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逸

《歷史的荒原》，巴蜀書社，1995年。

《商周研究之批判》

《茶邊棲心錄》，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

論文：《古國族名前“有”字新解》、《甲金文中王號生稱與諡法問題的研究》、《詩王風、二南地望辨》、《釋沃丁》、《商周研究之批判提要》、《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甲骨卜字解》。

黃奇逸：重“審”甲骨不言狂——一位另類教授的另類探索

作者：戴善奎

編者手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一種執着在字裏行間奔湧，他——對事業的痴狂，對甲骨的熱衷，對生命的無悔，從厚厚的《歷史的荒原》和《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就可見一斑；他——勇於挑戰舊知識的侷限，勇於挑戰甲骨界的研究權威，勇於挑戰甲骨研究的不合理體系；他——是怪人，是狂人，是奇人。他就是四川大學教授黃奇逸先生，精神的富有與物質的貧乏鑄就他別樣的人生。

一套兩卷集超過百萬字、很不謙虛地要和司馬遷與王國維等“商榷”的甲骨學、上古文化專著，目前正在巴蜀書社趕印。是誰這麼狂，要出“地震書”？“我不喜歡拋頭露面，很不願意接受採訪。”書的作者、四川大學（以下簡稱川大）歷史系教授黃奇逸，一來就表明他的低調。他的住處很亂，書房裏字畫橫陳讓人無插足之地，另一間書法小屋則黴氣充溢。想要泡茶還得現去燒水，方便起見他邀我們到附近觀音橋一家大院茶社懇談。他的茶杯是寄存在此的，端出來的杯子杯沿有三個缺口、一圈茶垢，內泡粗製鐵觀音，可見蟲眼。學者的不拘，由此可見一斑。提袋裏掏出厚厚一本“書磚”《歷史的荒原》：“這幾十年，我形成了兩個學術體系，這本書是構造上古文化新結構體系的，和司馬遷《史記》的結構不同。”黃奇逸出語不凡。

黃奇逸以初中生的底子考上川大歷史系研究生的，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他這實際上得益於自小“啃書”。知青回城後，在工廠打過鐵，當過體育教師。在“萬人不讀書，讀書是瓜娃”的年代裏，黃奇逸卻狂讀度日。父親每週從熟識的四川師範大學圖書管理員那裏，用小軍挎包借回一袋書，黃奇逸教完兩節體育課後就埋頭讀書，每晚讀到三四點，聞雞方休。以一天一本的速度吞嚥。“那真是讀了大量的書，近代名家的都讀得差不多了，梁啓超的十幾卷《飲冰室全集》，六十種元曲，魯迅與聞一多的書……”父親每次帶書回來的時候成為他最盼望的時刻，讀得父親忍不住説他：“你讀得太快了，都不好找書了，只有找更偏的。”若干年後，黃奇逸還對法國電視二台一位女記者講我是受過法國文化薰陶的。對方笑着問：“你最喜歡法國哪本書？”他回答：“夏多布里盎的《墓畔的回憶》。”

當時某子弟學校差一個高中歷史教師，讓黃奇逸一試。當他走上講台時全班起鬨：“哪有初中生教高中生的？”然而課上完，學生卻不讓下課：“再講一會兒吧！”校長當場拍板留任。凡他的課滿堂鴉雀無聲，連最調皮的學生都捏着拳頭説：“上黃老師的課哪個要鬧，我們拳頭可不認人！”課上得好，他第一次體會到成就感。當了教師讀書時間更多。一天，正讀紙張發黃的《楚辭集註》，被工宣隊發現：“讀啥黃色書籍？”黃奇逸答：“讀的是毛主席送田中角榮的書。”對方語塞，倖免被批判。一切為讀書服務，怕人家干擾讀書，他為人就格外謙謹，老遠領導來了他就趕緊讓到路邊：“呃，書記好！” 書記看他不順眼：“成天讀封資修的書。”學校有個加薪名額，全校七十多人竟有六十多人投他的票，書記氣得夠嗆，強行決定把加薪名額給另外一個人，並當場問黃奇逸：“你服不服？” 黃奇逸回家後對父親講：“我想辭職，呆不下去了。”

“那你咋生活？”

“靠你供嘛！”

“説瓜話！”黃奇逸常到人民公園喝茶。屢次遇到一位吳先生在那裏講學，天文地理侃侃而談。父親看看讀書讀迂了的黃奇逸説：“只怕你還當不到姓吳的份。”

1978年，黃奇逸同上百人一道投考川大名師徐中舒的研究生。展開試卷，考生頭都大了：一道《古文字學與歷史科學》的嚇人考題讓人呆怔。黃奇逸一開始也不知所措，於是他自我囑咐：“不能慌！否則這輩子就沒戲了！”擬出12條提綱，一一陳述。結果被徐中舒先生打了95分。成都的報紙為此還做過報道。吳先生也參加了此次考試，專業課僅得幾分。問黃父：“你兒考了多少分？”

“95分。”

“不可能，那題目徐中舒自己都做不下來，那是人做的題呀？”

讀研究生之後，黃奇逸讀書更“痴”，關在一間教室裏除了吃飯就是攻讀，夜半方寢。次日聽到同宿舍的喊：“黃奇逸，食堂要收黃桶了，稀飯沒了。”他這才一躍而起。同學們寫出打油詩：“名士風流大不拘，花臉買飯誰憨痴，兩天才洗一把臉，中午漱口何嫌遲？”

畢業答辯中，徐中舒、張政、李學勤、胡厚宣等海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學者到場，給予黃奇逸較高評價。1980年，黃奇逸畢業留校。徐中舒幾次約談，要他報考自己的博士生。話説到這程度：你就是兩三門不及格，我都要收——當然你不會考成這樣。

二

黃奇逸思想卻產生“核變”，不想考博。他在參加徐中舒主持的《甲骨文大辭典》編寫中，有機會接觸到海內外匯集於此的十多萬件甲骨文圖片資料，發現舊的研究體系存在問題，“舊方法考釋的每個字，放在甲骨文中去通讀都困難，就是在一個字的隸定上，舊體系也矛盾百出”。一片“粹（784）”的甲骨上，A字舊釋為“今”，小篆中此字作A。與甲骨文字形不類。按“今”的讀法，在多片甲骨文中讀不通；又如“土”，《甲骨文編》舊釋為“有”，理由是“以文義核之，確與有無之有同義”。《甲骨文字典》稱：“字形結構不明，疑為牛字之異構；蓋古以畜牛為有，故借牛以表有義，後世乃以從右持肉為有。字形上，“土”與“有”一點不沾邊，理由上十分牽強。甲骨學舊體系還把與“有”讀音相近的“又、侑、尤、祐”等讀音相近的字，都通假過去。這樣，近千條以前讀不通、講不通的有‘土’的甲骨文，便“無堅不摧，似都可依約定而講通。即便這樣，仍有編號為“遊（67）”等的若干甲骨中，不好解釋。

黃奇逸細讀舊體系考釋的所有甲骨文，放回到甲骨中去，沒有一個可以完善到把凡有此字的甲骨文全部讀通的。照約定之法通讀，好則可讀通百分之八、九十；有些半數讀不通，有些則全然不通。

千百條微觀反常現象，使黃奇逸開始懷疑王國維等為代表的“甲骨學體系”，發覺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舊體系是建立在約定基礎上的。先在頭腦中有了先驗的甲骨學模式，即肯定甲骨文是商帝對自己生活中所有問題的卜問，每條甲骨文是一種語言敍述性文字，有此固定概念後，再來拼每個甲骨文單字，看它們在這種模式中適合什麼位置，能約定就千方百計地約定，不能約定的就硬加指派説它是什麼，此種“先輪廊後填充”之法實不可取。“這種模式，是在其基礎沒有被科學地反覆地驗證與審視，經王懿榮、羅振玉這些初始研究者淺淺打量後，是以‘王’字的研究作為開端，並以此建立了整個體系固定的輪廓的。”他們首先把甲骨文中的“王”字隸定為商最高統治者的王字，再加上“1”字的認定，便肯定這是商王卜辭。王卜辭一定，關於商王的一切都該包括在內，學者們一哄而上，“有了這種人眾勢大的固定模式，後繼者王國維及董作賓等都入其套路、定式，不能也不願擺脱與再審視此定式。”

黃奇逸認這，“王”字應是祭品中的“玉”字，商代君主稱帝而不稱王，古代稱謂中，“帝”是高“王”一格的，《史記·殷本紀》説：“周武王遂斬紂頭……其後世貶帝號為王。”《左傳·僖·二十五年》雲：“今之王，古之帝也。”典籍上，都只有帝乙、帝辛之稱，沒有稱王乙、王辛的。放在“粹（432）”甲骨中，只有讀成“王陷王”，不通；而“卜（187）”甲骨中，則讀成“王小令”，費解。甚而，還有倒寫成“土”的甲骨，若是君王，誰敢王字倒寫？讀不通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

疑團成百上千，在編寫《甲骨文大辭典》時，常有磕絆。黃奇逸和諸同學發現某字解釋不通，交徐中舒老師看，徐老也很礙難。於是編寫組定出規矩：只要這個字是甲骨文某大家考釋的，不通都不管，有人負責就行，一有疑難，只須標出“此字，某某先生解釋為……”，再將那一段釋文抄錄即可。

對“殷墟婦好墓”的研究使黃奇逸獲得重大突破。商帝武丁之妻被認定為“婦好”。他卻在《殷墟婦好墓》一書的圖52中，發現兩個銘文“XX”，上下排列、隸定為“子”、“女”的兩字被中間一個“X”字斷開，這還能叫“婦好”嗎？由是想到，所謂“婦好”，不過是學界一種約定。

“我發現甲骨文不是‘卜辭’，而是‘錄辭’，是祭祀問神之後的備忘錄。鄭玄説‘卜日與牲’，《左傳》講，卜問日常事務不須記載，為啥卜問宗教祭祀中的日與牲要記錄？怕以後記不住，對神不敬，面臨災難。因此，上古文化全變了。甲骨文全是祭祀文字，簡單記錄，不是表達生活的日常文字。所以卜辭跟不上語言。孔子以前，存在文字黑洞，使用的是非有效文字。錢玄同就很疑惑：以孔子的才具，咋會寫出《春秋》這樣記錄不清的書？是否假託孔子？實則在那個時代，其他諸子都存在文字能力差、跟不上語言的問題。如果6000多甲骨文都是形聲字，咋能記錄不下古代的歷史？周公《爾雅》以後，才開始用祭祀文字假借標音，改造成日常文字，所以許慎在《説文解字》裏有‘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説。傳統的甲骨學研究認為可以從小篆無限上推到春秋、殷商，直到甲金文，我認為不對。尤其兩個民族代換的時候，這種推演更成問題。”如果讀博士，這些想法在徐老那兒肯定通不過。花費幾年，寫一篇自己不同意的論文，可通過，但違心。寫一篇不違心的論文，又通不過，不划算，故而放棄考博，走上艱難而漫長的研究之路。

三

圈內，黃奇逸以“狂”聞名，最早還應追溯到1982年，剛畢業不久的小人物，不先寫纖雜小文，突然來“莽”的，推出《甲金文王號生稱與諡法問題的研究》，由此把自己推上祭壇。

事關全國幾萬件出土銅器斷代問題。如此多的銅器，都是以幾十個敲得定年代的標準器作為斷代標準。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做器和活動是同時的，是為“生稱説”，例如一件銅器，有銘文記載：成王與器主在某地活動，成王賞賜主人東西，主人很榮耀。王國維先生曾撰文《蹫敦跋》道是有成王在場，做器時應該是活着的。這樣，該標準器便應是成王時代的器物，學術界均表同意。成為斷代定論。黃奇逸讀《僪敦跋》後，分析王國維當初未看破銘文假象。器主做器，往往滯後若干年，甚至是幾十年，實際到了康王時代，成王生前只稱王，“成”是康王時加的諡號。此類事情，春秋左傳很多，孔子時代，常與季康子活動，季康子生前無“康”字諡號，是後來學生加上去的。因此，黃奇逸認為活動在先，做器在後，銅器上的是身後諡號才解釋得通，是為“死諡説”。

文章一出，學界譁然，大有“輕薄為文哂未休”之唾。客氣的，説“黃奇逸研究問題，有點像理工科”；不客氣的，視之為叫板王國維的斷代標準：“一刀砍到王國維頭上去了，狂！”走在路上，“狂生”難免被詰問：“你的意思是你比王國維還兇？”

“我哪是這意思！”

“你擺的架勢就是這樣！”

對此黃奇逸苦笑：“不想得狂名都不行！”有哪一個狂人，願以20年代價為“狂”字買單？也罷，他乾脆刻下“枉得狂名”、“先覺為狂”兩方印章。

現在，要開創甲骨學新體系，豈不是狂之又狂！黃奇逸開始另立門户寫作《商周研究之批判》、《歷史的荒原》，內心卻痛苦乃至絕望！“你是在摧毀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面對上百偉大學者，告別好大一個神壇，另設祭壇，這是對的嗎？”王國維是徐中舒的老師，自己是徐中舒的學生，背逆師爺另闢蹊徑？逆向探索，求索比順接更須付出代價。寫作中，上百次地停筆，不願往前走，無數次自問：“你的發現是真的嗎？和曾經頂禮膜拜的人爭鋒，該走這條路嗎？”理智認可自己的發現，感情卻不認可，常常想得淚流滿面，瘋子一般。

甲骨學難道就該停止在某個既定的頁碼上，永不翻開新頁？中國文化傳承中，“因循枷”永不可解？最失意的是找不到人討論，事事獨悶於胸，渾如天地一沙鷗。身的孤獨，是一種原罪，心的孤獨，是罪之重罰。否定了舊的，新體系又如何建立？唯有在逐年批判中逐年完善。

助教一職，黃奇逸就幹了8年。講師一職，又原地踏步17年。月入一千多元，和同窗狠狠的差了幾個等級，收入只及人家三分之一。學術論文無處發表，説得對的也被當作“狂話”。任何評獎，盡皆無份。申請學術基金，更談不上。按理，這麼大一個課題，不論學者持何種觀點，都是有價值的。黃奇逸最初也申報過一次，石沉大海。由此他搖頭：“換個人，可能想一晚上，選題就能報準，我研究了十多年，還上不了篩選名單！”於是他死心。住房，只有和別人合住一間午休房的資格。懶人見棄於世，忙人怎也多舛？大時代也能誕生如此弱勢的學人？一個“狂”字，足以打發似水年華。黃奇逸體味了人生重大的挫折感：“我這一生的學術生命，可能打水漂！”雖然悲哀，旋又寬解：“其實每個人都在打水漂，包括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因為每個人前行的時候都被人修正。”

研究歸研究，成型的甲骨學大課，還得按既有的講。黃奇逸有趣，不講甲骨學，卻開設史學名著課，講《論語》、《老子》，偶有“孔子更勝於雷鋒”一類發飆之語：“孔子的東西讓人思考：為什麼該這樣？雷鋒則不勞人思考：就該這樣。”涉及甲骨學，必講一兩段逆反之義，賺得許多掌聲。平常不形於色，一上講台謙謙之態讓位於咄咄之氣。他語音洪亮，快語滿屋，不乏得理不讓的霸氣。講課魅力有種超越學科的吸引，即使隔行的人，也會聽得津津有味。

四

學術第一，家庭第二，是黃奇逸的活法。沉潛故紙，不理家政，有礙和諧。夫人也是優秀的職場女性，大家都忙，誰來理家？黃奇逸語氣獨尊：“我正在做一項重大研究，我不做，就沒人去做，而你的工作，別人可以代替。”衝話觸痛人，一日夫人告之：“《歷史的荒原》書稿被我燒了。”黃奇逸如五雷轟頂，家中一陣瘋找，沒有！徐中舒先生已作古，甲骨圖片資料因物歸原主而散去，書稿無法重寫。接連四天，他如失常一般，呆坐於火車南站，人潮滾滾，氣笛如牛。世界紛繁，身畔清冷。天空澄明，目光迷離。你是不是弄錯了年代？放諸胡適先生“多研究些問題”的語境中也行。看匆匆過客，覺得誰都比自己幸福。人生識字，怕真是糊塗之始！人生太沒意思了，遂萌生卧軌之念。絕望之極，夫人解壓：“書稿沒燒，只是藏起來了。”黃奇逸絕後重生般直叫：“快點拿來！快點拿來！”最終，二人勞燕分飛。

“錯藥”，是為迂人準備的。孤身一人，寫《歷史的荒原》如獨坐荒原。住單身宿舍，做一次飯，當幾天餐。街邊小面、便宜快餐，成家常便飯。按黃奇逸的説法：“一輩子不想用電腦。電腦上寫，沒有重謄的過程。而重謄是邏輯再審視。文章寫得不能再改了，重謄都能改動。所以我的書稿，至少謄三遍。”寫作形同文火煨湯，每天上午寫上幾百字，下午泡茶館看書，是為邊寫邊補充，防止被掏空。黃奇逸不怕慢，樂意慢。“我感覺，越慢的東西來得越好，越寫越快恐越寫越孬，蘇東坡時代毛筆夠慢好文章卻出來了，多產則不精，為求精我情願低產。”放着電腦不用，天天伏案寫字，想必不輕鬆。黃奇逸承認不是一般的累：“累得筋疲力盡，才有幸福感！”

1993年，50多萬字的《歷史的荒原》成稿，黃奇逸一身浮腫，血壓升高，失眠無力，腎部如頂起兩砣石頭，胃幾乎喪失消化功能。醫生診斷為極度腎陽虛：“再不停止，一週內連命都出脱！”開出三個方子：放下工作、改善伙食、運動鍛鍊。黃奇逸把工作量減少1/3，加強走路鍛鍊，甚至和學生一起走路去龍泉驛，一天打來回。伙食上，學校的住處沒有火頭，去找父親撩起褲腳：“爸，你看我的腳都腫了！”從此，黃奇逸天天去老父處做飯。

一天，黃奇逸在川大文科樓寫作至晚上九時，直到有人喊：“晚飯吃得了！一棟樓燈都關完了！”他方才收筆。出校門，沿錦江而行，過九眼橋，腹中已是肌腸轆轆。尋常巷陌有賣豆花飯的，然而最後一家豆花飯小店都已關門。驀見街邊有幾位同學正和老闆品茗，一陣招呼：“喝茶喝茶！”他説：“飯還沒有吃哩。”在座一位丁老闆很熱情：“正好，這兒有牛肉夾鍋魁。”一來二去，黃奇逸和丁老闆熟了。丁老闆通翰墨，知書懂文，喜歡和文化人扎堆：“奇逸先生，我看你是性情中人，得空就來我家坐坐。我住十九中。”

“太巧了！我也住那裏。”黃奇逸的老父就住十九中。隔日晚飯時分，有人來門前呼喚——竟是丁老闆設下家宴，特來相邀。頗有幾分杜甫當年“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的境況。丁夫人是川菜高手，烹飪可口。週末，諸同學也來丁家聚首，有的還自帶碟子播放。道文論時，奪席談經。黃奇逸也是語健之人，卻從不談甲骨學，而是參談別人所長，腹中藏卷，皆能深説，甚而還可賣弄。

仁厚的丁老闆，深知黃奇逸困窘，隔三岔五就請他到家中吃飯。兩三年間，黃奇逸都是常邀食客。丁傢伙食豐盛，飯後丁老闆夫婦還陪他散步。如此一來，身體明顯見好。後來，丁老闆因病過世，黃奇逸在靈前跪地而泣。另有一位企業家也歡迎黃奇逸這位食客，專門叮囑：“你每次一定要五點半來，六點之後，就只有剩飯剩菜了！”

學術著作不賺錢，普遍存在“出版難”。《歷史的荒原》要變成鉛字，作者至少要承擔1.5萬元的合作出版費用，這還是最關照的——時逢歲末，出版社尚有幾個書號，年底不用，過期作廢。“書號算白給，印工費總得付。”社長説。黃奇逸很鬱悶：一萬五，到哪裏去弄？天生我才必有人助，一位自幼相識、私交甚厚的朋友耐心聽完這本“黃氏怪書”的內容後，甚為嘉許：“好書嘛！邏輯扣得很緊，算個大突破。”黃奇逸發狠：“我可能活不了好久，誰幫我出了書，馬上死了都值！”

老同學向房地產商羅玉文力薦。羅先生道：資助，沒問題。但地產商説起來有錢，流動資金有時候卻“分文沒有”。翹望數月，1.5萬元在哪裏？羅老闆一狠心，從自家存款裏取錢：“錢緊得很，1.5萬元拖到現在。”黃奇逸已經很感動，羅先生逗趣：“黃老師，手抖不抖？這輩子有沒有一次拿過上萬元？”後來，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羅先生生意也不做了：“年輕時，想錢得很，現在有錢了肚皮裏貨少，很悲哀呀！想讀書得很，乾脆跟着你讀書。”《歷史的荒原》推出僅一月，一千冊就銷售一空。

五

1995年，黃奇逸的《歷史的荒原》一書出版後，有人提醒：“你該申報副教授了。”黃奇逸的倔勁又上來了：“要當就當教授，就憑這本著作，也遠遠是教授以上的水平！”因此，每次申報他都報教授。直接躍兩級，學校向無先例。黃奇逸説：“副教授？我不要！就當老講師，我少年時的啓蒙老師徐仁甫，在四川師範大學也只是講師。”

就是這位徐仁甫先生，初次見面就以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名言激勵他：“啥都弄得好的人，絕對做不出大事。很多先哲，都是悽悽慘慘的。”“大任”之説很悲壯，弄不好也會迂人，足以鑄造知識分子的清流品格。性格即命運，雖然有些宿命，但是事實。要選説話直白、脱口而出的人物，非黃奇逸莫屬。其人從小率真，又扎進書齋自成一統，同外界隔絕，連修煉性格的時間都自我剝奪掉。也許，大學該是廣納天下奇才、最能容忍學術怪人的地方，就像當年德國學院集納尼采、叔本華這類的思想者一樣，思想者只有在不羈的生態中誕生。尤其是一個重大探索的初始階段，探索者身處草莽而不被看好，學府應該是“性格即命運”的終結地。

甲骨學新體系已足以使一個人耗費終生精力，黃奇逸卻又同時在“第二戰場”折騰。“我的學術體系是兩方面：除甲骨學外，另一個是上古文化新結構，和司馬遷《史記》的結構不同，司馬遷主要是以人物、事件過程來講古史，我所研究的上古文化體系，主要談古代人類精神與文化結構。”他認為上古文化一直籠罩在“儒家解釋體系”下，“其要害是宣傳今不如古，這是把以往落後生存狀況下人們不得不相互依存的關係，完全解釋成人們敬恭遜讓自覺遵守的一種社會精神與美德；把遠古君王在惡劣自然條件下不得不勤政勞苦的形象，完全解釋成君王們自覺自願的一種‘內聖外王’的享受。”為避免舊有的思維定勢，黃奇逸確立了“四維”眼光：第一維，事件；第二維，事件、制度與精神在時空中的變化與流程；第三維，事件、制度後面主宰上古文化的宗教精神；第四維，無文字與“非有效文字”伴隨下的口頭傳説與歷史種種的變相形體。“有了全方位的四維觀察與討論，上古史才能顯現出更真實的面目。”

黃奇逸自費前去司馬遷墓拜謁，但見門可羅雀。守門人問他從哪裏來，聽説是成都的很詫異：“這兒鬼都沒一個，你還那麼遠跑來看。”墓園內野草叢生，僅有幾個割草人。墓在山上，面對黃河，氣勢不凡，是司馬遷自選的地方。繞墓，撫土，黃奇逸跪下磕了九個響頭。累了他一頭靠在石碑上睡了過去。懵懂中醒來，看到清代畢沅手書的墓碑，才想起今夕是何夕。而他研究的上古文化體系，是想對這位偉大史家形成補充！

他還到了邙山。“死葬邙山”使這裏成了北方墓場。在此面向黃河，黃奇逸對自己的一些想法進行了驗證。他認為，《詩經》的產生具有“共同的背景原型”，並將“詩三百”全部歸於祭祀時的祭歌、輓歌和宗教神歌，在《歷史的荒原》一書中，他運用了大量的文獻學、人類學、訓詁學知識，逐一將《國風》、《小雅》中150首詩置於這一“共同的背景原型”中探討。眾所周知的《周南·關睢》詩，原是一首祭祀長詩，追述自己與亡妻過去的懿行韻事，只是後來被蒐集整理時刪節了。證據之一是《史記·孔子世家》説：“《關睢》之亂以為《風》始。”“亂”是詩、賦的卒章，現存的《關睢》沒有“亂辭”，古代很可能是有的，只是被刪了。證據之二是《論語·八佾》：“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睢》詩中，不見一點哀慼之情，孔子説它“哀而不傷”，可見它只是祭歌中的一段，復原全貌，應該是有悲情的。清代學者為了解釋“哀而不傷”，費盡心力，多到上百種猜想，卻沒有想到“詩三百”的背景原型是祭歌與輓歌。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河，應是黃河，吟者所站之地應該就是墳場邙山，黃奇逸在這裏恰好就聽到了河洲水鳥叫聲。男子應在祭奠他心愛的女子，回憶當初如何追求她。北邙山處於陰位，幾千年都是埋葬之地。《關睢》屬祭祀時吟頌之歌。而不是“淫奔”詩。

大量出土過甲骨的河南小屯，他也去了。他看過歷次考古報告，只發現大型墓葬，未見大型宮殿、城池遺址。問當地管理站人員，何以僅憑墓葬就認定這裏是殷朝王都？管理站人員語焉不詳。舊體系覺得，占卜後甲骨歸檔管理，所以這裏是殷都。小屯為祭場、墳場，故這裏只出土宗教祭祀甲骨。按墓葬在北之列，周武王由南邊進攻牧野之事，殷代都城恐應在小屯之南，牧野之北。但他説個人力量有限，只有留待別人來研究。

繼《歷史的荒原》之後，75萬字的《商周研究之批判》又在疾書中。他這麼拼命，關心者看不下去：“黃奇逸要得啥子，完全把自己當小夥子！”他依然如故。“每天整得筋疲力盡才舒服，否則當天就太可惜了，太陽是給人家升起的！”進入2000年以後，又過了幾年，這位徐中舒八十年代的得意門生還是個講師。國內史學界開會，很多人都奇怪地問：“這是怎麼回事？”

2005年，他再次申報教授，獲各級評委會通過，校方有關領導也同意升兩級。碰見領導，黃奇逸緻謝。領導説：“不是我做工作，是你的書自己給自己做了工作，看過書的人也都認為該升兩級。”成了教授，工資住房稍得改善。系裏大力支持出書，《歷史的荒原》擴充到75萬字，加上《商周研究之批判》，計150萬字，兩書合為《洪荒孤棹》上下集，交由四川巴蜀書社出版，近期即將推出。

我的老師黃奇逸先生——作者：李萬生

一

有多位研究甲骨學和商周史的朋友對我説到黃奇逸先生時，都説：“黃先生人如其名，既‘奇’又‘逸’。”但都沒有明説為什麼“奇”和“逸”。這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我瞭解黃先生，不需要就這兩字的含義作出説明。他們為什麼説黃先生既“奇”又“逸”呢？我猜想，是因為他們讀黃先生的文章，感覺到黃先生的才氣大，寫的學術文章很有氣魄，論述嚴密，且很有可讀性。我認為他們的看法是對的，但很不夠，因為他們對黃先生的瞭解遠沒有我的瞭解全面。可以説，他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認為黃先生的“奇”和“逸”，在於他不願做小家子的學問，而他的素養又足以使他把學問做的很好。

除了本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外，黃先生能寫很好的詩，能填很好的詞，能寫很好的散文，又寫小説，寫哲學書，還習書法，也畫畫。這樣的多面手，今天能有多少？黃先生的書、畫未能與古人爭位，但在不斷的學習，小説和哲學書我還沒有讀到，不便發表意見，至於他的詩、詞、散文我都是讀過的，我認為“很好”。因此，他寫學術文章能把哲學的邃密、詩詞的精練、散文的活潑、小説的舒展等特點集中起來，於是人們便感到了他的“奇”和“逸”。據我的瞭解，至少在現在的甲骨學和商周史學界，就才華而言，未有能與黃先生相比的。

二

黃先生的“奇”和“逸”也體現在他的喜好遊覽名山大川上。他遊覽了許多名山大川，每次遊覽都有大量的詩作產生，間或也有散文寫出，因為他注意觀察思考，不是走馬觀花。

黃先生每次出遊，都總是乘坐最差的交通工具。比如説乘汽車，他要乘票價最低的。這不全因他薪水微薄，要節省錢，而是因為這樣的汽車上“閒雜人員”多，他和這些人閒聊，能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説乘火車，他一律買硬座，也是因為硬座車廂裏“閒雜人員”多，可以與這些人閒聊。買不到座號，也沒有關係，帶幾張報紙，上車後將報紙往地上一鋪，坐在地上，就開始了與“閒雜人員”的閒聊。如果困了，就將報紙鋪在有座號的乘客的座位底下，呼呼大睡。醒來後照舊與“閒雜人員”閒聊。

閒聊不是他的活動的全部。如果有靈感了，他就開始寫散文或詩。為了不被打擾，他往往離開那些可愛的“閒雜人員”，躲到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坐在地上寫。1986年冬他從西安回成都，寫了兩千多行的長詩《飛雪中的長安》。這詩就是躲到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坐在地上寫的。

如果在山上或農田邊，他總是滿臉堆笑的向他遇到的人問這問那。“大爺”、“大娘”、“大嬸”、“老兄”、“兄弟”、“小朋友”……隨着他燦爛真摯的笑容首先叫出，所以沒有不滿意回答的。所以，他的旅途總是很愉快。

他旅行到一地，喜歡逛該地的自由市場。他觀察市場的方方面面，同各種各樣的生意人説話。所以，每次逛市場回來，他對諸如物價、市面、人情等等的瞭解，常常會讓當地人大為稱奇。

黃先生出遊，絕大多數都是他一人。偶或幾人出遊，但到一地後，他總喜歡和同伴約好某時在某地見面，然後就奔他喜歡的目的地去了。

三

讀者已經知道黃先生是非常隨和的人。這是對的。我就這麼以為。但有人説黃先生很孤傲。隨和和孤傲，很矛盾。但在黃先生那裏卻又很統一。這應該也是他的“奇”和“逸”的地方。

對學生，對小百姓，對乞丐，他總是很隨和。但對他認為討厭的領導、心術不正的人或他覺得討厭的人，他就很孤傲；即使這些人迎面向他走來，他會眼睛看天而藐然走開，如果那些人要與他打招呼，他會一面輕蔑的笑笑，一面加快腳步離開。

所以，黃先生到底隨和還是孤傲，不和他深交的人不是很清楚。

四

黃先生1980年從名師徐中舒先生處以優異成績畢業，獲碩士學位，在學術上已經有很高的成就，他教過的學生，有的已經是正教授，但他現在仍然是講師。他不以為意。他天天上午寫作，下午到一個偏僻地方的茶館喝茶、看書，晚上或者找好友海闊天空的談天，或者獨自在自己的屋裏寫寫字，畫畫畫。

黃先生未當教授，仍然屈居講師之位，有兩種説法：一是因為現在的學術界壓制他，不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一是他要求由講師直升正教授，不能有副教授這階段，而學校不同意。他為什麼要求由講師直升正教授呢？據説這是因為他的學生都有當正教授的，自己成就又很高，決非做正教授的學生所能比，因而當副教授很是羞辱。這兩種説法，哪種更近真實，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問過他，他自己也好象不大願意説這事。我每次和他通信和電話時，他説得多的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們是要和古人爭位，不是和今人爭位。”他指的是學術上和古人爭位。

五

好了，讀者一定想知道黃先生的籍貫和出生等情況了吧。

黃先生是四川井研人。與清末的經學大師廖平是同鄉。

黃先生出生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老師，母親是中學老師。但他初中似未畢業就“上山下鄉”了。恢復高考後，他直接作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