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富武

黃富武，1908年4月生於江西省弋陽縣九區燕塢黃家村一個貧農家庭。因生活窮困，僅讀過兩年書，未及成年即加入田間勞作，從苦難中鑄造出倔犟而正直的性格。

弋陽是著名共產黨人方誌敏的家鄉。1925年，方誌敏在家鄉傳播革命思想，組織農民協會，興起了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在方誌敏點燃的弋陽農民運動中受到教育和鼓舞的黃富武，嚮往革命，盼望革命扭轉世道的黑暗不平。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以後，共產黨員黃道來到弋陽，接替方誌敏繼續領導發動當地的農民運動，開展土地革命。白天，他化裝成遊方郎中走村串鄉，在貧苦農民中採用喝雞血酒結盟等形式，組織農民革命團；夜晚就住在燕塢黃富武家裏，聚集當地貧農，講述革命道理，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在黃道的影響下，黃富武提高了階級覺悟，堅決要求參加革命。在當地農民革命團喝雞血酒結盟的那一天，黃富武慷慨地當眾宣誓：“我黃富武參加革命無二心，如有二心，梭鏢穿心!”

1927年10月底，黨在弋陽九區發動秋收暴動。隨着弋陽漆工鎮暴動響起的第一聲槍聲，黃富武和農民革命團一起，扛起梭標、長矛，星夜趕往烈橋，攻克了土豪劣紳張念誠的老巢。攻下烈橋後，黃富武等農民歡欣鼓舞地開倉濟貧，焚燒田契。暴動成功，弋陽九區從此成為紅色的戰鬥堡壘。

同年12月10日，方誌敏在橫峯樓底藍家領導農民暴動。橫峯年關暴動的勝利和九區赤化成功，揭開了弋橫大暴動的序幕。黨組織決定一鼓作氣，發動了縱橫贛東北百餘里的弋橫農民大暴動。數萬起義農民，兵分5路，浩浩蕩蕩向四周擴展。黃富武帶領燕塢農民革命團參加了第四路的進攻。在農民起義的風暴中經受鍛鍊和考驗的黃富武，於192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弋陽九區團委書記。

1929年8月，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與閩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黃富武受黨組織委派前往閩北崇安，幫助當地黨組織整頓紅軍、建立蘇維埃政。他給閩北新區帶去了方誌敏等創造贛東北根據地的成功經驗，與閩北黨的領導人陳耿等一起，以一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革命根據地。

1930年7月，閩北根據地和贛東北根據地合併。為加強閩北黨組織的領導，中共贛東北省委派黃道率領一批幹部到閩北，成立了以黃道為書記的中共閩北分區委，黃富武任常委兼共青團分區委書記。他積極發展共青團和少年先鋒隊組織，動員青年們參加紅軍，擴大紅軍隊伍。他走進一户户人家，用當地羣眾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革命道理。他那富有鼓動性的宣傳，常常打動年青人的心。他參加基層團的組織生活會，和團員們一起慰問軍烈屬，幫助缺少勞動力的軍烈屬劈柴、挑水、幹農活，給羣眾送去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温暖。由於他的努力，閩北的青年工作開展得生氣勃勃，有力地支援了紅軍的作戰，為鞏固革命根據地做出了貢獻。

1933年4月，在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代表大會上，黃富武當選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9月間，他接替黃道擔任了中共閩北分區委書記。1934年1月，黃富武赴瑞金出席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候補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從中央根據地出發，踏上北上抗日征途的紅七軍團到達閩浙贛蘇區，與紅十軍及地方武裝合編，組成在方誌敏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繼續北上抗日。黃富武留在根據地擔任閩浙贛獨立師政委，同當地人民羣眾一起堅持抗擊國民黨軍的“圍剿”。抗日先遣隊兵敗懷玉山以後，黃富武奉命率部加入挺進師。1935年2月底，挺進師指戰員誓師出征，黃富武與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等一起率領部隊突破敵人的六道封鎖線，輾轉武夷山脈，到達閩北蘇區。3月下旬，部隊翻越仙霞嶺，進入浙西南地區。4月28日，在慶元的齋郎地區，挺進師依據有利地形，打退了分進合擊的浙保一團、閩保二團及大刀會共3000餘人的進攻。這一勝利，為建立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地處閩浙贛三省交界之處的浙西南，是敵人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地區。受1930年前後黨領導的紅十三軍革命活動的影響，羣眾中藴藏的鬥爭情緒如積薪待點燃。這裏山嶺綿延，林深路險，複雜的地形便於開展游擊戰爭。為適應有時分散，有時集中；既能獨立行動，又能互相配合的游擊戰爭，挺進師組編為4個縱隊和一個特務連，每個縱隊建立了行動委員會，作為單獨行動時的集體領導組織，開始在浙閩邊境開展游擊戰。黃富武率領部隊轉戰龍泉、雲和、遂昌一帶。他們每到一地，提起蘸滿石灰水的大刷子，在牆頭上書寫“紅軍是工農自己的隊伍”、“打倒土豪劣紳”、“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等標語，擴大紅軍的影響。他們召集羣眾開會，散發傳單，宣傳土地革命，還打擊當地土豪劣紳，開倉分糧，接濟在飢餓中掙扎的窮苦人，受到羣眾的歡迎。

1935年6月，黃富武兼任中共浙西南特委書記及浙西南軍分區政委。他帶領政治部和特委機關人員前往松陽玉巖一帶，開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活動。他們團結爭取了這一帶“青幫”組織的首領陳鳳山、盧子敬等人，使這些人也相繼走上革命道路，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工作進展順利。7月底，在松陽玉巖成立了浙西南第一個蘇維埃政權。遂昌王村口、龍泉住溪等地的蘇維埃政權也先後建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很快在浙西南窮山僻壤間開展起來。由於他們的努力工作，到八九月間，在浦城、慶元、龍泉、遂昌、松陽等縣之間縱橫各100餘公里的範圍內，建立了縣區鄉各級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以及貧農團、僱農工會、手工業工會，赤衞隊和少年先鋒隊等羣眾革命組織。挺進師也發展到5個縱隊，約2000人。浙西南地區成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以後建立的第一個遊擊根據地。

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建立，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震驚。1935年7月，國民黨軍委會“閩浙皖贛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調集嫡系主力32個整團，連同浙江保安團、地主武裝等約七八萬人，用修築碉堡，步步為營的戰術，將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包圍得水泄不通，妄圖徹底摧毀之。為保存有生力量，在戰略上爭取主動，挺進師政治委員會決定實行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以敵進我退的方針來粉碎敵人的“圍剿”。主力部隊在粟裕、劉英率領下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去開闢和建立新的根據地。

大敵壓境，黃富武挑起了領導軍民保衞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重擔。在以他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軍分區領導下，挺進師二、五縱隊300多名指戰員和地方工作團、赤衞隊等羣眾，用生命和鮮血寫下了保衞遊擊根據地的悲壯篇章。

敵人大部隊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區，並開始血洗浙西南。部隊指戰員和革命羣眾一批批倒在敵人的槍口下，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遭到嚴重破壞。黃富武率第五縱隊幹部、戰士，堅持在龍泉的安岱後、小吉、後陳和松陽的楓坪、玉巖一帶抵抗，殺傷了不少敵人。在敵人嚴密封鎖下，他們與駐紮在王村口等地的第二縱隊斷絕了聯繫。面對敵眾我寡懸殊的極端殘酷的形勢，黃富武將第五縱隊的指戰員分成幾個小分隊，在羣眾的掩護下，靈活地鑽進高山密林展開游擊戰。他們採取設滾木、壘石、扎口子，阻止敵人前進；利用地形好、樹木多的有利條件，埋伏在路旁，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或分散隱蔽在密林中，前一槍後一槍地擾亂敵人等方法頑強地與敵周旋了一個多月。

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形勢越來越惡化。10月初的一個夜晚，黃富武率第五縱隊突圍，欲與第二縱隊會合，因見敵防戒森嚴，只得改變計劃。當他們爬上遂昌的觀音巖時，敵已搶先佔領制高點，第五縱隊再次被包圍。險境中，戰士們拼死作戰，有的衝出了敵包圍圈，前往浦城、江山邊境；有的犧牲，有的被打散。擔任掩護的黃富武和十名戰士來不及衝上觀音巖，於10月7日晚到達建德鄉一羣眾家。他腳傷未愈，行走不便，遂暫住這裏，隊伍往別處轉移。在敵人緊密的搜捕中，與紅軍情如兄弟的當地羣眾，冒着生命危險，不斷地為他在山坳、密林中變換住處，幾次身臨險境又化險為夷。

這時，粟裕、劉英率領的挺進師主力已突破敵軍重圍到達閩東，和閩東特委會合，成立了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黃富武被推選為省委委員。但因敵軍的封鎖分割，他本人並不知道這件事。

敵人獲知黃富武仍圍困在封鎖線內，立即部署緊縮封鎖區，千方百計地搜捕，並懸賞：抓到黃富武，獎勵大洋500元。大批敵人再加上被脅迫的羣眾，數千人在封鎖區內來來回回地梳篦搜山。黃富武得一老農幫助，化裝成搜山人，混入人羣，再次脱身。他幾經輾轉，被羣眾護送到觀音巖廟宇下的一個人跡罕至的巖洞中隱蔽。靠老廟祝十來天的送食物維持，他稍有康復。10月30日，因尋找部隊心切，悄悄離開了巖洞。當天傍晚，急急趕路的黃富武途經遂昌縣淤頭鄉外方嶺村，不料遭遇當地“剿共義勇隊”，被圍捕。

窮兇極惡的“義勇隊”緊緊捆綁着黃富武，牽扯着繩索，連夜押往敵軍團部。途經高山懸崖，不屈的黃富武縱身一跳，躍下懸崖。當“義勇隊”打着火把找到他時，黃富武已頭負重傷，昏迷不醒。他被手腳並縛抬到敵團部，旋又轉敵師部，又轉解到麗水國民黨十八軍軍部。

幾經審訊，黃富武均堅不吐實。後經叛徒指認，敵人才得知抓獲了黃富武。敵“閩浙贛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專電蔣介石邀功請賞，蔣介石下令將黃富武“就地正法”。

1935年12月12日下午，身負重傷的黃富武被敵人用手推車拉着押往麗水大水門外沙灘，他昂然抬頭，告別山城羣眾，呼喊着革命口號，英勇犧牲。 ^[1] 

黃富武烈士受到黨和人民的深切懷念。1939年7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決定：為慰問方誌敏、黃富武等4位烈士的家屬，發起廣泛的募捐運動。1980年，麗水人民在萬象山公園內修建了黃富武烈士紀念碑。鮮花伴着英靈，黃富武烈士將永遠活在浙西南人民的心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