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橋

著有《未央歌》（長篇小説）、《人子》（短篇小説集）、《懺情書》（早年作品集）、《市廛居》（近期作品及評論集）等文學作品，其學術論文多以英文出版，部分譯成其他文字，曾被列入美國名人錄、世界名人錄中。2002年3月19日因直腸癌逝世於波士頓,享年84歲 ^[1]  。

長篇小説：《未央歌》

——寫於40年代中期,出版於1959年。講述西南聯大的舊事，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將之與巴金的《人間三部曲》（即《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沈從文的《長河》、無名氏的《無名書》（即《野獸·野獸·野獸》、《海豔》和《金色的蛇夜》）並稱為抗日戰爭和戰後期間長篇小説的“四大巨峯”。

1967年，《未央歌》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一時風靡校園，學子爭相購閲，洛陽紙貴；1988年，台灣著名校園歌手黃舒駿創作同名歌曲《未央歌》，隨之傳唱海峽兩岸；著名導演李安執導《色，戒》，《未央歌》被指定為演員閲讀書。《未央歌》以抗戰時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和昆明的風光為小説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羣天真年輕的大學生，伍寶笙、餘孟勤、藺燕梅、童孝賢……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裏，在平靜純潔的象牙塔內，他們彼此引為至友、畏友，有愛有怨、有笑有淚，並交織發展出一段屬於青春和校園的愛情故事。書中關於友誼的描述、愛情的鋪陳，以及對校園精神的探討，表現了一代年輕學子對真善美的追求與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 在小説流傳將近半個世紀，在台灣暢銷四十餘年之際，輾轉回到故事的故鄉，2008年1月，由黃山書社出版，算作一次真正的遲到。

吳訥孫，筆名鹿橋，英文名Nelson Ikon Wu (Ikon是他的小名音譯)。是位左手寫詩篇右手寫論文的作家及學者，集理智研究與感性創作於一身。在西方藝文界，他是位知名的中國藝術史教授，名列美國名人錄、世界名人錄。 曾得過傅爾布萊特和古根漢獎金的研究講座學者榮譽（Fulbright and Guggenheim Fellow），榮獲愛德華·莫林可德優異校教授頭銜，並以傑出特級終身教授頭銜退休。一九九八年，華盛頓大學與聖路易美術館聯合成立“吳訥孫學術講座”以表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在華人文壇，他則是位以《未央歌》、《人子》等暢銷書知名於世的作家。許多人認為《未央歌》的人物、情節脱離現實，然而《未央歌》裏純真善良，樂觀自信，認為什麼事都不難的人物對吳訥孫而言並非虛構。細品他的一生，吳訥孫本人活脱脱就是個從《未央歌》裏走出來的角色。

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吳訥孫出生於元明清故都，文化重鎮的北平。早一個月，北平學生因抗議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決定把一次大戰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而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因而掀起了五四運動。許多知識分子大力提倡新文化運動，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西方的多種政治哲學，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也紛紛在中國的知識界傳播，是中國出現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這年十月，孫中山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上，這是波濤洶湧的一年 ^[2]  。

吳訥孫祖籍福建福州（閩侯）。吳家為福州仕宦世族，詩禮傳家，文風鼎盛，從乾隆至光緒百餘年間出了十一位舉人，三位進士。吳訥孫祖父吳弼昌（號訥瓶）為光緒乙丑科舉人（一八八九），曾任山東濰縣縣令，訥孫之名即由祖父名號而來——訥瓶之孫。父吳藹宸行三，舊體詩做得很好。北京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精通外文。雖然學的是礦科，但是身處動盪時局，未能學以致用，幾番被政府派去辦外交。一九三零年代末期曾派駐布拉哥，海參崴等地為總領事，一九六五年八月在北京逝世。吳藹宸生了子女九人，但只有三男三女長大成人。訥孫行二，兄威孫，弟哲孫，二姐為畫家吳詠香。

一如傳統簪纓門第，吳家重視子弟教育，從小請了名師宿儒來家塾教孩子中國古籍。父母家教亦甚嚴，吃飯時要求碗裏一粒米都不剩（《市廛居》P.142），因此雖然身處新舊交替，西風東漸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時代，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吳訥孫薰陶出他根柢深厚的人文素養及傳統農家節儉情操。雖説自廿六歲赴美讀書起在美國住了50餘年，他一直保有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情操與習性。

一九二六年吳訥孫六歲時，隨母親去福州老家省親，由於在北方講的是官話（國語），福州老家人的話他一概聽不懂。在那呆了幾個月，北伐的革命軍逼近福州。當時，他的祖父剛去世，而父親早兩年出任外交部駐湖北交涉員，釐定章制接收漢口俄租界，併兼任特區管理局第一任局長，當時在湖北做事。於是祖母和全家上下討論後商定，家中的命根子，訥孫三兄弟都由一位家塾老師帶回鄉下暫避。在鄉下，孩子們都被美麗的鄉土風情所吸引，成天在鄉間嬉戲。這年十二月革命軍來到了鄉間，村人開歡迎會，這是吳訥孫第一次見到青天白日旗（《市廛居》P.231）。

沒多久，父親來信要全家到天津去。船經過了山東煙台，水手們迅速的把青天白日旗換成了五色旗，原來在北洋政府轄地看見青天白日旗會開炮的。一路的海水沒有大風波，人世上倒是有一場巨浪狂濤。雖説南北交戰卻不礙民間交往，回憶這件事時他説：“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政權甚至無力可以使國家分化，人們的理想就是彼此認同與和平的，帝力與我何有哉”。（《市廛居》P.233）吳自小就有“朋而不黨，更不吞聲哭”的觀念氣度，對於政黨更沒什麼好印象。一九四四年吳考取自費留學後，去重慶接受出國前訓練。他是三十一期中央訓練班第六中隊的隊長。受訓時隊職官要求學員們入黨，只有三個人不肯，其中一個就是吳訥孫。

到天津後，吳訥孫隨即去了漢口，但沒住多久又回到天津。一九二七年他在天津上學，一九三零年在天津公學跳級念初一，三一年時轉學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三六年畢業，是這一屆最年輕的學生，他得到了獎學金，報送燕京大學。

中國傳統教育觀念並不在培養專業技術人士，而是在進德修業造就人格。讀書人的胸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西方教育思想傳入後，西方的專才教育才讓中國人有了學什麼專什麼的觀念。吳訥孫小時候大家對教育的觀念還是很中國，很傳統的，他就在這樣的看法中成長。終其一生，這個基調始終未改。他當了一輩子教授，始終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通才，而不是技術人員。他對子女、學生、青年朋友的期許也是要跳出這個學什麼專什麼的窠臼才好，如此才能做人。

吳訥孫少年時代，參加過李抱忱指揮的合唱團，唱過太和殿前千人大合唱。沒想十幾年後在李抱忱新港居所結識了李的表妹，也是他日後的妻子薛慕蓮。就讀天津公學時，有一位鄭菊如老先生教他中國古籍，上課之外常跟他説古道今。上南開中學時，吳訥孫從葉石甫及孟至蓀兩位國文老師身上受益良多。當時的吳訥孫也不真的是循規蹈矩，一心向學的學。常常被主任傳去談話。他不記得犯過什麼大錯要去受申斥，也不記得談了些什麼，只記得先生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背後牆上掛着一個立軸，軸上寫着李白的《秋下荊門》及蘇軾的《詠郭熙秋山平遠二首》。吳站在桌子旁邊，先生説話時間多，吳應對的時間少，注意力集中在思索在這兩首詩的含意。（《未巳集——南開中學一九三六班師生文集之三》P.27）

許多人認為吳訥孫自幼由家塾老師開蒙學習中國古籍，從小就對文學有興趣。但據他自己描述，“十二歲插班上南開初中二年級，那時好動貪玩，第一次離家住校，唸書成了次要的事，生活才是真經驗。一學年下來，上下兩學期各有三門不及格。南開規矩是若上下學期不及格是三門同樣的功課，或是兩學期六門不及格的功課中有國文，英文，算學各一門就要刷出去。（我）這三門有兩門不及格，上下學期不及格的科目又不同，於是得以補考升級。（我）並不是從小就喜歡文學。”（《未巳集》P.28）

吳訥孫的文學創作經驗，恐怕萌芽於寫日記。他的教育，日記經驗佔有很重要的成分。他自小寫日記，多年來從未停歇。寫日記讓他練習觀察、分析、記實、也提高了他的創作能力。他認為日記不是記事而已，大事自有存檔，他用日記訓練思想方法及分析人情。（《市廛居》P.006）初中時已寫了十幾本，高中畢業徒步旅行南下時，把日記和一些物品寄存在天津的朋友家中。後來由於抗戰的烽火，他沒再回去，這些日記都散失了。（《市廛居》P.005）

南開中學畢業那年，吳訥孫十七歲，得獎學金報送燕京大學。這時他嚮往在西伯利亞任國民政府駐布拉哥總領事的父親請示，想要休學一年，徒步旅行看看都市以外的中國。（《市廛居》P.256）吳念中學時“南開少年團”經常外出郊遊踏青。畢業那年春假曾遠赴泰山，曲阜和鄒縣。但隻身徒步旅行，還是從未有過的行為。吳訥孫會興起這個念頭，主要是被他親身經理的一件事震嚇到了。

當時吳家叫了工人修屋子，吳訥孫一人在他的書房裏讀書。中午時分女僕對他説：“少爺你去吃飯吧！這兒有我呢。”吳訥孫一時也未多想就離開了，過一會他才突然意識到女僕是在那兒幫他看着工人，不讓他有機會偷東西。日後談起這事時，吳訥孫仍很難過的説：“同樣都是來自農村的勞動者，只因為女僕在我家，她就可以去懷疑另一個勞動者的清白，怎能這樣呢？”這事讓他驚覺到販夫走卒的世界竟然與他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差距。所以他想旅行中國，用一年的時間，徒步看祖國山河，經歷一下各地風俗，並親身體驗農村農民生活。

由於書信往來甚慢，他只好先進燕京生物系等待來信。十月間父親回信許可了他這一請求，但要求一定要有同伴。於是，吳訥孫收拾起行裝與南開好友陸智周（後來在西南聯大也是同學，《未央歌》裏的朱石樵的原型。在此前他們已經同在安徽、浙江一帶走過一千五百多里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自天津出發，沿津浦路南下，一人背了一個揹包。一九三七年六月因陸智周要去北方投考大學，兩人在徽州分道。陸智周東行去杭州，吳訥孫去祁門及景德鎮。（《市廛居》P.256）當他走到南京時，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平津的幾所大學遷移至長沙，吳訥孫也中止了他的旅行，進入位於長沙的國立第一臨時大學。

在當時徒步旅行決不是件遊山玩水般的賞心樂事。好幾次因為走過的地方，在國軍剿匪戰爭之後，貧苦特甚，有時要一日夜不停才能夠走出一個沒有人煙的地帶。身上需隨時攜帶乾糧，有時預先把信寫好帶在身上，若真遇到不幸，只希望有善心人士代他發那最後一封家信。（《市廛居》P.150）至於盤纏，則是由家裏依旅行路線分次將錢匯至前頭的城市，等吳訥孫到了再去領取。出外靠朋友，沿途遇到年長的人，吳訥孫滿口大爺大叔，一路都有人幫他。那八個月，大江南北他走了大約一萬五千華里（約七千五百公里）。

吳訥孫自己認為，由於這一番看山野農村的經歷，使他了解了當時的社會，“體驗到中國和中華文化，對他後來升學、讀書以及對世界前途的思索有着極大的影響。”（《市廛居》P.295）。吳生長及求學過程都在都市裏，對於中國農村及農民，他始終充滿了温情及敬意。但究其一生的農家經歷，主要就是這趟旅行。曾有人問他：“中國文盲佔了百分之八十五，怎麼現代化？”他的回答是，中國識字不識字的人算在一起，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有教養。而且識字的人並不見得比不識字的老太婆、苦力、農夫有教養。（《市廛居》P.47）談到文化遺產，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把人世與自然視為一體的人生觀，在青年一代若因為西化、工商業、政治法律而被拋棄了，還來得及在農村中、老農夫、老農婦的行止中找回來。（《市廛居》P.45）這些觀察與期許，恐多是來自這趟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