觀個人、鄉土地域、幽默詼諧的特徵。 ^[11] 

《黃河東流去》中充滿了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民俗事象。這些民俗事象不僅是中原人日常生活的展現，還藴涵着多樣的審美價值：體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純樸美好的情義道德，更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性格，體現了作者對故鄉風情的依戀和歌頌。 ^[12] 

《黃河東流去》中有許多精美的“閒筆”，充實着、美化着作品的細節描寫，調節着作品的情節結構，在形成李凖這一時期創作的特有色調、情趣、節奏、風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説，“閒筆”本身已在逐步成為李凖小説創作的一個特色。 ^[13] 

《黃河東流去》是作者在親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後，經過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入思考，經過對自己創作道路上的經驗教訓的認真總結而完成的一部力作，是新時期長篇小説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穫。 ^[14]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黃濟華

《黃河東流去》以及被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大河奔流》中藴含着豐富的性別文化內涵，揭示出特定歷史背景下男女兩性所面對的愛情、婚姻、家庭、地位等諸多社會生活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5]  ——河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裴豔豔

儘管李凖的《黃河東流去》還存在諸如人物類型雷同化、中間人物描寫力度弱、作者主觀情緒介入過多等瑕疵，但是從民族文化尋根的角度看，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價值。通過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讀，不難理解李凖花費5年時間寫《黃河東流去》的潛在原因，而這一原因也是他“仍在思考”的初衷——農民作為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羣體形式，他們身上承載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良質素，同時也因襲了國民劣根的負面品質，而作者真正想去探尋和挖掘的，是蟄居在“農民”這一羣體精神底層的中華民族的原生力和創造力。從這一層面上説，李凖試圖藉助《黃河東流去》重返歷史，有意識找尋中華民族的“根”，探索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以激活中國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併為現代人類提供精神的棲息之地。 ^[6]  ——中國作家網

李凖（1928-2000）蒙古族。河南洛陽人。中共黨員。歷任河南省文聯作家，中國作協河南分會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專業作家。中國影協主席團委員、常務理事，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文學創作一級。著有長篇小説《黃河東流去》，短篇小説集《李雙雙小傳》、《車輪的轍印》、《夜走駱駝嶺》、《農忙五月天》，散文集《情節·性格和語言》、《彼岸集》、《森林夜話》，電影文學劇本集《走鄉集》，電影文學劇本《大河奔流》、《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龍馬精神》、《石頭夢》、《雙雄會》、《清涼寺的鐘聲》、《吉鴻昌》等。《李雙雙》（編劇）獲電影百花獎及最佳編劇獎，《老兵新傳》（編劇）獲1952年莫斯科電影節獎，《黃河東流去》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