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植

麻植，又名愈高，浙江省青田縣人，1902年出生在一個普通勞動人民家庭，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人。青田盛產玉石，當地居民多以開採玉石和經營玉石為生。玉石歷來是官府，皇家的玩物，而開採工人卻生活不得温飽。麻植從小對石工的苦難生活十分同情。他的青少年生活是在家鄉度過的，讀書時受“五四”運動的影響，開始閲讀從上海傳來的進步書刊。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他先後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 ^[2] 

1924年冬，麻植受中共江浙黨組織選派，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此時，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並代表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在黃埔軍校的中共黨組織，發動黨團員和進步青年開展工作，擴大共產黨的影響。麻植入學後，在學習和工作中表現突出，中共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支部成立時，他被選為候補幹事（即候補委員）。1925年1月，軍校特別區黨部青年軍人社成立，麻植成為該社刊物《青年軍人》出版發行股的幹事。

同年2月，麻植加入了由第二期學生編成的學生總隊，組成黃埔校軍，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他調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宣傳幹事，按照政治部制定的戰時宣傳計劃，隨軍跋山涉水，向民眾宣傳東征意義，動員他們幫助東征軍運輸和擔任嚮導，還深入前線宣傳，鼓舞士氣，在東征中發揮了政治工作的威力。5月中旬，反動軍閥劑震寰、楊希閔。在廣州密謀發動武裝叛亂，麻植隨東征軍主力日夜兼程回師廣州，平定劉、楊叛亂。省港大罷工爆發後，麻植在軍校刊物上發表文章並組織專刊宣傳，支援省港罷工。 ^[1] 

中共四大以後，黨決定擴大廣東軍委工作，周恩來出任廣東區委軍委書記，主要領導國民革命軍及黃埔軍校中的中共黨組織工作。畢業後留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的麻植擔任了廣東軍委秘書，在周恩來領導下，負責軍委組織工作。

10月，麻植又參加了東征軍第二次出兵東征，任東征軍總政治部宣傳科員。他在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和其他同志一起，沿途開展東征軍內部及對敵鬥爭的宣傳工作，還深入貧苦民眾，宣傳黨的工農政策，幫助當地建立工會、農會等羣眾組織，使東征軍所到之處，深受羣眾擁護。當東征軍攻克潮汕後，他寫信告知父母：“此次我軍東征，於短少時間便克復潮汕，實諸將士奮勇殺賊之功。征途中我軍甚愛護人民，秋毫無犯，所以人民對我軍感情甚好。”由於完成任務出色，不久，麻植被東征軍總指揮部提升為政治部宣傳科長。 ^[1] 

黃埔軍校內的左、右派鬥爭異常激烈，麻植也曾是蔣介石等人爭奪的對象之一，面對高官厚祿的許諾，他絲毫不為所動，因而成為國民黨右派操縱的“孫文主義學會”攻擊的對象。他在軍校的中共黨團領導下，與軍校的共產黨員一起，按黨的指示，團結左派，爭取中間力量，反對極端的反動勢力，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運動。北伐進軍後，周恩來、聶榮臻離開廣東前往上海，軍校政治部主任由熊雄擔任，麻植代為負責主持廣東軍委的工作，他與季步高、黃錦輝等互相配合，做好黨的軍事工作。

自投身革命後，麻植下定決心：“早點把中國統一……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之中救出，解除一切痛苦。”因此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堅定地表示：“兒亦願為救國救民而犧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他的哥哥以為他在外當了大官，曾來信向他要錢，遠離家鄉並非為謀取個人利益的麻植在回信中告訴哥哥：“弟在外所為者自信皆救國事業，所以雖不能在家侍奉雙親，亦聊堪告慰，弟現升任政治部宣傳科長，每月薪水本定為百六十元，但弟為第二期學生（校中規定第二期學生不論位置高低，每月均薪水為五十元，如要增加，大家同時增加，此辦法極為平允，因革命軍係為求平等自由而革命，故對薪水一層不大看重）。”

對於結婚娶妻問題，他在給父母信中坦言：“娶妻應備之條件”：“第一，女人要識字，頭腦清楚者。第二，女人腳要大的，並且身體要無殘缺而強健者。第三，女人性情要和兒相合者。第四，女人最好亦是有志向做救國救民事業與兒相同者。”他告訴父母：這些條件是“與人結婚最要緊的信條，如不備上列四條資格，雖他家裏如何富貴，品貌如何美麗，兒也不娶”。“兒在外自信沒有不好的行為，這是可告慰的。兒寫此信是老老實實的寫出”。從上述幾段話中，可以看出熱烈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共產黨員麻植的革命婚戀觀，明顯受到他相伴日久的周恩來夫婦之間完美結合的影響。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曾是大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形勢也急轉直下。1927年4月15日，廣東軍閥當局開始在廣州大規模地搜捕和屠殺共產黨員。

當時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秘書，自1926年12月周恩來和聶榮臻等離開廣東後又擔任代理軍委主任、負責主持軍事工作的麻植，與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等，堅持留在形勢日趨緊張、鬥爭異常激烈的廣州，從事軍委和黃埔軍校之間的聯絡工作，並曾為反擊廣東一觸即發的反革命政變而策劃過秘密軍事活動。4月14日深夜，黨組織偵悉敵人將於次日凌晨開始動手，緊急通知麻植撤離黃埔軍校。麻植登上小艇，在新洲漁民掩護下，於15日凌晨秘密返回廣州。

此時，廣州已危機四伏。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偵探、軍警已三五成羣，佈滿大街小巷，將廣州的革命團體、工會和羣眾組織的所在地分別包圍。 ^[1] 

天將拂曉。麻植機警地躲開敵人，急速穿行於大街小巷，接連趕往軍委設在萬福路、東山等地的秘密辦事處，探聽同志們的安危，轉達區委的指示。當他快到中共廣東區委機關的所在地時，遠遠望見國民黨軍警已包圍了那裏。他又迅速折回榨粉街軍委辦事處，正好遇見敵人剛從與辦事處相鄰的學生旅舍抓捕幾名學生。麻植立即離開辦事處住地，拐了個彎，匆匆走進了德政北路已故戰友洪劍雄夫人張婉華的家。

洪劍雄是麻植在黃埔軍校過往從密的同學，又是一起在黨內工作關係甚篤的戰友。洪劍雄在北伐中犧牲後，他的妻子張婉華仍堅持在中共廣東區委從事婦運工作，麻植也常與之來往。當張婉華見麻植在警車呼嘯、刀光劍影中，依然若無其事地奔波各處，不由得焦急地大聲對他説：“你好大的膽，還到處亂跑，幸好黃玉蘭已經來了，我讓她住在這裏，你是敵人通緝的對象，請立即穿上劍雄的長衫，我派人護送你去南海里水避風頭。”在張婉華的幫助下，裝扮闊少爺模樣的麻植，由張家一老一少兩個女眷挑着食籃陪伴，扮成下鄉走親戚的樣子，混出廣州城坐船前往南海縣裏水鄉隱避。

來自廣東梅州的女共青團員黃玉蘭，是當地黨組織派往廣州投考國民黨中央婦女部舉辦的婦女運動講習所的學員。1926年下半年，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會設立榨粉街軍事秘密辦事處時，因當時租房子“非眷莫問”的緣故，受黨組織安排，駐守辦事處機關，掩護麻植等人在軍委會的工作。她是一個未滿16歲、初中尚未畢業的小姑娘，因她文化低，又不懂廣州話，麻植便熱心地幫她補習文化，講解革命理論和黨的知識教育，提高她的思想覺悟。黃玉蘭白天在婦女講習所學習，夜晚回到辦事處機關，為大家料理日常生活。她崇敬地把關心她、幫助她的麻植當成了自己的大哥哥。 ^[1] 

麻植避走裏水之後，黃玉蘭在張家住了兩天，見外面風聲似乎平靜一些，便又回到她惦記着的榨粉街軍委辦事處。她環顧四壁，正暗自慶幸麻植已脱離險境時，猛然見麻植闖進門來。

麻植的突然歸來，令黃玉蘭大吃一驚。麻植卻鎮定地説：“玉蘭，我在街口被敵人盯上了，你快把大門關上，快！”説着，他奔上房間，捧着一摞黨的文件、檔案和軍校黨員名冊，放在廳堂，點上火焚燒。

門外傳來敵人雜亂的腳步聲，黃玉蘭看到麻植為保衞黨組織的安全，全然不顧迫在眉睫的危險，她一把奪過文件和名冊，推着麻植説：“讓我來燒吧，你快點從天台離開這裏，要不就晚了。”

麻植一面不停地把文件投入火堆，一面嚴肅地回答：“不行，這些文件檔案和名冊比我的生命還重要，它關係到數百名黨員的生命，關係到黨的前途，我是為了它才回來的。如果它落在敵人手裏，那麼，黨組織的損失就更大了，你快點幫我燒吧。”

黃玉蘭聽了他的話，也趕忙幫他一起燒。很快，文件名冊化為片片灰蝶上下飄舞。

“嘭、嘭、嘭”，敵人開始狠命地砸門了。在大門被砸破的剎那間，麻植緊盯着已化為一堆灰燼的文件名冊，如釋重負地站立起來。

蜂擁而入的敵人，屋裏屋外地大肆搜查，氣急敗壞地將麻植和黃玉蘭押到廣州市公安局，囚禁在八號監獄二樓政治犯的男女牢房。

此時，國民黨右派已在軍校“清黨”，數百名黨團員和進步學生被投入監獄，軍校政治部主任、黨團書記熊雄也被逮捕。敵人得知麻植是在黃埔軍校管理中共黨組織的重要成員，妄圖從他口中得到黨組織的秘密。兩個在軍校加入孫文主義學會的右派學生前來充當説客，勸他識時度事，交出黨組織人員名單，遭到麻植的嚴詞拒絕。為了從麻植口中得到口供，敵人一次又一次動用插竹籤、坐老虎凳、吊飛機等酷刑逼迫拷問。每一次審訊，麻植總是血跡累累地被押回牢房。視黨的組織重於生命的麻植，一次次使敵人的妄想落了空。 ^[1] 

獄中第十天，敵人又一次把接連經受嚴刑拷打的麻植押出去審訊。這一次，黃玉蘭也被押到了候審室。

這是第七次審訊，也是最後的一次審訊了……

“嘩啦、嘩啦……”，麻植拖着沉重的腳鐐，兩條腿一拐一拐地走進了候審室。由於敵人的嚴刑拷打，麻植渾身已佈滿血痕，外衣也被撕拉成碎條披掛在身上，肩膀和背部裸露的傷口滲着膿血。他艱難地站立着，惟有目光炯炯依舊。當黃玉蘭看到昔日大哥哥似的麻植，短短几日，竟被折磨得不成樣子，眼淚止不住地流淌。麻植望一望四周，低聲對她説：“玉蘭，你要堅強，頭是不能向敵人低的；淚是不能向敵人流的。在敵人的法庭上，千萬不要流淚，否則會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會在法庭上，你要死口咬定是我僱來的女傭，是從梅縣鄉下來廣州掙錢過活的。這樣敵人便無可奈何了。”説着，麻植摸索着從口袋裏取出了一支橘紅色的鋼筆。遞給黃玉蘭説：“敵人是兇殘的，他們絕不會放過我，我既入囚籠，斷無生還的希望。不過，我是決不會向敵人低頭的。這支鋼筆是我多年來為黨工作的工具，也是我惟一的財產，就留給你做個紀念吧。” ^[1] 

雙手緊緊攥住這橘紅色鋼筆的黃玉蘭，用力咬住嘴唇，忍着淚水，默默地點點頭。麻植最後叮囑黃玉蘭：“以後同志們問到我，你就告訴他們，麻植沒有辜負黨的信任和期望，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開庭了。

任憑腳下鐵鐐沉重，任憑身上傷痕累累，麻值抱定了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與敵人作最後鬥爭的決心。他昂首挺立在法庭，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列舉事實，侃侃而談地宣傳中國共產黨是執行孫中山國共合作政策，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執行三民主義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模範。他嚴厲質問審訊官：“共產黨執行了孫中山的政策，推動了大革命發展，哪一樁哪一件觸犯了國法？我看，違法的是你們，背叛孫中山的也是你們！”他怒斥敵人：“你們害怕真理，背叛革命，把中國再度推向黑暗深淵，你們真是禍國殃民的反動派，到頭來成為千古罪人。” ^[1] 

1927年4月29日下午，麻植臉無懼色，英勇赴義，犧牲於紅花崗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