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鍾麟

鹿鍾麟於1884年3月12日出生在一地主家庭，鹿家為河北望族，其同宗鹿傳霖曾為清末軍機大臣。他4歲過繼給伯父為嗣，並進家塾讀書。1905年，他參加科舉末科考試未中，遂在本縣羅莊鋪村教書。1906年投新軍第六鎮當學兵。1908年，他經伯父介紹，到遼寧新民府北洋第一混成協當兵。當時，革命思想在北洋軍廣泛傳播，馮玉祥、王金銘、施從雲等青年軍官組織“武學研究會”，把學兵營做為活動重點，鹿鍾麟加入武學研究會後，逐漸接受反清革命思想。

1910年9月，鹿所部被改編為第二十鎮，他任三十九混成協八十標副官，並受到長官車震的器重。武昌起義爆發後，第二十鎮青年軍官發動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後，王金銘、施從雲遇難，馮玉祥被捕。鹿鍾麟在長官車震保護下得以倖免，並於1912年2月調任第20師第39旅第2團副營長。1915年，伍祥楨的第39旅擴編為第4混成旅，他留任副營長。

1915年，袁世凱搞洪憲帝制，派第四混成旅入川，抵抗蔡鍔的護國軍。1916年初，第四混成旅在敍府被蔡鍔、劉雲鋒部擊敗，其第二團歸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指揮，鹿鍾麟就在該團，從此，他追隨馮玉祥建功立業步步升遷。

同年6月袁世凱去世，段祺瑞勢力大增。段祺瑞罷免了馮玉祥的旅長職務，任命其部下第1團團長楊桂堂繼任旅長。此後，鹿鍾麟歷任軍械官、炮兵營長等職。1917年7月張勳實行復闢，第16混成旅的鹿鍾麟、邱斌、張之江、李鳴鐘等要求旅長楊桂堂出兵討伐張勳，楊桂堂反而到北京謁見張勳。鹿鍾麟等遂推舉薛篤弼迎請馮玉祥回該旅。馮玉祥到廊坊後率該旅全體官兵通電討伐張勳。

1918年（民國7年）8月，馮玉祥任湘西鎮守使，駐湖南省常德。鹿鍾麟任炮兵團團長、教導大隊大隊長。當時鹿鍾麟負責訓練士兵，這對此後馮玉祥軍的精鋭化起了很大作用，培養出了張自忠等優秀軍人。

1921年，馮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擴編為北洋陸軍第十一師，鹿鍾麟出任炮兵團長。1922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南苑任陸軍檢閲使，所部為一個師三個混成旅，鹿鍾麟為第二十二步兵旅旅長。 ^[2]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9月12日，馮部離京向熱河進發，但行動遲緩。鹿鍾麟所部二十二旅行軍四天才到京北密雲。10月19日，馮玉祥決心反戈一擊，命令鹿鍾麟部星夜回師，佔領北京。10月21日，鹿率部直取北京，一晝夜行軍100公里，22日下午，抵北苑與留守司令蔣鴻迂會合，並在晚上從安定門進入北京城。他和孫嶽所部一起，包圍了總統府，佔領電話局、電報局和火車站，不費一槍一彈就控制了首都。10月25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軍政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國民軍，並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924年11月3日，國民軍將駐守景山、故宮的守衞部隊繳械。11月5日，代理大總統黃郛指令派鹿鍾麟、張璧交涉清室優待條件事宜，下午4時，溥儀遷出故宮。鹿鍾麟之舉受到進步人士和全國人民的高度讚揚。年末孫中山訪問北京時，馮命鹿負責孫文的接待及警備工作。1925年3月孫文在北京去世，鹿曾幫助孫中山靈柩移奉北京西山碧雲寺。

1926年1月馮玉祥因為被指“赤化”而下野，張之江任國民軍全軍總司令，鹿鍾麟任國民軍前敵總司令（後任東路總司令）。4月段祺瑞與奉系的密約曝光，鹿急襲段祺瑞，段祺瑞失勢。同月國民軍從北京撤退到南口，鹿鍾麟、張之江和西路總司令宋哲元同直、魯、奉聯軍抗衡。8月14日他們放棄南口，撤往綏遠、包頭方向。在馮玉祥訪問蘇聯不在國內，其他北方各派均為敵人的惡劣環境中，張、鹿、宋的運籌帷幄使國民軍得以存續。

此後馮玉祥歸國，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師，馮玉祥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北伐，鹿鍾麟任總參謀長。鹿鍾麟奉馮的命令訪問蘇聯，會見斯大林，取得蘇聯援助。1927年4月歸國後，任河南省民政廳廳長兼代理省政府主席。9月，他任馮所率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第9方面軍總指揮，擊破直魯聯軍。此後他歷任右路總指揮、北路總司令，進行北伐。1928年末，鹿任國民政府軍政部常務次長，代理軍政部長。 ^[2] 

1928年7月，北伐戰爭結束，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各派勢力之間，因地盤分配問題發生矛盾。如鹿鍾麟、韓復榘兩部進軍河北驅逐東北軍出關，應是首功，不但未取得比較富庶的地盤，甚至兩軍糧餉蔣介石也分文未給。在戰後編遣會議上，北伐各集團軍各懷保存實力之謀，勾心鬥角，以致會議流產。一九二九年馮玉祥託病離開南京，到河南輝縣百泉村居住，觀察形勢發展，準備反蔣，軍政部長一職交鹿鍾麟代理。同年五月馮決心反蔣，命令所部向甘，陝腹地西撤，韓復榘、石友三兩軍以甘，陝地區瘠貧不願西進，加之蔣介石行賄拉攏，遂叛馮投蔣。蔣下令討馮，馮遂通電下野。閻錫山以共同下野出國為名，誘馮入晉，把馮軟禁於五台縣建安村，用以挾蔣自重。馮部宋哲元、孫良誠兩軍被迫退入潼關以西。

這時在南京任軍政部長的鹿鍾麟如深陷虎穴，隨時都有生命之虞，只有設法逃出南京。適西北軍將領，甘肅省主席劉鬱芬來南京謁蔣，表示擁護中央政府，實則是要糧要餉。蔣的侍從室主任賀耀祖在上海設宴招待劉鬱芬、鹿鍾麟，其實也是藉機觀察劉、鹿的動靜。午夜宴罷，鹿鍾麟即以往錢塘江觀潮為名，在西北軍前顧問日本人松室孝良幫助下，帶隨從人員潛赴黃浦江，乘上日本輪船，駛往日本。蔣介石獲悉鹿已逃走，即下令通緝。鹿鍾麟在日本稍事休息，搭輪迴到天津，避居日租界內。 ^[2] 

1929年12月間，馮玉祥密令鹿鍾麟設法來建安村。鹿喬裝商人模樣由天津經北平過大同直奔太原，再假冒閻錫山的“趙參議”名銜進入建安村。與馮會晤後，首先報告軍內反蔣失利作戰情況，宋哲元，孫良誠互相推諉戰責，將帥不睦，已成羣龍無首的狀態。馮當即委任鹿鍾麟代理總司令職務，命其立回陝西軍次，重整西北軍，準備再次東出潼關。又設計派人與蔣介石聯絡，秘密聯蔣反閻，以分化蔣，閻關係，另一方面，公開要求閻錫山送還馮玉祥，共同反蔣。商妥後，鹿迅速折返太原轉車南下，直奔黃河渡口風陵渡。這裏雖有閻錫山的設防部隊，戒備極嚴，但鹿以“趙參議”名銜得以順利渡過黃河，到達西北軍防地。

鹿鍾麟以馮的全權代表身份，按預訂計劃行事。1930年3月11日，西北軍將領由鹿鍾麟領銜，發表擁護閻錫山反蔣的通電，原西北軍叛將和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等，紛紛來電聲援討伐蔣介石，惟東北軍張學良保持沉默。當日以鹿鍾麟為前敵總指揮，傾三十萬大軍分六路進入河南，晉軍以徐永昌為前敵總指揮，總兵力二十萬投入津浦，隴海兩鐵路沿線，其他各方面軍次第編進序列。為了統一指揮各方面軍，將任命鹿鍾麟為二、三、四方面軍的前敵總指揮，徐永昌副之。蔣介石也動員陸海空近百萬之眾，分別在津浦線、隴海線、平漢線、魯西南、豫東、皖北、兩湖地區同時進兵，何應欽坐鎮武漢，蔣介石統帥徐州。雙方主要戰場在徐州以西隴海線一帶。

戰鬥開始時，雙方互有得失。當蔣軍在柳河集、歸德、馬收集等地轉危為安時，馮軍未能施行縱深突擊，鹿鍾麟命令孫連仲，孫殿英兩部在解亳州之圍後，向津浦線蚌埠挺進截斷蔣軍後方補給。但二孫強調部隊疲於奔命，亟須休整，遲遲不進，坐失戰機，陷於被動。當八月間隴海攻勢受挫，晉軍又失利，有些將領徘徊觀望自尋出路。鹿鍾麟向馮玉祥報告：吉鴻昌已投蔣，梁冠英、孫連仲也接受了蔣介石的委任狀。馮乃陷於眾叛親離的苦境。更兼張學良通電率軍入關，西北軍遂以失敗而告終。

馮玉祥原來準備由鹿鍾麟全權處理部隊的善後，蔣介石不應允，堅持要馮、鹿下台。鹿鍾麟於10月23日發出“漾電”聲明下野，來天津閒居。 ^[2] 

1931年鹿鍾麟任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委；

1932年任軍事參議院參議；

1935年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委；

1935年冬，與馮玉祥同時被蔣介石邀赴南京共商國是。其後曾來北平會晤宋哲元，力勸宋坐鎮保定，認真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

1937年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馮玉祥出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鹿鍾麟為參謀長。不久馮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鹿任該戰區司令長官和為時很短的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

1938年初，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企圖與日寇妥協搞獨立活動，不聽指揮避戰而失掉大半個山東。蔣介石在開封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屆時逮捕了韓復榘。不久蔣任命鹿鍾麟為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組織軍事法庭，會審韓復榘抗命不戰的罪行。

1938年5月，時任軍法執行總監的鹿鍾麟，在老上司馮玉祥的大力舉薦下，接受蔣介石的任命，到河北省淪陷區領導抗日戰爭。當時蔣介石委任鹿鍾麟三個頭銜：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遊擊司令、中國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6月2日國民政府免去馮治安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職務，任命鹿鍾麟、谷鍾秀、陳國樑、王承曾、李炘、張蔭梧、王德乾、丁樹本、李杏村、楊秀峯為河北省政府委員，鹿兼任主席。不久國民黨中央任鹿鍾麟為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

1938年11月28日，蔣介石決定成立冀察戰區，委鹿鍾麟為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副總司令石友三、龐炳勳。冀察戰區下轄第40軍、第69軍及河北民軍。鹿鍾麟到河北自感沒有實力，便盡力收編地方武裝，以孫良誠為遊擊總指揮，將民軍趙雲祥部及雜色武裝胡和道等部也拉了過去。

當時冀察一帶的廣大軍民，在共產黨八路軍的領導下，在敵後展開廣泛的游擊戰爭並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權。國民黨反動派在敵後有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和第九十四軍軍長朱懷冰領導地主武裝，不執行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決議，處處與人民武裝搞“磨擦”，甚至向民主武裝力量進攻。鹿鍾麟就是在此背景下就職的。這期間，鹿既不能正常地執行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又不能真正指揮張蔭梧與朱懷冰，特別是朱懷冰尤為驕橫跋扈，更兼蔣介石派遣軍統特務進入司令部工作和監視鹿的行動。

同年12月中旬，張蔭梧令王長江等部向博野進攻，王移師博野縣小店村一帶，八路軍奮起反擊，擊潰河北民軍4個團，王長江率部分隊伍起義。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就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等為爭地盤與我製造“摩擦”問題發出指示，主張河北“摩擦”的原因在於軍政不一致，鹿向八路軍搶奪政權與地區而引起的。

同年6月，八路軍120師、北上挺進支隊和冀中軍區部隊對這部分民軍發動了分割包圍並全殲之。10月24日張蔭梧被撤職，朱懷冰兼任冀察戰區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廳廳長，任命喬明禮為河北民軍總指揮。在隨後不久，晉察冀邊區針對汪精衞公開投敵和國民黨內的反共分裂活動，提出了“擁朱反汪反頑”號召。冀中第二地委響應邊區號召，領導了安平、定（縣）南、安國、博野、深澤、無極、新樂等縣聲勢浩大的“擁朱驅鹿”運動。

11月下旬，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第97軍軍長朱懷冰率部向八路軍挑釁。12月6日侵佔八路軍根據地邢台、內丘以西地區，殘殺抗日軍民，激起人民的極大義憤。

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軍從太行山東出，橫掃國民黨頑軍，一舉殲滅朱懷冰九十七軍大部。鹿鍾麟和朱懷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縣、磁縣地區，輾轉南移至河南林縣。

鹿無法聯合八路軍共同抗日，又制止不了反動武裝的破壞活動，終於在1940年憤而辭去本兼各職，回重慶歌樂山閒居。 ^[2] 

鹿鍾麟退出省外後，辭去本兼各職，回四川歌樂山閒居。

1944年任兵役部部長。

1945年5月鹿鍾麟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委，同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兵役部撤消，轉任華北宣撫使。後迴天津寓居。

1947年5月任戰略顧問委員。

1949年天津解放後協助人民政府開展街道居民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河北省委常委等職。 ^[7-8] 

1954年9月，毛澤東主席委任鹿為國防委員會委員，該年冬毛澤東主席召見之，詢問其在街道上做工作情況，稱讚其是“辦街道工作的專家”，並設宴款待。

1959年、1965年，鹿鍾麟連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1966年1月11日病逝於天津，終年82歲。鹿去世後，河北省及天津市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成立治喪委員會，由河北省副省長楊一辰任主任委員，河北省副省長楊亦周、高樹勳參與料理後事，中央人民政府派典禮局局長餘心清專程來津致祭。

1966年1月14日安葬於天津北倉革命公墓。 ^[3] 

1924年11月5日，新任京畿衞戍總司令鹿鍾麟帶領幾十名軍警進入神武門，執行“逼宮”命令。鹿鍾麟護送溥儀來到位於後海甘石橋的醇王府邸，突然執槍問溥儀：“從今以後，你是稱皇帝，還是以平民自居？如果願作普通人民，則我等軍人對你自有保護之責任，如你仍稱皇帝，那我們民國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槍斃你！”溥儀受此威懾，聲明自己願為中華民國之一分子，鹿隨與之握手為別。 ^[4] 

1959年周恩來總理號召老年人士把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傳之後代以後，鹿鍾麟積極投入撰寫文史資料的工作。他先後寫成了《灤州起義前前後後》、《馮玉祥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始末》、《孫中山北上與馮玉祥》、《一九二六年訪蘇前後的回億》、《有關兵役部的回憶》、《張學良在南京受審的回憶》等許多回憶文章，達數十萬言，提供了有關歷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3]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時，鹿鍾麟與攝政總理黃郛、北京警察總監張璧、社會名流李石曾一行四人，由北京警衞司令部乘汽車出發，帶四十軍警，直趨神武門。守衞故宮的清皇室警察，見到突如其來的國民軍，驚慌失措，還沒有回過神即被全部繳械，聽候改編。自神武門一路前行，進入故宮後直入隆宗門原軍機處舊址。不久，內務府大臣紹英和榮源來見，鹿鍾麟出示了大總統指令和修正清室優待條件，限紹英兩小時內促使溥儀接受指令，廢去帝號，遷出故宮，移交各項公私物品。兩小時之後，紹英依然拖延，鹿鍾麟以炮轟紫禁城相威脅。紹英請求再寬限二十分鐘，作出最後決定。這一次，溥儀接受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決定即日遷出故宮。16時10分，溥儀及其後、妃和親屬等離開了故宮。

鹿鍾麟、溥儀 不期而遇，喜笑顏開(2張)

鹿鍾麟在回憶錄中寫道：汽車共五輛，我乘第一輛，溥儀、紹英第二輛，溥儀後、妃和親屬及隨侍人員分乘第三、第四輛；張璧等乘第五輛，由故宮直駛醇王府(清室稱北府)。溥儀在醇王府門前下了車，這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握手接談。我説：“溥儀，今後你還稱皇帝嗎？還是以平民自居呢？”溥儀回答説：“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當然廢去帝號，願意作一箇中華民國平民。”我説：“好，你既然願當平民，我身為軍人，自有保護責任，一定要通知所屬，對你加以保護。”張璧在旁湊趣地説：“你既是一箇中華民國平民，就有當選為大總統的資格。” 到此，我們握手道別。 ^[5] 

1961年，溥儀與當年把他從紫禁城裏趕出來的馮玉祥將軍部下鹿鍾麟（左一）、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戰士熊秉坤（右一），在中新社於北京舉行的座談會上不期而遇，高興地攀肩合影。 ^[6] 

鹿鍾麟故居坐落於天津市和平區大理道18號。建於民國時期，為一座磚木結構，紅瓦坡頂，坐北朝南的英式二層樓房。該建築為高台階，圓拱形大門。院中樹木茂盛，整體佈局美觀，樸實而幽雅大方。現為居民住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