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葵

《遠望姐妮下田來》等

著有《論歌唱藝術》。

自幼學習音樂，1927年入蘇州東吳大學學習生物，同時進修鋼琴。

1930年赴美國入亨廷頓大學主修聲樂，193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獲特立西格榮譽學會會員獎，並參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獨唱演出。

同年回國，返回東吳大學任教。創辦了音樂系，招收聲樂和鋼琴學生。並自己親自組織了一個由40餘人組成的合唱隊，自己擔任指揮，每年在大禮堂舉行較大規模的演出。後來她親自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蘇利文編寫的輕歌劇《杏眼》（Almond Eyes），組織公演，大獲成功。

1934年春，黃友葵應母校福湘女子中學邀請，在新校舍落成慶祝大會上，舉辦獨唱音樂會，以表達對桑梓和母校的盛情。在東吳大學工作的同時，她又隨蘇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蘇石林學習聲樂演唱。

1939年在昆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聲樂教授。

1940年在重慶國立音樂院任聲樂教授兼聲樂系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教於南京大學藝術系、南京師範學院音樂系、南京藝術學院，1979年任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三、四屆常務理事，音協江蘇分會主席。

3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從事聲樂演唱，曾在上海、南京等地舉行獨唱音樂會，在歌劇《柳娘》《圖蘭朵》《茶花女》《蝴蝶夫人》中任女主角。她擅長演唱中外藝術歌曲。她從事聲樂教學50年，培養了許多聲樂人才，如張權，魏啓賢，馬秋華等。 ^[1] 

桃李盈樂苑

——中國第一女高音黃友葵

1987年5月，六朝古都南京，太湖之濱無錫，分別隆重舉行“黃友葵教授執教60週年暨80壽辰慶祝會”。中央樂團著名聲樂家魏啓賢、臧玉琰、劉淑芳、孫家馨，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王福增，上海樂團歌唱家劉明義等國內外音樂界一百餘位專家、學者歡聚一起，舉行了熱情洋溢音樂會。

黃友葵自幼喜愛彈奏月琴、揚琴、吹奏簫、笛等樂器。七歲時，在別人家偶見鋼琴，稍加撫弄，即能奏出《梅花三弄》的旋律。她在福湘女子中學讀書時，接觸了巴哈、貝多芬、肖邦等大家的作品，通過對《月光奏鳴曲》、《悲愴奏鳴曲》、《雨點前奏曲》、《革命練習曲》等名曲的練習、表演，進一步理解了貝多芬深邃的內涵和肖邦對祖國的熱愛和懷念。

1930年，黃友葵赴美，在阿拉巴瑪州立大學（現亨廷頓大學）工藝美術科學習，翌年，正式考入該院音樂系聲樂科，成了阿·波爾切斯的學生。

進入音樂系後，她學習了大量的歐洲古典作品，1933年，她以優異的成績在亨廷頓大學音樂系畢業，同時當選為該校榮譽學會（Trisigma）會員。

1933年9月，黃友葵放棄留美機會，毅然踏上歸國之途，返回東吳大學任教。她創辦了音樂系，招收聲樂、鋼琴學生，並組織了一個40餘人的合唱隊，親任指揮，每年都要在大禮堂舉行較大規模的演出。她親自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蘇利文編寫的輕歌劇《杏眼》（Almond Eyes），組織公演，大獲成功。

1937年，黃友葵在上海蘭心大戲院，以中國《聊齋志異》為題材創作演出古裝歌劇《柳娘》，擔任該劇的女主角，男主角由著名歌唱家斯義桂擔任，他們的合作演出，獲得圓滿成功，樂隊也曾以“中國第一女高音”對黃先生加以讚譽，並欲資助她去意大利歌劇院深造，條件是三年學習期滿後要留在意大利演出歌劇三年，也有人慾聘其去美國好萊塢演唱，並許以高薪，但被她一一謝絕。

為了專心教書育人，1938年起黃友葵逐漸放棄了自己的演出活動。她熱愛教師聖潔的職責，熱愛嗷嗷待哺、勤學苦練的年輕學子，懷着對教育事業的一片堅貞之心，她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教學之中。黃友葵自己常説：“我雖然長年買頭於教書，再也不登台了，可是我教會了學生演唱；每當我見到或聽到學生成功地演唱，我總覺得比我自己登台演出，受到觀眾熱烈喝彩，還要高興，還要欣慰……這是我教了一輩子，所得到的最大的愉快。”出於她對聲樂藝術的滿腔熱情，對學生的熱愛，以及教學中一貫的高度責任感。黃友葵每天除了對學生一絲不苟地精雕細琢，進行指導外，還經常放聽學生們灌製的唱片和錄音帶，反覆認真思考學生們的美中不足，逐字推敲以使表現更完美，著名歌唱家魏啓賢和藏玉琰，都是在歌唱多年蜚聲中外後，都經常回到黃老師這裏來聆聽教誨。

1945年，國立音樂學院遷址南京，黃友葵擔任聲樂系主任，並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兼教聲樂課，培養出方應暄、王萃年、孫家馨等歌唱演員。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成立南京師範學院，黃友葵先生任音樂系教授兼聲樂教研室主任、院工會主席。

黃友葵全身心地投入到聲樂教育事業，辛勤耕耘了60多年，為我國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聲樂人才，作為美聲學派的聲樂家，她不斷研究民族唱法，探索民族聲樂與美聲唱法結合的路子，直至白髮蒼蒼，始終不懈，1989年，也就是黃先生去世的前一年，還出版了專著《論歌唱藝術》，同年5月，她的聲樂研究生湯愛民畢業，獲得了碩士學位。

恩師深情永難忘，湯愛民回憶説：“黃先生給我最強烈的印象是對事業的執着追求，這種追求首先表現在她廢寢忘食的工作精神上。她主要的生活場所仍是課堂。一坐上琴凳，沒有三四個小時不會下來。她常説‘我不累’。其實，幾小時授課下來，倦意早已悄悄爬上先生的面龐。面對自然規律的無情、冷酷，她以透支生命的方式來抗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