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寺

東黃寺又名普淨禪林，建於清順治八年(1651)，是為活佛腦木汗所建，西黃寺建於順治九年(1652)，達賴喇嘛五世在當年12月來京時住此。順治十年(1653)，達賴刺嘛辭歸。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額爾德尼六世來京，清高宗指定把五世達賴曾經住過的西黃寺作為他的安禪之所。

西黃寺寺門南向，進門有殿3間，院內有鍾、鼓樓各一座。第二進有正殿5間，殿前有東西碑亭2座。雍正元年(1723)，蒙古王公鑄佛像寶塔送寺供奉。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修。四十七年(1782)在西黃寺殿後中軸線上，建清淨化城，內有白塔一座，塔身刻班禪始末記，西黃寺又稱達賴廟，清淨化城為班禪塔。班禪塔周圍環繞石欄，前、後各有白石牌坊一座。塔制上下八角形，飾以金頂。塔的4角配以小塔4座，每座塔上通刻佛像。

公交：123路(金五星百貨城-東直門) 黃寺站

地鐵：8號線安華橋站出西南方向700米

黃寺(1張)

出德勝門沿德外大街往北走，馬路右側有一條由西向東延伸的寬闊街道，在這條街道的北側，至今保存着一座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的寺院，這就是為北京人所熟知的黃寺（1979年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所在地），而這條街道因建有這座寺院也被稱之為“黃寺大街”。

黃寺，修建於1723年（雍正元年），當時稱之為西黃寺。因為在西黃寺之東，早在清順治年間就建有一座藏傳佛教寺院，稱之為東黃寺，因此清人常常把這兩座寺院叫做“雙黃寺”。

黃寺風光圖冊(17張)

據清代《日下舊聞考》記載，東黃寺是順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門外鑲黃旗教場北普靜禪林的舊址“奉敕”興建的。四十多年後，康熙帝曾巡視到這裏，見寺院年久失修，“棟宇傾頹”，遂發內帑，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加以重修。據説康熙帝為這座寺廟的正殿題寫了“大乘寶殿”的匾額，還為殿內題寫了一副對聯：“梵香馥郁吉雲凝，象教西傳淨業；寶相莊嚴華月印，雁堂北護黃圓。”正殿之前有東、西兩座碑亭，東面的碑文是順治八年一位大學士寫的；西面的碑文是康熙親撰的《聖祖皇帝重修東黃寺碑記》，碑的背面還刻有康熙帝的“御製詩”。東黃寺解放後仍然保留，據説在“十年浩劫”中才被拆毀，所以昔日的“雙黃寺”現在只有西黃寺保存下來。提起東黃寺的修建，人們自然會聯想起西藏黃教領袖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來京朝覲的一段史話，因為東黃寺這座喇嘛教寺院，就是順治帝專門為接待達賴五世來京朝覲時所準備的“駐錫之所”。清朝統治者與西藏喇嘛教的聯繫並非始自順治年間。

早在清朝入關以前，皇太極於1639年（清崇德四年）便派出專使前往西藏“延致高僧”來清朝傳播佛教，差不多與清朝派使前往西藏的同時，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與當時西藏黃教領袖達賴五世、班禪四世共同商定派出以伊拉古克三為首的代表團前往盛京（今瀋陽），與清朝聯繫。伊拉古克三代表團於1642年（崇德七年）到達盛京，受到清朝的隆重接待，皇太極“親率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迎之”。

在盛京期間，代表團受到優厚的待遇，皇太極“賜宴於崇政殿，乃命八旗諸王、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閲月”。皇太極為進一步拉攏在青藏地區具有雄厚實力的顧實汗，並想借助達賴五世與班禪四世在蒙藏地區的宗教影響在伊拉古克三代表團返回西藏時，派出了察干格隆等隨同赴藏，以加強清朝與西藏地方的聯繫。1644年清朝入關定都北京後，這時西藏黃教集團在顧實汗的支持下，擊敗了反對黃教的各派勢力而取得優勢。

清政府為進一步利用黃教集團在蒙藏地區的影響，自1644年（順治元年）至1651年（順治八年）間，幾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召達賴喇嘛來京朝見。東黃寺正是在1651年（順治八年）達賴五世來京前興建的。

達賴五世於1652年（順治九年）初在清朝官員陪同下前來北京，路上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1653年1月14日（順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達北京南苑，與正在那裏“狩獵”的順治帝會見。順治帝在接見時對達賴五世以殊禮相待，“賜坐，賜宴”。同年2月8日和13日（順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順治帝又兩次在太和殿設宴款待達賴五世，並“賜金器、錦緞、鞍馬等物”。達賴五世在京期間，一直居住在早為他建造的東黃寺裏。

達賴五世在東黃寺住了兩個多月之後，便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從人亦病”為由“請告歸”。順治帝同意了他返歸西藏的請求，在太和殿設宴給他餞行，並賜以“鞍馬、金銀、珠玉、緞匹等物”，臨行前，鄭親王濟爾哈朗、禮部尚書覺羅郎球又在清河設宴為他餞行，然後由和碩承親王硬塞等官員護送達賴五世一行啓程返藏。達賴五世歸藏途中暫住代噶地方時，順治帝派出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攜帶滿、蒙、藏、漢四種文字的金冊、金印趕到代噶，封達賴五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赤喇坦達賴喇嘛”。

從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確認了達賴喇嘛在蒙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地位。1653年6月5日（順治十年五月初十）達賴五世一行由代噶啓程返藏。至此，達賴五世作為藏傳佛教的領袖完成了他對清朝政府朝覲的全部過程。

清政府在冊封達賴五世的同時，還派使臣去西藏，給當時統治西藏的顧實汗送去以漢、滿、蒙三種文字寫成的金冊、金印，冊封他“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正式承認他在西藏的實際統治權力。東黃寺的興建與達賴五世來京，對清初早已皈依黃教的蒙、藏民族來説，產生了極大的政治與宗教的吸引力。此後，來京朝覲的蒙族貴族與僧俗羣眾不斷增多，且多居於東黃寺中。正如乾隆帝在後來重修西黃寺碑文中所説：“達賴喇嘛（指達賴五世）在國初導諸藩傾心歸命，其功最巨。至順治九年來朝京師，特頒冊印，綜理黃教，並肇建斯寺（指東黃寺），為駐錫之所。

嗣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間歲奉貢遣使，而蒙古喀爾喀各部之以番覲至者，靡不知所向方，和南皈仰。”後來隨着來京的蒙藏民族人數的增多，在東黃寺之東，又興建了“蒙古包館”，供其居住，因而使這裏形成了一條“市廛櫛比、屋瓦鱗次”的少數民族居住的繁華街道，現在的安定門外“外館斜街”就是這一街道的舊址。

每年舊曆正月十五日開放一天，廟裏喇嘛舉行盛大的“善願日”法會，跳步扎送祟除邪。俗稱黃寺“打鬼”。

打鬼本系西藏風俗。據《清會典》記：“布達拉眾喇嘛，裝諸天神佛及二十八宿像，旋轉誦經。又為人皮形，鋪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護法大神往捉之。末則排兵甲幢幡，用火槍送至布達山，以除一歲之邪”。

清人敦禮臣《燕京歲時記》載：“打鬼本西域佛法，並非怪異，即古者九門觀儺之遺風，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都人觀者甚眾，有萬家空巷之風。”

打鬼的風俗，在乾隆五十九年以西域傳到了北京的黃寺。嗣後，雍和宮、黑寺、弘仁寺等喇嘛廟才相繼舉行打鬼。由於歷代相傳，沿襲成風，結果化為北京新春民俗。

《京華春夢錄》記載黃寺打鬼説，“每屆上元節序，各喇嘛演習舞踏，或戴面具，或擊鼗樂，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節奏，名曰‘打鬼’，能闢不祥。是日萬人空巷，裙展雜沓。”

打鬼前後，在黃寺的北教場，自安定門至德勝門之間。三里之遙，有走車、賽馬大會。北京的馬道，以此處最長，也最平坦。走車賽馬的規模超過了永定門外的一些廟會。

至於東黃寺，並無單獨打鬼之舉。東黃寺舊名普淨禪林，清順治八年（1651年），由活佛腦木汗奉敕改建為喇嘛駐錫之所。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正殿簾上懸御書額：“大乘寶殿”。簾前懸額“明妙圓澄”，殿內懸額“妙演三摩”。殿前有兩座碑亭，東碑為順治八年（1651年）大學士寧完我所撰；西碑為清聖祖重修記文。但所有建築，現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