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之議

西漢初期，政府奉行“行仁義、無為而治”，雖然對商人有歧視性政策 ^[2]  ，卻對工商業很少干預 ^[3-4]  ，因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貨幣經濟也很發達。 ^[5]  至文景兩朝，人民富裕，國家安定。 ^[6]  武帝即位後，外有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內有建立大一統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謀劃藉助祖輩基業徹底解決帝國的長治久安問題。 ^[7]  大興功業必然帶來財政的吃緊，因而至武帝中期，國家開始對經濟採取干預政策。 ^[8] 

元朔年間，武帝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 ^[9]  ；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 ^[10]  元狩六年（前117年），為應對財政危機，武帝任命孔僅和東郭咸陽為大農丞，實施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並徹底壟斷鐵的專營。 ^[11-12]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代理大農令，天漢元年（前100年）升為大司農。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13-14] 

由於武帝獨奉行“有為”，對外征伐不斷，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 ^[15-16]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 ^[17]  同時，武帝時期施行的經濟政策，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卻使一部分財富逐步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農民的負擔愈來愈重。 ^[18]  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户口減半”，民眾多次起義。 ^[8] 

徵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輪台罪己詔》，指出“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恢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 ^[19]  這預示着經濟干預政策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朝着減少干預放松管制的方向發展。 ^[20]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詔近臣託孤，加封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輔佐幼主。昭帝即位後，有兩種不同的政策並行：一是以霍光為首，主張推舉賢良、詢問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為首，堅持再開屯田、增強國力，所謂“富國強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質相反，而且淵源極深，前者為武帝末年政策的繼續，其意合於標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後者則是武帝中期的積極政策，以增強國家權力為優先考慮，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8] 

武帝去世後，桑弘羊的理財政策並未隨之廢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營政策，由於國家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地主官僚、貴族和商賈，都對這些政策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和抵制。霍光掌權後，為了緩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主張對國家壟斷的工商業稍微放鬆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則堅決主張嚴管，二人的經濟理念出現明顯分歧。 ^[21]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長公主與霍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為子弟謀官也屢屢被霍光拒絕。 ^[22]  於是，這幾股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試圖推翻霍光的輔臣地位。為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行、進一步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開始醖釀鹽鐵會議，以使人們認識到這些理財措施的弊端和缺陷，並進一步從政治上打擊桑弘羊，為壓制桑弘羊提供社會輿論的支持。 ^[23]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霍光采納 ^[24]  ，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25]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所選拔出的人才），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會議在京師隆重召開。 ^[26-27]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歷時五個多月。 ^[28] 

政府官員：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

民間人士：賢良、文學，即“賢良方正”，共六十餘人。賢良是已經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們都不是國家的官吏，而屬於民間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魯國萬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賢良文學也是經過一定挑選的，並不是每個郡平均出人。 ^[29] 

中間方：丞相田千秋，他發言不多，只是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講一些折中調解的話。 ^[30] 

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31]  在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對鹽鐵官營等財政措施進行了全盤否定，並進而攻擊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政策；作為這些財政措施的經辦人，桑弘羊堅決捍衞漢武帝的內外政策，不僅就鹽鐵等政策的存廢與賢良文學展開了激烈論辯，而且充分肯定了諸如抗擊匈奴、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抑摧豪強和農商並舉政策的作用。此外，還涉及農業的基本政策，對社會現狀的估計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與今的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已成為漢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會議。 ^[32] 

賢良文學全盤否定官營政策，指責鹽鐵官營、均輸、酒榷等“與民爭利”，並導致民風敗化，把鹽鐵等官營視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張讓農民從事本業（農業），抑制末業（商業），即重農抑商。其本質則是抑制官商，即反對官營。他們認為鹽鐵官營之後，只注重產量，質量差，價格高，生產的農具多大而不適用；同時還存在不準挑選、購買不便、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 ^[33-36]  均輸法推行後，均輸官徵收當地沒有的物品，採取欺詐手段，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給農民造成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 ^[37-38]  平準法 ^[53]  的施行，導致物價上漲，出現營私舞弊、官商勾結甚至囤積居奇的現象。 ^[39] 

桑弘羊承認鹽鐵等官營事業，由於一些地方官不按國家規定的辦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駁了賢良文學們全盤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平準，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且可濟民救災，有益於農民。如果政府不實施官營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農民的賦税，反而更會加重農民的負擔。 ^[40-44] 

對匈奴的政策上，賢良文學反對向匈奴用武力，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他們認為，匈奴遠處漠北，對其侵擾活動，主要應用德化，多給他們點財物，與他們和親，搞好雙方的關係。他們認為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幾個好事之臣，故意誇大敵情，欺騙了漢武帝，挑起了戰禍。這幾次戰爭沒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漢國勢的衰弱，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桑弘羊則主戰，堅決反對和親。他認為匈奴反覆無信，屢次破壞和親，侵擾邊境，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強調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是成功的，擊敗了匈奴的大軍，保衞了國家邊境的安寧，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將會流傳千古。 ^[45] 

對西漢獨尊儒術後的統治政策，漢宣帝做過一個經典概括：“霸王道雜之”，具體做法就是德刑並用，理論淵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結合，以儒學為主題，法家思想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吸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等的思想。武帝獨尊儒術後，為了達到恩威並用雙管齊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雜之”的政策。 ^[46] 

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説，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特別是漢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張湯、王温舒等人，連法律也不顧，隨意諂害無辜的羣眾，動不動就一人犯罪，株連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動亂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學説作為指導思想，主張法治，堅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別推崇嚴刑峻法的作用。他認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勵行法治，讓他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針對賢良文學對一些酷吏的指責，他認為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對犯法者雷厲風行地加以處決，毫不手軟，所以在他們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績。 ^[8] 

關於重義與重利導向的爭論關係着對經濟活動如何引導，決定着統治者的策略取向。賢良文學以儒家為旗幟，主張人性善良，不能只講利，還必須有義的約束。堅持崇尚仁義才是真正的治國之本。 ^[47]  桑弘羊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主張重利輕義，認為人性自私，趨利避害，重利是加強中央集權、抗擊匈奴和賑濟災荒的需要，並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 ^[45] 

會議結束後，朝廷僅僅罷去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其他各項政策仍維持不變。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藉助賢良文學，應得了比較廣泛的輿論支持，經濟上也使得官營政策有所收縮。 ^[45] 

會議爭論雙方的觀點對昭宣時期漢王朝的統治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主流上看，大權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輪台罪己詔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與民休息”的措施，將公田與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税、徭役，降低鹽價，與匈奴保持友好關係，對昭帝、宣帝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措施符合賢良文學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國”的意見。賢良文學也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成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躍的力量。 ^[48] 

鹽鐵之議的徵兆參與人員之廣泛、會議中討論的自由度之高，都是漢代歷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鹽鐵會議的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漢武帝輪台詔以前各項政策，並希望繼續推行這一政策：而賢良文學則代表了否定漢武帝輪台詔以前的各項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價和修改。

賢良文學畢竟來自基層，他們雖然並不瞭解農民的疾苦，但是卻知道一些漢武帝時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給民間造成的危害，所以他們的意見也反映了羣眾的一些呼聲。這些也正是漢武帝發佈輪台詔的原因。從桑弘羊來説，他一直在漢武帝身邊，是漢武帝執行的財經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他對這些政策給封建國家帶來的好處有深切體會，但對它給人民造成的危害，卻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漢武帝發佈輪台詔之後，仍然不認識過去政策在社會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堅持漢武帝過去的方針，這是他思想落後於形勢的表現。

霍光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顯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見，從他當政之後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漢武帝輪台詔的精神進行的，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見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贊同賢良文學全面否定漢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沒有接受賢良文學要求全部罷除鹽鐵、均輸等官營事業的建議，而只是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他也沒有采納賢良文學主張對匈奴實行感化政策，放棄防禦和抵抗，而仍然加強了邊防建設。但是，霍光通過這次會議，利用賢良文學的激進情緒，批評和打擊了自己的政治對手。所以，這次會議從政治上來説，是有利於霍光而不利於桑弘羊的。會議結束之後，給參加會議的賢良文學一個列大夫的官爵，就説明了霍光對他們的優待。 ^[49] 

班固在《漢書》中評價鹽鐵之議説：始元中葉，朝廷徵召賢良、文學，問以治亂之道，賢良文學都認為應該罷除鹽、鐵和酒的專營，重農抑商，阻止商人與民爭利，然後才能教化天下；桑弘羊卻認為這些措施是安定國家、穩定邊境的國家大業，不可廢除。雙方在會議上爭相詰難，議論頗為壯觀。 ^[50-51] 

宣帝時，桓寬根據會議記錄整理為《鹽鐵論》，在序中他評論了與會人員的表現。他認為賢良文學英才輩出，暢談六藝風化、治國之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中山人劉子推論王道、矯正當世過失，博學而文質彬彬；九江人祝生抒發憤懣、譏刺公卿，耿介而不畏強權。桓寬不贊成桑弘羊的觀點，認為他執掌權柄，不效法先古，卻崇尚爭權謀利的策略，處非其位、行非其道；但對桑弘羊的與會表現卻加以肯定，認為桑弘羊之術雖非正法，飽學之士卻難以辯倒。同時，他還對丞相田千秋的明哲保身策略提出質疑，認為田千秋身為輔政大臣卻緘默不言政事，雖全身而退卻不值得稱讚；對與會的下屬官吏，桓寬批評他們不能輔佐主上，只懂得阿諛奉承，不值一提。 ^[52]