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弼

光緒十九年（1893年）三月十八日（4月23日），黃文弼生於湖北漢川縣馬鞍鄉喻集村黃家咀，原名黃芬， ^[6]  早年就讀於漢陽府中學堂。 ^[23]  民國四年（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門。 ^[12]  同窗有孫本文、胡鳴盛、馮友蘭、羅常培等13人，後僅有馮友蘭一人專治哲學。黃文弼在學期間頗為活躍，他參加了蔡元培發起的旨在“繩己”“謝人”“止謗”的“進德會”，企圖革除舊習，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觀。他還關注學校學術資源建設，畢業後參加“一九二五哲學系級友會”，組織系友捐建北大哲學書庫。 ^[9] 

黃文弼的學術研究在這一時期經歷了從中國哲學轉向古籍整理和目錄學，然後到考古研究這一過程。他在北大哲學門就讀期間主修中國哲學。民國六年（1917年），哲學門開設有希臘哲學、歐美最近哲學之趨勢、邏輯學史、中國名學鈎沉、倫理學史、近世心理學史、儒家玄學、二程學説、心理學、身心之關係、社會哲學史、唯心論等十一門課程，黃文弼選修中國名學鈎沉、儒家玄學和二程學説三科，分別由胡適、陳漢章和馬敍倫授課。 ^[14]  他的哲學研究代表作為《孟子政治學説釋評》和《明道與伊川之哲學及其方法》。黃文弼指出：歷代對於孟子學説的研究，韓愈之流的解釋為專制服務，程朱陸王雖能宗其本心，但卻意猶未盡。他總結《孟子》之立國法制，認為古代“中國之哲學與政治倫理未嘗絕然分離。亦可簡稱之曰政治倫理學。”只有採用法制主義輔以人治，方為合理的治國之道。 ^[13]  在後文中，他追溯了二程之學術淵源，綜其學説要旨，對二程哲學方法論之精髓進行總結。 ^[15]  12月，由教育部備案更名為黃文弼。 ^[23] 

民國七年（1918年），他作為發起人之一，倡導以探討東西方諸家哲學問題、開拓新學術為目的，成立“北京大學哲學會”。 ^[10]  此外，他對國史研究也展現出極大興趣，曾擔任北大國史編纂處的名譽徵集員。 ^[11]  國史編纂處即國民政府承清朝國史館所建之官方修史機構，主要蒐集、整理史料和文物，編修官史。通過參與國史編纂處文物的蒐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黃文弼對文物有了初步瞭解。 ^[12] 

民國七年（1918年），黃文弼以乙等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數為77.8分，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曾致力於宋明理學和目錄學研究，後轉向考古學研究。 ^[12] 

民國十年（1921年），黃文弼與人合作，歷時一年完成《文心雕龍》校勘與研究。《整理文心雕龍方法略説》體現了黃文弼的古籍整理頗受黃侃學術之影響。 ^[16]  黃文弼整理《文心雕龍》時，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認為文獻整理可分：校勘、文人小傳、文人年表、文章表、輯文、補註、標點符號等七部分。 ^[17]  “校勘”部分是黃文弼對傳統學術的繼承；“文人小傳”至“補註”部分則體現了他對黃侃《文心雕龍》研究重視文字典故的詮釋，講求“學有本源”，研究注重“追本溯源” ^[18]  等學術思想的繼承；“標點符號”則是他以黃侃“學問文章宜以章句為始基”為宗，重視分章斷句的重要體現。 ^[19]  通過文獻整理，黃文弼不僅對傳統學術研究更為精深，同時也與黃侃等學術大師有了深入的交往，受到了他們治學方法的影響，對中國傳統學術認識更為深刻。 ^[12] 

民國十三年（1924年），北京大學成立考古學會，他是最早的會員之一。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北大考古學會從山西古董商人手中購得59方壁畫，共裝57箱。壁畫出自山西稷山縣小寧村興化寺之南壁，內容為七佛像， ^[20]  時代為元初。 ^[21]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26年一卷一期“考古學專號”開設壁畫研究專題，黃文弼撰文《山西興化寺壁畫名相考》，考證壁畫為據《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和《佛母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內容所繪之“孔雀明王經變畫”。他參閲西方和日本探險家所攝敦煌、高昌等地壁畫、畫像磚及中國古代佛教造像與圖錄等，對經變畫中圖像內容、形式、風格、題記等內容展開討論，認為壁畫體現出元代佛教壁畫的“精巧”風格。 ^[22]  通過壁畫研究，黃文弼對佛教造像藝術和佛教考古有了初步瞭解，同時也促使他關注近現代中國西北考古考察和研究的內容。在國學門工作期間，黃文弼藉助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這一重要平台，對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早期中國考古考察和研究有了瞭解，並且對文物研究有了重要體驗。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合組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黃文弼作為首批中方考查團員，隨團由北京出發赴內蒙古、新疆考查，歷時3年餘。5月9日，黃文弼自北京出發，次日早晨路經大同得勝口後至豐鎮站，豐鎮可謂其內蒙古首站，但其誤以為豐鎮為遼金之豐州（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白塔古城）， ^[59]  之後在包頭下車暫住。5月11日，黃文弼聞李仲揆言包頭東北瑙包有石器出土，次日便出包頭北門至東北10餘里之肐膊溝、（東）瑙包（鄂博轉音，分界址之意）、東沙梁三處，第一次出門考查而皆有所得。 ^[60]  5月14日，黃文弼又出包頭西門２裏許考察西瑙包，所得古物以碎陶片為最多，多發現於東沙梁一帶，西瑙包亦有，而所出石矢簇為最佳。 ^[61]  黃文弼據張慰西《塞北紀遊》所言昆都侖河之西有古城遺址蓋即漢光祿城，乃詢之包頭本地人而知包頭西北門25裏有瀾水泉，泉西10裏即昆都侖河，河西有舊營壘，而疑即塞泉城遺址，5月17日即擬前往考察古城。5月20日，黃文弼造訪包頭西北50餘里昆都侖召，意在探尋有無古城，越昆都侖河而行後乃知古城不在昆都侖召，因次日將折而北行。 ^[62]  5月21日，黃文弼自昆都侖岔口北行30裏至沙壩子，在村後山坡覓拾漢代陶殘片數片。次日，黃文弼在公義明又拾到漢代陶殘片數件，其地沙梁甚多，皆黑土，遂斷言其地必為古人居處。 ^[62]  5月28日，黃文弼與其他考察團團員在亞母塞河附近山嶺發現石斧、陶片、細石器若干，推斷其處亦必為古人居址。 ^[63]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4日下午，黃文弼與莊永成至百靈廟東山尋覓古物，發現石器甚多，並拾有紅底黑花瓦陶片，極具價值。當日傍晚，莊永成言老弄蘇木（即敖倫蘇木）有古城及石碑，不可不看。 ^[64]  黃文弼遂與莊永成計劃次日順着愛不蓋河下游尋找敖倫蘇木古城及金代淨州廢城。 ^[69]  6月7日到13日，黃文弼將《王傅德風堂碑記》殘碑拓下碑石正文，中字碑頭、石碑反面題名、蒙文碑額攝影留念，並抄錄碑文，此後始確認老弄蘇木為趙王馬札罕之子八都帖木兒領地，但仍不確定德風堂是否建於淨州城遺址中。同時，測繪城圍、試掘土堆、撿拾殘瓦留作標本。6月14日，黃文弼自敖倫蘇木古城返回百靈廟。 ^[65]  6月15日，黃文弼給北京幾位親友致函，報告發現淨州城之事，並致函新蒙藏委員會，請求保護王傅德風堂碑。 ^[66]  19日，黃文弼清檢其在百靈廟附近採集文物，次日，着手研究《王傅德風堂碑記》與元史關係，以碑文而訂正《元史》錯訛，並致函理事會報告其發現古城之事。 ^[67]  10月7日，黃文弼一行開始對古居延澤進行探查。黃文弼參考以前文獻史料中有關居延澤的記載，開始對漢居延澤進行探查。同年10月25日，黃文弼等在考察居延城遺址時，發掘出幾根木簡，對木簡上的文字進行考證後，黃文弼認為，“與斯坦因等在玉門舊障所掘得者，疑皆漢晉故物，此堡即得有漢瓦片，又有木簡，此一帶為漢之遮虜障毫無疑義”。 ^[68]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7日，黃文弼抵達新疆哈密，在此等候其他團員。28日，黃文弼抵達吐魯番。他在前往庫車的途中探訪了雅爾湖和阿斯塔那遺址，但未及詳細工作，只進行了調查，並沒有發掘。3月10日，考察團一行抵達當時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的考察團大本營俄國道勝銀行。 ^[71]  在迪化期間，黃文弼對楊增新（當時的新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錄和拓本。 ^[4]  關於在新疆的考古調查，黃文弼認為西域文化之中心點皆在南路。故決定由烏魯木齊至吐魯番，沿天山南麓西進至喀什，轉行崑崙山之北麓，東至和田、于田。民國十八年（1929年）4月初，黃文弼決定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 ^[71] 

民國十九年（1930年）2月19日，黃文弼從迪化（烏魯木齊）出發，前往吐魯番考察。2月24日，抵達雅爾湖。25日，黃文弼察看雅爾湖故城遺址，並開展了發掘工作。26日，在吐魯番購買維吾爾文書籍二十冊，下午繼續至雅爾湖遺址察看發掘情況。27日，開始清理舊城遺址，掘出蒙漢文文書殘件、木籤、紅底黑花和蒲紋、印紋及水波紋陶片。3月1日，黃文弼等又對吐魯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進行了重點調查和發掘，開始挖掘清理麴氏高昌墳塋。黃文弼將僱傭的發掘工分為數組，分別進行挖掘，在三處墓穴共得年號為重光、延昌、延壽墓磚四方，包括了高昌重光三年（622年）麴慶瑜墓表、高昌延昌三十一年（591年）麴懷祭墓表等。此外，還得到陶器二十餘件。3月5日，繼續進行發掘，得陶器數量甚多，並得到年號為延昌、永徽、義和、建昌、延和、延壽、儀鳳的墓磚十五方，包括高昌延壽八年（631年）史伯悦墓表、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史伯悦妻麴氏墓表等。6至7日，發掘出年號為章和、永平、延昌、建昌、和平、貞觀、延和、義和、延壽、咸亨的墓磚二十一方，包括了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曹懷明妻索氏墓表、高昌和平四年（554年）孟宣宗墓表等。 ^[71]  黃文弼在高昌故城的發掘，對於補充高昌國歷史紀年有很大價值。根據這些墓誌和墓表，黃文弼考訂了高昌的年號和官制問題，糾正了羅振玉等人對麴氏高昌世系年號認識的錯誤。離開吐魯番後，4月8日，黃文弼計劃進入羅布泊地區考察，成為第一個進入此地考察的中國學者。在此地，他發現寫有“交河壁”的漢簡。民國十九年（1930年）4月25日，黃文弼在土垠遺址發現新疆當時年代最早的一批漢代簡牘。過去外國探險者在該地區所得漢文簡牘，均為魏晉時期遺物，而黃文弼所得漢簡上起漢黃龍元年（前49年），下迄漢元延年間（前12年—前9年），距漢朝設置西域都護的神爵二年（前60年）僅僅11年。另外，黃文弼還從漢簡的內容中解讀出漢朝在西域的職官、屯戍和倉儲制度，並對此作了全面細緻的考釋，是對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的重要補充。 ^[4]  4月29日，黃文弼對土垠遺址進行測量，繪製地形圖和工作圖，隨後結束了在羅布泊地區的考古工作。5月27日，黃文弼經魯克沁、吐魯番抵達迪化。

在迪化休整一月餘，黃文弼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7月7日出發前往塔城，然後取道蘇聯，經西伯利亞返回了北平，結束了他在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野外考察工作。 ^[71]  在新疆考古調查過程中，黃文弼除採集和發掘了數以萬計的蒐集品之外，還繪製了路線圖及工作圖，約百餘幅，照片千餘幀，日記筆記十餘冊。 ^[72] 

民國二十年（1931年），任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兼任《國學季刊》編委。 ^[55]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9月，黃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員之職，隨斯文·赫定的“綏新公路查勘隊”再次西行，到新疆考查教育和古代文化。再赴羅布泊地區，獲得新的實證材料。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5月，黃文弼再次來到土垠遺址。此次選擇的路線與上次不同，他在羅布泊北岸發現大片古渠遺址和屯墾遺址。遺憾的是，由於河流改道，黃文弼未能進入他十分嚮往的樓蘭古城。此次考察歸來，黃文弼敏鋭地意識到羅布泊遷移、河水改道等地理因素，對樓蘭歷史、絲綢之路交通路線以及綠洲諸國命運的影響，因此研究並撰寫《羅布淖爾水道之變迀》《兩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等，對史籍所記載的相關內容作了詳實的考證。 ^[4]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黃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託，前往西安碑林整理碑刻。西安碑林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時期，已有900多年的歷史。由於民國時期軍閥混戰，西安碑林已略顯破敗。面對荒草叢生、滿目瘡痍，黃文弼承擔起了修葺規劃碑林的重任。他邀請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設計佈局，用了三年的時間使得碑林面貌一新，一大批珍貴碑刻得到更好的保護。 ^[4]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黃文弼離開北京到西安、四川任教。期間仍堅持利用文字記錄和圖片對羅布泊資料進行整理，並對西域歷史的各方面問題開展深入研究。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黃文弼受西北聯大委託，第三次赴新疆考察。雖然此次考察重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但黃文弼仍然十分關注新疆的考古事業。由於有汽車代步，這次考察較為順利。考察路線經河西走廊至星星峽，6月16日即到達哈密，後向北行至鎮西（今巴里坤）。到達鎮西后，黃文弼患上痢疾，但他不顧旅途勞頓，仍然拖着病弱的身軀拓印漢碑，隨行考察人員都被他的執着所感動。離開鎮西后，考察隊沿天山北麓，經木壘、迪化、烏蘇到達伊寧和博樂，隨後轉行至塔城、布爾津和承化（今阿勒泰）。這些地方是斯坦因在新疆五十萬分之一地圖上所沒有測繪的，此次考察彌補了這一空白。 ^[4]  1947年應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之聘，回北平擔任專職研究員，主要從事新疆考查報告的編寫。

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1957年9月―1958年8月，他第四次到新疆，帶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隊和新疆當地的少數民族文物工作者，在哈密、伊犁、焉耆、庫車等地考查。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金石並用時期的墓葬，魏晉至元代的城址和佛教遺址以及烏孫和突厥族的墓葬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和調查，為研究新疆考古和新疆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其間，他曾在烏魯木齊演講，以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新疆在漢唐以來即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1958年9月底，黃文弼返回北京。他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他再進行野外考古了。 ^[4] 

回到北京後，黃文弼一直致力於第四次調查報告的整理。到他逝世前，已完成哈密、伊犁、焉耆、庫車等地區的初稿。然而隨後而來的政治風暴，打亂了他的計劃。“文革”中，黃文弼遭到批鬥，從此一病不起，而他第四次新疆行的考古報告尚未整理完畢。 ^[4] 

1965年，他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6年12月18日，黃文弼在北京逝世，終年73歲。 ^[4] 

①“兩集”

所謂“兩集”，即指黃文弼根據民國十九年（1930年）在吐魯番地區的考古發掘，研究形成《高昌磚集》增訂本與《高昌陶集》兩部著作。黃文弼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在吐魯番地區考察時，在雅爾湖古墓中發掘獲得高昌墓磚達124方之多，據墓磚上關於年號和官階的記載，著《高昌》一書，填補了高昌國年號的空白，對於高昌歷史的研究貢獻巨大。《高昌磚集》作為《高昌》第一分本，共包括5篇文章：《吐魯番發現墓磚記》《墓磚目錄》《高昌麴氏紀年》《高昌官制表》與附錄《新疆發現古物概要》。其中《吐魯番發現墓磚記》與附錄，記述了黃文弼此次考古的事實；《高昌麴氏紀年》和《高昌官制表》作為書中的主體部分，大致以《魏書》《北史》《周書》為依據，對出土墓磚的紀年與官制作了文獻的考證。如發現了重光元年和章和、永平、和平、建昌、義和諸年號的墓表，佐證了高昌王麴佳即位年代，推算出麴氏高昌王國相沿時間為141年，解決了麴氏高昌享年問題，同時又補充了羅振玉關於高昌年號的缺漏，使得麴氏高昌年表和世系通過實物與文獻相印證。 ^[34] 

隨後，黃文弼刊佈了所獲高昌墓磚的文字資料，選擇原墓磚中字跡明顯的84方影印，並且註明原磚的尺寸、墨色及出土地；對於其中文字可以辨識但影印不明顯的墓磚，錄其文字與圖片作對比；剩餘40方字跡模糊的墓磚，將其文錄於書後。由此出版《高昌磚集》，作為《高昌》第二分本。《高昌磚集》共包含三個部分：磚集、磚文和校記，“磚集”收錄有照片的墓磚，“磚文”收錄無照片的墓磚文字，“校記”考訂墓磚的年代和字義。黃文弼之前，高昌墓磚的數量與資料極少，《高昌磚集》對84方高昌墓磚集中影印，受到了國內學者的重視，影響深遠。黃文弼利用出土文字資料，與古籍文獻相互考證，以補史籍之不足，乃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典型利用。 ^[35] 

在整理高昌墓磚的過程中，黃文弼逐漸將注意力轉移至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他認為陶器與墓磚在墓葬中“互為表裏，蓋墓表可證高昌之文獻，而器物可證高昌之工藝與美術，當時人民生活之狀況，亦由此可見也” ^[36]  。根據民國十九年（1930年）黃文弼在雅爾崖古墳塋發現的八百餘件陶器，出版《高昌陶集》。《高昌陶集》以著錄陶器為主，共分上下篇。上篇為文字解説，分為三部分：“雅爾崖古墳塋發掘報告”“雅爾崖古冢中遺物圖説”“雅爾崖陶器之研究”；下篇為器物圖版，分為甲、乙兩部分，即“溝北陶類”“溝西、溝南陶類”，共收錄陶類器物129件。書後又附錄石器1件、骨器3件、銅器23件、泥器12件等四類出土器物。《高昌陶集》在對有關陶器的研究中提出了“二期推進説”，認為新疆早期的文化推進原因在於軍事拓展和人種遷徙，兩大東西文化發源地的人文活動，可分為二期，一是大流士遠征和塞種人遷徙，一是亞歷山大東征和張騫通西域。通過對溝北和溝西兩個古墓地區的研究，黃文弼認為二者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時期以及兩種不同文化，並進行了細緻分析，系統闡述了漢族中原文化對新疆的影響，為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明。 ^[37] 

②“三記”

“三記”所指，為黃文弼根據對羅布泊地區考古研究所著《羅布淖爾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以及除高昌以外，對吐魯番其他地區的考古資料進行整理研究而成的《吐魯番考古記》。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羅布淖爾考古記》正式出版。 ^[40]  正文共分為四部分：第一篇“緒論”將黃文弼的考古資料與史籍文獻結合在一起相互考證，記述了塔里木河、羅布泊水道的變遷及樓蘭國的歷史、交通、文化概況；第二篇“工作概況”是黃文弼對各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從石器遺址、湖畔古冢、古代遺址等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第三篇“器物圖説”，是黃文弼對於遺址所發掘的各類器物的解説，包括石器類、陶泥類、銅器類、鐵器類、漆器類、木器類、織品類、草器類、古器類、雜類等十種種類，後附十種器物影印圖版；第四篇“木簡考釋”，將木簡劃分為釋官（簡1-12、簡18-21）、釋地（簡13-17，簡22-25）、釋歷（簡26）、釋屯戍（簡27-39）、釋廩給（簡40-51）、釋器物（簡52-55）、釋古籍（簡59-60）、雜釋（簡56-58、簡61-77）等八類分別加以介紹，並釋讀考證了這些木簡的尺寸及使用制度等，後附漢簡影印圖版。書後附錄兩篇，《羅布淖爾出土器物分佈表》《羅布淖爾考古記圖版索引》。羅布淖爾漢簡是新疆地區所發現的漢通西域後最早的簡牘，它補充了史籍文獻資料中的記載，對於西北史地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這批漢簡的發現，“使漢簡的分佈地域擴展到了西域，填補了中國簡牘地理學的一個重要空白。此外這批簡牘資料還可與內地發現的諸種漢代簡牘相輔相成，對進一步完善漢代簡牘的形制和內涵的研究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41] 

《吐魯番考古記》是黃文弼根據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民國十九年（1930年）兩次在吐魯番地區發掘的出土文物資料，整理編輯而成的考古報告。 ^[42]  《吐魯番考古記》文字部分的第二部分為“遺物説明”，所發現的考古材料多為唐人所寫殘紙，從“古籍寫本及題記（附印本拓本）”“古文書寫本（附錢幣及碑誌拓本）”“繪畫及泥塑”三個方面分別加以説明。並附《古維吾爾文説明》。二為圖版部分，與“遺物説明”相對應，收集所提各類文物圖版，便於讀者對比考證。《吐魯番考古記》特別收錄了黃文弼在吐魯番所採集的西域文書及碑刻銘文。漢文文書中古籍寫本及題記有15件，古文書寫本及碑誌有36件。這些文書多產生於唐代統治西州時期，對了解唐代西州的社會經濟狀況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另外，《吐魯番考古記》對於碑刻的拓印收錄亦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作為研究高昌史的第一史料，對“麴斌造寺碑”的考訂研究，有力推動了高昌麴氏紀年與高昌官制的進一步研究。 ^[50] 

1958年，結合對塔里木盆地的考古發掘，黃文弼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 ^[43]  刊佈了關於拜城、焉耆、庫車及沙雅等在內的塔里木盆地諸古城、寺廟及石窟遺址中的考古情況和出土文書。在編寫體例上與《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基本相同，除了介紹對塔里木盆地的考察經過，書中主體部分為“遺物説明”，包括漢文與民族古文字的寫本印本、岩石與洞壁刻辭拓本，以及石器、織品等，並附圖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收錄漢文寫本及印本共5件，西域民族古文字寫本及印本共27件；漢文岩石及洞壁刻辭拓本共10件，西域民族古文字岩石及洞壁刻辭拓本共7件。因黃文弼不瞭解西域民族古文字，所以僅對刊佈的漢文文書進行了研究考訂。西域民族古文字文書進行刊佈並附文書背景介紹，這其中的部分文書，如圖版第五部分，序號78-90的14件文書，乃是黃文弼考察期間從當地人手中購得，經李愷考證，這14件文書“就是這些製造贗品的人的作品”。 ^[44]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將出土遺物中的紡織品劃分為整疋素絹、舍利帶、織品殘片、毛織殘片、織錦殘片、麻織殘片、提花絲織殘片、羅織殘片、衣飾殘片等九種類型，記錄了不同類型織品的年代、材質、形制、用途及出土地等情況，並將這些織品與古籍文獻相結合，論述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以及對西域文化的深遠影響。 ^[50] 

③其它文獻

除了上述“二集”“三記”外，黃文弼西北科學考查團關於新疆的考察文獻還包括《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西北史地論叢》《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西域史地考古論集》等。《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是黃文弼以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的身份隨團前往內蒙古、新疆進行考察的日記，日記時間起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8日，終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8月21日。 ^[45]  《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為日記體，全書共約40餘萬字，圖版部分附考查團及考察照片37幅，日記中的小標題為其子黃烈整理時所加。考察日記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至11月，黃文弼在內蒙古的考察，主要考察了金淨州古城、黑柳圖以及額濟納等地區的烽燧、古城遺址；第二階段為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至民國十九年（1930年）5月，是黃文弼在新疆地區的考古，主要考察了吐魯番地區高昌故城與羅布泊地區樓蘭東烽燧遺址，時間跨度近兩年半。約有四分之三的內容涉及到新疆。 ^[51] 

《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內容詳盡，黃文弼對其考察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描寫細緻，並闡發個人的思索與感悟。關於開發新疆的建議，黃文弼認為可從水利、航行、交通、實業等方面入手。對於研究黃文弼在考察期間所獲得的考古資料與收集品等收存的下落，此書提供了不少線索。書中亦展現出黃文弼強烈的愛國意識。如參與考察的目的，“一者為監督外人，一者為考查科學” ^[46]  。面對德國人慾在新疆考察航空飛行路線，黃文弼堅決反對，擔憂“中國內河航行失於外人，至今尤為遺憾。設更將天空航路失去，門户既闢，盜賊在室內矣。” ^[47]  在考察過程中感慨中國考古事業之落後，“餘等考古，已落外人之後甚遠”， ^[48]  然亦抱有迎頭趕上之決心，“使餘等能得是機會，其成就絕不止此也”。 ^[49] 

通覽全書，黃文弼注重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對外人懷警惕之心，對中國文物被隨意盜取深感痛心；面對考察中的艱難險阻，自然環境的折磨，人為的阻撓考察，病痛對身體的折磨，黃文弼均予以頑強克服；新疆獨特的民俗風情與人文古蹟給黃文弼留下來深刻的印象，新疆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也令人產生無限思索。《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在歷史學與文獻學等方面，均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51]  從19世紀後期開始的中亞探險與考察，一直是歐美和日本等東西洋各國的專利。黃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國學術界對新疆地區從事學術研究主權意識的覺醒。 ^[8] 

黃文弼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三重證據法”，即將“文獻史籍、考古新材料和實地考察三者結合起來”。根據歷次西北考察的經歷，黃文弼深刻認識到邊疆的重要意義，為了將自己對絲路考古的認識貢獻於中國的邊政教育，黃文弼在任教西大期間，積極響應西大“發揚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負建設西北之重任”的辦學理念，開創設立了西北大學邊政學科。邊政系的學生除了學習理論課程外，每年6月前後還會安排前往西北甘、青、新等實習，對考古、歷史、民族、民俗、宗教等進行綜合考察，以求學以致用，為當時的支援邊疆建設工作和維護邊疆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6] 

黃文弼形象地將新疆比喻為水管，一方是水塔，另一方是龍頭，既肯定了新疆在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強調了新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一些國外旅行者就在新疆發現了古代遺蹟和文書，視新疆為一片亟待開拓的學術沃土，緊接其後的，便是許多外國探險家、考察家、學者潛入新疆以及毗鄰的內蒙古一帶，以考察為幌，實作秘密調查之事，甚至到了“人對我尚欲知之若此之切，而我們自己，反多不瞭解其所以然” ^[27]  的尷尬境地。黃文弼曾四次遠赴新疆進行實地考察，其中《新疆地形概述》一文從地理的角度對新疆地區的諸如帕米爾高原、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等山脈及塔里木河、伊犁河、額爾齊斯河等河流進行了簡要分析。 ^[28] 

黃文弼曾以考察新疆教育文化專員的身份隨鐵道部新綏公路察勘隊遠赴新疆，在對伊犁、迪化、吐魯番等地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等教育機構進行考察後，提出新疆地區的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邊疆教育學校設立數量極少。新疆全省除伊犁、吐魯番、迪化等學校外，各地設立學校的很少。而現存的學校中，漢人求學人數最多，維、回等少數民族求學的極少；二是教育師資極為匱乏。這與從事邊疆教育的教職員待遇較差分不開，“一個小學教員每月報酬七千餘兩銀子，只得實洋十數元。教育廳長規定月薪一萬二千餘兩銀子，合起來剛剛抵三十元”。在教材方面，不但教職員參考書缺乏，就是學生的教科書也是少得很， ^[29]  西北教育經費的不足嚴重影響着教學活動的進行。邊地學校是邊疆教育的承載者，黃文弼對邊地學校數量、師資、教材等情況的介紹使我們對邊疆教育情況有了清晰的認識。此外，基本生活的保障對於邊疆地區教育也有着重要影響，黃文弼在談及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時稱：“蒙民天資本優良，惟以生活之簡陋，致使其本質無由發展，殊為可惜。故現欲推廣蒙民教育，當先自改良蒙民生活入手。不然，居住星散，遷徙無定，欲求施以學校教育，將使人無下手處也” ^[30]  ，只有民眾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才有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即接受教育的可能。經過歷次考察，黃文弼深感當時中國的邊疆意識薄弱，並提出中國將來的國防問題不在東南，而在西北。西北的國防問題就是民族問題及文化問題，要保衞大西北首先就要注重西北文化。

黃文弼一直倡導邊疆研究，儘管其學術方向偏向邊疆考古，但對邊疆社會發展、教育情況、民族宗教等均有關注。作為周秦漢唐古都、絲綢之路起點的古都西安，豐富的文物資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藴給黃文弼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他在主持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西安辦事處時指出，設立辦事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全中國西北一帶之古蹟古物”，並在上任伊始就着手修繕西安碑林，使得整修之後的碑林基本奠定了今天西安碑林的規模。 ^[6]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後，為保存中華民族文脈，國民政府有計劃的將平津和沿海一帶的大學西遷內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西遷西安的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等組建為西安臨時大學，黃文弼是西安臨時大學歷史系最早的教師之一。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西安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後又拆分為國立西北大學等。在此期間，黃文弼先後在西北聯合大學和西北大學歷史系、邊政系任教授。 ^[6]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黃文弼加入西北聯合大學歷史系考古委員會。時值抗戰軍興、國家興亡的關頭，為了從張騫這樣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黃文弼帶領學生參加對城固博望侯張騫墓的調查、發掘、修繕與祭掃，用張騫開拓西域的“鑿空”精神激勵中華兒女救亡圖存的抗爭。 ^[6] 

民國三十年（1941年）6月，黃文弼出席了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黃文弼當時還有一個身份，即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在此次會議上他提出“請教育部指令西北、西南各大學或師範學院自三十一年度（1942年）起增設邊疆語文系，培植邊疆服務人才以利邊疆案” ^[24]  。不少邊疆工作者因語言隔閡而難以展開工作，黃文弼之意試圖通過設立邊疆語言類科系來培養真正能夠勝任邊疆工作的人材，此次會議未明確提及在西北大學設立邊政系的想法，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涉及邊疆學科建設的進程。 ^[25]  於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正式令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西北大學增設邊政學系，隸屬文學院 ^[26]  。國民政府決定設置邊政系的原因顯然在於培植邊政人才去服務邊疆，去鞏固、繁榮邊疆。自此後，邊政研究開始真正納入中國高校學科建設體制，為建立中國邊政研究現代學術體系奠定了基礎。而追其學術淵源，邊政學系則是由之前設置的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演變而來。 ^[25] 

黃文弼是中國吐魯番學的開創者之一。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及民國十九年（1930年），黃文弼兩次在吐魯番考察、發掘，尤其是1930年在交河故城及墓葬區的發掘，得到一批珍貴的漢文及少數民族文字文書。關於漢文文書的考釋，黃文弼收錄在他的專著《吐魯番考古記》一書中。在每一件文書之下，黃文弼都仔細地記錄其形狀、尺寸、行數、文字起訖、主要特徵等，並做了詳細的錄文，原文有殘缺的地方用省略號代替，行與行之間用橫線隔開，不識或難識之字照原樣摹出，模糊不清的用方框代替。黃文弼根據文書的內容給文書定性，或雲牒、或稱狀、或為籍；在命名上，採用《開元十三年徵物牒》《□露二年殘牒》《安末奴等納駝狀》《天山縣申車坊新生犢殘牒》《唐西州浮逃户殘籍》等形式，即時間、地點、事件的一般格式。這些方式和方法都為後來的文書整理者所沿用，併成為公認的吐魯番文書整理方法。 ^[70] 

在對文書進行考證時，黃文弼或據文書推論，或引經據典，總能準確發現隱藏在文書中的重要信息，如根據《虞候司及法曹請料紙牒》，他考證出了當時的公文程序；在《天山縣申車坊新生犢殘牒》中，根據“申郡户曹”一語考證出該件文書的時間是天寶十二載；根據《安末奴等納駝狀》中的武周新字，黃文弼敏鋭地發現《通鑑》所記的“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的記載並不準確，武周新字“固不限於十二字或十四字也”，如此等等。這樣看來，黃文弼在吐魯番文書整理方面，在文書的斷代、題解、定性、命名、考釋上都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這些整理方法在今天仍然被廣泛認可。因為是前無古人，只能自己摸索，在文書的識讀和考釋上難免有些錯誤，但每一門新學問形成之初莫不如此。黃文弼的吐魯番文書整理方法和整理思想是吐魯番學研究者的一筆寶貴財富。 ^[70] 

黃文弼對吐魯番學的另一個貢獻是保存並考證了吐魯番出土的一批墓誌碑銘和繪畫泥塑等。黃文弼本精於宋明理學，後轉向文獻學，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之後，通過實地考察，拓印碑銘、考釋簡牘、釋讀文書等，他積累了珍貴的新疆歷史文獻資料。每到一處，黃文弼都非常重視對重要碑銘的拓印。《張懷寄墓誌》是吐魯番地區出土最早的一方墓誌，記載了武周時期張懷寄參與的西域軍事行動，歷史價值很高，黃文弼做了摹文和校記。

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黃文弼抵達迪化，拜謁了楊增新，在將軍署拓印了著名的《麴斌造寺碑》，做了摹文，並對碑文進行了考釋。不久，該碑遺失，黃文弼所做的拓片就成了珍貴的歷史記錄。在吐魯番交河地區，黃文弼發掘到墓誌百二十餘方，根據墓誌，黃文弼考訂了麴氏高昌的年號順序，考證了麴氏高昌的官制。由於有出土文物做支撐，他的研究往往能比前人的研究更深一步，更進一層。 ^[70] 

黃文弼是現代簡牘學的奠基者之一。20世紀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在樓蘭、敦煌、玉門、酒泉等地發現了漢晉時期的簡牘，羅振玉、王國維根據斯坦因所得的簡牘及少量紙片、帛書等材料，著有《流沙墜簡》一書，王國維又著有《簡牘檢署考》一文，這些都是中國現代簡牘學的奠基之作。 ^[70] 

黃文弼民國十六年（1927年）10月在內蒙古考察，在今甘肅居延一土堡內發現了一枚漢簡，第二天又在該地發現了三枚漢簡，黃文弼根據考察推斷説：“此地如細掘，必可多得木簡，絕不止此也”。可惜的是，由於時間緊迫，未作進一步發掘，科考團轉入其他地區考察。黃文弼與居延漢簡的發現失之交臂。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隨後，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地區發現了一批漢代的簡牘，著名的有“交河壁”簡、“居廬訾倉以郵行”簡以及“黃龍元年十月”簡等等。他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一書中專闢一章記述這批木簡，並對其做了考釋。考釋的部分既包括對簡牘文字的識讀，也包括對簡牘所包含的歷史信息的解釋，他將簡牘按內容分為幾個部分集中介紹，包括釋地、釋歷、釋屯戍、釋廩給、釋器物等等。最後，黃文弼還考證了簡牘的尺寸、使用方法及使用制度等。儘管由於時代的限制，黃先生對個別木簡的考釋有些偏差，但是，這並不影響黃文弼的《木簡考釋》成為中國現代簡牘學的奠基性著作中的一部，黃文弼理應是中國簡牘學的奠基人之一。 ^[70] 

2015年12月，商務印書館以《西域史地考古論集》為書名，出版黃文弼的名篇選集，是西域史地考察與絲綢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選本突出反映了黃文弼西北學術考察和研究方法論上的特色，一是他對考古學、歷史學和地理學等多種學科的並重，二是對西北地區的遺址點考察與絲綢之路廣闊區域面的有機結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學片面注重文獻的侷限，而獲得了考古學實物的印證；而其考古遺址的個案調查，又得以在傳世典籍中獲得文獻依據，取得了二重證據的相互印證。 ^[8] 

2023年6月，《羅布淖爾考古記》在市面上基本出於空缺狀態，時隔75年後，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嶄新再版。 ^[75] 

2012年8月28日，黃文弼特藏館在新疆師範大學揭牌，9月正式開館。黃文弼特藏館共有黃文弼家屬所捐贈書籍圖書文獻3400多冊、地圖照片近500份、黃文弼手稿若干。書籍包括考古學、文學著作，並涉及地理、美術、天文、宗教等學科，所贈與西域有關的書籍近百種，包括有《新疆圖志》《西陲總統事略》《蒙古西域諸國錢譜》等重要文獻，為新疆學者研究西域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7] 

2013年新疆師範大學主辦“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會議，會後由新疆師範大學黃文弼中心主編《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7共整理59篇相關論文，從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等角度，多方位展示了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偉大貢獻，彙集國內外研究成果，為學界研究提供極大便利。 ^[31] 

2022年5月15日，由西北大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師範大學主辦，多家單位共同協辦的“絲路丹心——黃文弼與絲綢之路”特展在西北師範大學博物館正式開展。此次展覽通過大量的歷史照片、檔案資料以及黃文弼生前採集的文物、使用的考察物品，生動形象地展現了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絲綢之路考古的重要開創者，被譽為“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黃文弼的生平履歷和主要成就。此外，展覽聚焦黃文弼在西北大學任教十年期間，參與歷史系、邊政系建設的工作成果，以及西北大學自1956年起考古學專業發展歷程、王建新教授帶領西大絲綢之路考古團隊走出國門、走向中亞後的考古工作成果展示。 ^[5] 

2023年3月4日，由西北大學主辦，新疆師範大學黃文弼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等單位承辦（協辦）的“黃文弼與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這次學術研討會有來自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近50家學術機構和單位的106位專家學者參加。 ^[76] 

周軒《<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的歷史價值》，柴建虹《讀<吐魯番考古記>札記》從不同角度研究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與《吐魯番考古記》的史料價值與文獻價值。朱玉麒、王新春編《黃文弼研究論集》一書，收集了有關黃文弼生平資料及其西北考古研究的資料和文章共36篇，向學界展示了對黃文弼及其所處時代西北科學研究的全貌。榮新江編《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一書，對海內外研究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的重要研究論文26篇進行全面彙總，便於學界深入研究。黃烈《艱辛的歷程豐碩的奉獻——黃文弼與西北考察》記述了黃文弼及其畢生對西北考古事業的貢獻。王新春《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學史研究》一文，從考古學史的角度系統研究了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考古活動，對黃文弼在新疆考古史上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王新春《黃文弼與西北文獻的蒐集整理與研究》對黃文弼所獲文獻的發現、保存、整理刊佈情況進行論述，説明黃文弼在西北文獻整理及研究方面的貢獻。李金鑫、楊斌《“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會議綜述》記述了黃文弼生平與其學術研究著作。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